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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八集《伊朗杂记》中，我主要是通过自己在伊朗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思考以尽量多地介绍伊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情况，并顺便提及了不少当年在伊朗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和事，有些还做了专门的介绍。比如，胡家博先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先生、中国治淮委员会副主任谭福甲先生和中国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以及我当年的助手，即后来中海油伊朗公司总经理谭国保先生等。其实还有很多在伊朗期间与我交往较多且值得一写的朋友没有来得及介绍给大家。这一集就重点介绍他们吧。
胡家博先生与作者在伊朗能源部某部门签署一个水坝设计咨询合同，桌子左侧是伊方代表在签字（人不在照片上），正面那位是伊朗能源部某官员，摄于1991年春，德黑兰 我在《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中说过，那年我去伊朗，半夜开车到德黑兰机场接我的是一位名叫王超的年轻人。他当时是我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参赞处二秘。可以说，王超是我落地伊朗后见到的第一位中国人，甚感亲切。以后交往也很多，直到如今，我们也都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年轻时的王超个子高高的，帅气而潇洒，人很聪明能干，但为人却谦虚而真诚。由于伊朗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当年在伊朗开展经贸工作不仅要遵循当地法律和国际规则，政策性还很强，工作的复杂性亦非在一般国家可比。王超先生对这方面研究颇深。 比如，我去伊朗不久，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朗的石油美元开始增多。伊方支付我公司的项目款也从原来的石油支付改为国际通行的美元支付。为此，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还特地派人到伊朗来与伊方协商此事如何解决。我驻伊经济处和商务处则负责配合。王超先生对这方面研究较多。为此，我在就石油支付转为美元支付问题上与项目业主伊朗能源部交涉时，王超也多次陪着我一起去，给我的工作支持很大。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王超还喜欢研究实际工作问题，而且研究能力很强。我曾仔细阅读过他当时所写的一篇论述促进中国和伊朗商贸关系发展的工作研究报告手稿，厚厚数十页，里面侧重分析了伊朗市场开放的动因、投资环境改善的趋向以及当时国际环境和伊朗的新经济政策对中伊经贸关系的影响等，有理有据，逻辑缜密，文笔甚佳，工作实用性的确很强。读后受益匪浅。之后，我在向来访的国内代表团介绍如何在伊朗承接技术咨询类项目也时常引用他那份研究报告的数据和观点。
王超、赵立萍夫妇与作者，摄于1990年夏，德黑兰 还有一事也值得一说，王超先生大约是1991年秋天与夫人赵立萍女士一起回国述职的。囿于飞机行李限重，他们回国时除了随身衣物，什么土特产也没带，只带了他在伊朗购买的一整套三十二卷1985年版的英文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整整装了好几个纸箱子。这套全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价格不菲（因是原装进口图书，当时即便在伊朗这套书估计至少要一千多美元，而国内那时却根本买不到——作者注），是他们夫妻俩用在伊朗期间节省下来的国外津贴购买的。要知道那时外交官国外津贴很少，每月也就一两百美元。 还有，那些年人们回国时一般都是用节省下的外汇以及所谓出国人员指标到国内各大城市设立的出国人员服务公司购买电视机、电冰箱或音响等家用电器，以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王超夫妇却没这么做，而是倾其几乎所有外汇津贴从国外买一套图书带回国。此举在当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真让人惊讶。 王超夫妇离开德黑兰回国的前一天，我去驻伊经济参赞处，看到他们在宿舍里打包这套图书时，心下很是感慨：眼前这位年轻的王超先生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历史上很多大学者，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和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等，据我所知，都是在年轻时阅读这套大英百科全书得以增长知识，厚积而薄发的。 