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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国伟
“浅谈上洛郡县”文中的秦前上洛 原说你“浅谈”所引用的图文资料，是在秦雒文物没有面世前的资料图书，包括志书图集，今有岳麓书院藏秦简(下简称岳麓简)，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的秦代简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岳麓书院秦简（肆）》，中亦有上雒县治，请参阅。另：你所说“雒亭”陶器商洛市博物馆确定为汉代文物之疑，还需再去博物馆看一次考证，因为去年我代表商洛、和博物馆去敦煌国际舞台交流时，此雒亭陶罐作为商洛十大品牌文物之一展出，仍为秦物（附图）。并与2017年研讨会成果、庞馆所捐两枚秦封泥复制品同时陈列在展柜中所记载为秦文物相同。你引用侯晓荣《秦代政区地理》文，其另关于陶文学术前沿文章：“有关12枚秦'市、亭’陶文的重新考释”，（《苏州文博论丛》2015年，总第6期）仍主张“雒亭”乃“上雒县市亭”之省称，也与商洛市博物馆原馆长王昌富（之后的陈道九）报刊文章为秦物（我采访其本人，此物为秦墓所获）和观点一致。此观点今在学界已成为共识。因上次所写“'浅谈上洛郡县’文中的秦前上洛”，文中打字有误，特复校、略改一同发你，以作为学术探讨交流之用。鉴于“浅谈上洛郡县”文中涉及2017年由省文物局、考古院、博物馆等主导组织的研讨会，关于秦上雒县治的发现、秦封泥上雒丞印、商丞之印、秦雒亭、等成果内容，特在此做一说明。一、首先，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而不是上洛县治的发现，其包含了三部分内容：1、治邑地址。因秦雒亭铭文陶器（侯晓荣刊文也认为是秦上雒城之亭）的出土地在刘二村，距离不可移动文物的孝义古城（秦城，因受史籍影响，考古定为汉城，也是商