所以，后来一些年每当得知他荣膺高职时我都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德黑兰分手后没几年，上世纪末吧，当时已在深圳工作的我到北京出差，才发现王超先生已升任国家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了。那年他还不到40岁。后来，王先生的仕途一直很好。他先在商务部部长助理位置上干了三年，2010年7月升任国家商务部副部长，2014年初改任外交部分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2019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党组书记、会长。不过，就在今年3月13日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上，王超先生又任大会发言人并当选为是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带有骆驼骨和铜镶嵌木框的伊朗细密画《打马球》，王超夫妇1991年离伊回国时所赠，现在还挂在深圳家中。 说了王超，我还想说一下另一位外交官朋友——路长金先生。2015年《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前，我有幸请到了两个人给此书作序。一位是当时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曾数次获得世界棋王赛冠军、令人尊敬的俞斌九段，另一位则是当时刚从我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职位上退下来的路长金先生。 路长金先生是一位伊朗通，记得他说过他在伊朗前后待了约19年.真让人惊讶！路先生瘦高个，皮肤呈健康的麦麸色，波斯语水平很高。我在伊朗期间，路先生是我国驻伊朗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一秘（当年因国内对外贸易与对外经济合作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我国驻外使馆经贸工作还分设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参赞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国家商务部成立才两处合并设立了经济商务参赞处——作者注），精通中伊两国经济贸易事务，并在各国驻德黑兰外交机构中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 我那时在伊朗主要搞工程承包，承接工程项目，很少做纯粹的货物贸易，与王超先生所在的经济参赞处打交道比较多，但因经常有与项目配套的有关工程和生产设备需要运入伊朗，得办理相关报关事宜，与路先生还是经常打交道。他给我工作上的帮助也不少，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 路长金先生也喜欢下围棋，而且水平尚可，当年估计有业余初段水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就算不错的了。有意思的是，他和我虽然没有下过棋（也不知什么原因？），但却清楚地知道我的围棋水平还可以。当年我能够参加中日韩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就是他向那次比赛的创办方——日本驻伊朗大使馆官员推荐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仅如此，他在推荐时还特意说我是中国在伊朗围棋第一高手。路先生的这一推荐对于我能否参加那次比赛至关重要。 当年在伊朗投资各种项目的日本和韩国公司很多，常驻伊朗的人也很多，其中许多人都会下围棋，两国驻伊朗大使馆也有不少外交官喜欢下围棋并经常博弈，互有胜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国际棋坛也很热闹，中日韩三国的围棋霸主之争刚刚开始。比如，一年一届的富士通杯举办了四届，应氏杯则办了一届，韩国的东洋证券杯正拟国际化。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尤其是武宫正树的宇宙流棋艺和威望均如日中天。后者还连获两届富士通杯冠军并蝉联三届亚洲杯冠军，而韩国的燕子曹薰铉则打败了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大显神威的聂卫平而获得了国际比赛围棋奖金额最高的第一届应氏杯冠军。 三国职业棋手在争夺世界冠军，日韩两国围棋爱好者也因此谁也不服气谁，都认为自己国家的围棋水平最高。这种争胜情绪显然也影响到了日本和韩国驻伊朗的外交和商务人员。为此，日韩两国驻伊外交官就开始策划一场比较正规的业余围棋比赛，想看看在伊朗的外国人中到底是日本人围棋厉害还是韩国人过劲。 这时，路长金先生在一个外交场合得知这事，于是就对日本主办方说了上面那句话并将我在德黑兰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们，意思是：邀请还是不邀请，你们看着办吧。 “中国在伊朗围棋第一高手”？这句话似乎给了日本人一个突然的提醒甚至刺激：别忘了还有中国人哩！没有中国人参加的国际围棋比赛，不管是我们日本人还是他们韩国人拿了冠军，其国际成色好像也不怎样吧？ 我就是在这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某日突然接到了来自日本驻伊朗大使馆一位外交官的一个电话，说是诚挚邀请我参加下个周末在德黑兰某地（即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YK驻德黑兰代表濑户先生家，《我在伊朗下围棋》书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望务必参加。另请我再推荐一名围棋水平高的中国人也一起参加是次比赛（于是我推荐了吴仲谋先生）。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经过一个多月周末的鏖战，我居然最终幸运地获得了冠军（第二年的第二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也是我蝉联——作者注）。 这一夺冠过程很有故事性。日本和韩国共有十一名业余3段以上棋手参赛，加上我和我推荐的吴仲谋先生，总共十三名棋手参赛，水平都挺高。其中多是业余4段或5段，还有一名韩国棋手是业余6段，叫金镇宇，是韩国大宇建设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据说曾获得过某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 经过大约4-5个周末的下午至晚上的紧张比赛，我虽然也输了一局（输给了一位日本业余3段，记忆中是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社长春名和雄先生——作者注），但最后算小分，还是由我幸运地获得了那届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和商务人员首届围棋赛事的第一名，吴仲谋先生则获得了第六名。 （《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以及我于2018年发布的公众号连载文章《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第1集-第26集）对此比赛经过有着非常详尽的介绍和描述，因那本书各书店早已售罄且迄今没有再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关注《史啸虎杂谈》公众号后前翻寻找以前连载的文章或上网检索阅读——作者注） 我说自己很幸运，是因为那次围棋比赛设定了一个参赛条件，即只有业余3段或以上业余段位棋手方可参赛。而我却没有任何业余段位（中国大陆好像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推行业余段位制度的——作者注），只是一名围棋爱好者，如果按照那次比赛的限制条件，我是没有资格参加那个比赛的。然而，可能正是靠了路长金先生那句“中国在伊朗围棋第一高手”的话，我这个无段围棋爱好者才享受了豁免权被特邀参赛并最终获得了冠军。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参赛是路长金极力推荐的结果（当年接到邀请参赛电话时我只是感到奇怪和疑惑：我的围棋水平已经高到连在伊朗的日本和韩国人都知道的程度了吗？）这事儿我是在二十多年后撰写《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并请路先生写序时才得知的。 路长金先生上世纪末就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时，中伊两国贸易额仅十几亿美元，而到了路先生辞任退休的2012年，中国与伊朗之间的贸易额一下子猛增到360亿美元！
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路长金（前排左四戴墨镜者）出席中石化伊朗卡山油田阿郎1号井开钻仪式，摄于2003年 现在大家知道的德黑兰地铁、奇瑞汽车以及建造5条30万吨超大型油轮等卓有成效的经济合作项目都是在路先生任期内上马实行的，尤其是后者值得一说。 上世纪末，路先生就任驻伊朗使馆经商处参赞伊始，就遇到伊朗拟就建造5条超大型油轮（VLCC，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进行国际招标。当年国际上的超大型油轮建造市场均由日本与韩国垄断，技术好，质量高，当然价格也不低，而中国在这方面的业绩还是零。好在中国大连造船新厂几年前便建成了30万吨船坞，建造了不少10来万吨的巨型船舶，也具备了建造VLCC的基本条件，于是也参加了伊朗这一项目的国际招标。 为了协助大连新船重工拿下这5条巨轮项目，那段时间路先生在这个项目的对外商务洽谈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有时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8月，中方与伊朗方面终于签订了建造这5条超大型油轮的合同，总合同金额达3.7亿美元，不仅打破了日本、韩国在巨型邮轮建造领域的垄断，也实现了中国超大型油轮建造史上“零”的突破。 《伊朗杂记》第四集中提及的谭国保先生所在的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以及中国石油总公司本世纪初在伊朗先后承接的南帕斯超大型气田开发项目和阿扎德甘超大型油田开发项目等，也都是在路长金先生任驻伊经商处参赞期间签署承接的。可以说，路先生为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值得记述的。
路长金先生（右）和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副武官蔡勇先生（左）与作者合影，摄于1991年秋。蔡勇先生曾先后任联合国驻柬埔寨、伊拉克和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驻英国大使馆国防武官，2007年升任少将。 其实，那次获得德黑兰围棋冠军我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公司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组的一位工程师，也是获得那次赛事第六名的吴仲谋先生。 我青少年时代就喜欢并自学下围棋，棋力原还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作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围棋冠军曾在上海虹口区一次围棋赛上进过前几名，后在广州工作时，我得到过容坚行先生和黄妙玲女士等职业高手指点，1987年还获得过安徽省科委系统围棋冠军。但后来因工作较忙我已有几年没有摸过围棋，棋力下降在所难免。 我1990年春刚到德黑兰时，与项目组的若干喜欢围棋的工程师也多次下过，因对手水平较低，下的都是让子卫生棋。消遣娱乐没问题，可那种棋下多了，不仅无补于恢复或提高自己的棋力，还可能养成一些下随手棋的坏习惯。坦诚地说，如果前述的那个德黑兰中日韩三国围棋赛提前于1990年而不是第二年秋天举办，我估计自己会输得一塌糊涂，遑论冠军了。幸运的是，正在这时吴仲谋先生作为我公司项目组成员来到德黑兰了。 吴仲谋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五届大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清华大学第一批毕业的工学博士，去伊朗前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工作（《我在伊朗下围棋》书中误以为中国科学院，特此纠正——作者注），曾获得过该院某届围棋比赛的亚军。吴博士个子中等，头很大，为人和善，却嗜好围棋，而且属于长考派。有时等他落一个子甚至要等上一二十分钟！ 我和吴博士的首盘棋是在我的住处下的。那盘棋在几位爱好围棋的项目组工程师围观之下从周末下午5时居然一直下到第二天凌晨2时，其间还遭遇了当时德黑兰经常发生的停电。那天夜里我们在波斯铜制立架上十来根蜡烛闪烁的烛光中下完了这盘棋。那也是我首次品尝到对手下棋长考的滋味，心中的烦躁难以排解，但不管怎么说，结果是我输了。 这是我在德黑兰第一次输棋，也是给我的一个警告：那种纯属消遣娱乐的让子卫生棋不能再下了。后来一段时间，我与吴仲谋先生经常对弈，互有胜负，但随着棋力的恢复及对吴先生棋路的熟悉，我赢得盘数也越来越多。与吴仲谋先生的对弈磨练了我的耐心，也逐步让自己恢复了喜欢于关键时候沉下心来进行棋势判断并计算棋子效率的习惯。这为后来参加德黑兰中日韩三国围棋赛并最终连获冠军打下了基础。 吴仲谋先生在我推荐下也参加了是次比赛并获得了第六名。离开伊朗后我与吴先生也失去联系了。不过从网络上查询，吴仲谋先生后来似乎又调回了清华大学。
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现场，前左为韩国业余围棋6段金镇宇先生，前右为作者，作者后戴眼镜者为吴仲谋先生，余皆日韩参赛棋手，摄于1991年秋 说到我在伊朗下围棋，除了吴仲谋先生之外，还有另一个吴先生需要介绍，因为是他让我认识并领教了何谓韩流围棋，即以实战获利为出发点，不拘一格全力争胜负的一种围棋竞技方式，换言之，也叫好战棋风。当年风靡世界的韩国围棋高手燕子曹薰铉和野草徐奉洙的棋风就颇有这么一种从不墨守成规、总是于对手不意之处寻机战斗的特色。这位吴先生是韩国人，叫吴敏焕，韩国棋院业余2段。 那是1990年冬天的一个周六傍晚，吴敏焕先生经一位台湾朋友介绍找上门来找我下棋，还带了一瓶在伊朗很难见到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做见面礼。 印象中的那盘棋几乎没有布局，序盘起就开始乱战。吴先生似乎特喜欢断子战斗，就这一点看似乎像一个不懂定式的初学者，但那些棋落到棋盘上看似无理，而我冥思苦想对策却又占不到便宜，很难对付。因对这种贴身战法没有心理准备，总是处处被动，我似乎不是在下棋，而是在不断应付棋盘上出现的新变化。那盘棋我一直处于下风，有点狼狈，好在最后收官时吴先生出现了一个疏忽侥幸被我抓住，我才艰难地赢下了那盘自己一直认为要输的棋。 吴敏焕先生后来又与我下了几盘棋，但可能因段位较低未能参加第二年秋举办的那个中日韩三国围棋赛，很是遗憾。但他在与我对弈中展现出来的那种不拘定式去追求战斗的棋风让我对什么叫“韩流”有了切身体会。而这些对弈经验对我后来在德黑兰中日韩三国围棋赛上接连战胜同样好战的韩国业余4段或5段棋手很有帮助。 印象中的吴先生约30多岁，也是瘦高个，皮肤黝黑，很精干的样子，为人豪爽热情，当年是一家韩国株式会社董事总经理，主要做纺织纤维和服装生意。听他说，他们公司与伊朗的贸易做得不错，他到德黑兰来是与伊方合作伙伴商量在德黑兰兴办一家合资企业，生产化纤服装以打开伊朗市场，而且成功在即。 一次对弈后他告诉我，他将为此事回韩国一趟。但不知为何，后来我与吴先生就失去了联系：他在德黑兰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1993年我回国后，还按他留下的号码给他在汉城的公司打过电话，可惜也没有打通。此文这一段回忆也算是我对老朋友的一种怀念了。 在伊朗期间值得回忆并写出来的人和事有很多，限于篇幅也只能暂告一个段落了。不过下面这张照片还是记录了不少年轻的工程师朋友的形象。
胡家博先生和作者与伊朗卡尔赫河水坝设计项目部分年轻工程师在德黑兰胡先生六十岁生日聚会上合影（摄于1991年夏）。左起：王力理、骆克斌、谭国保、胡家博、作者、侯依群、杨佰军和黄企新。其中，谭国保先生后任中海油伊朗分公司总经理，王力理先生后任安徽省水利勘探设计院党委书记，杨佰军先生后为大亚湾核电站总工程师。其余各位后来均在各单位成为水利水电领域技术领军人物。 这张难得的照片是那年我们在德黑兰庆祝胡家博先生六十寿辰的聚会上拍摄的。胡家博先生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位著名学者。为了将中国先进的水利技术推向国际市场，胡先生在行将退休之年主动承担了伊朗卡尔赫河零号坝这个特大型水坝项目的咨询设计项目组组长。在他吸引和号召下，一群又一群当时中国水利界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和精英们也纷纷聚集和荟萃于伊朗。最多时人数足有上百人之多。可以说，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高水平的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在中国以外国家的一次最大的聚会。 这些专家学者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治淮委员会、南京水文研究所、安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以及湖北省水利研究所等。他们中间有清华大学教授谷兆祺、杨越和李仲奎等，中国治淮委员会副主任谭福甲等，水利部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王长让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吴仲谋博士等以及安徽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总工程师吴凤池、曽益山等水利工程师、专家和学者。还有很多人我已忘记了他们的姓名，不能一一写出，很是遗憾。但就是他们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出色的工作，不仅在伊朗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利水电设计咨询项目合同，也为中国在伊朗，甚至在国际水利市场上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当年在伊朗中标和实施这类设计咨询性水利水电技术贸易项目有着非比寻常的开拓性历史意义。我们在这方面探索和积累的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为我国后来的工程设计咨询以更大的步伐走向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国家外经贸部就非常重视我司在伊朗承接的这类水利设计咨询项目，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推介我们的做法和经验，鼓励国内的大型设计院所更多更快地走向国际市场。 如今，中国已有许多行业的工程设计咨询机构以各种方式走向国际市场去承揽各种各样的设计咨询项目，如钢铁生产、水泥制造、电子通讯、城市地铁、民用建筑，直到最近的高速铁路等。每年合同额都高达上百亿美元。 看到今天成就的取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记住那些三十多年前曾经在伊朗辛勤而忘我工作过的人，因为正是我国这些水利水电领域中最优秀的一批工程师、专家和学者用他们精深的专业学识和敬业的职业精神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水利水电设计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才让中国设计咨询行业首次成功地走向了国际市场。 饮水思源。先行者是应该被记住的。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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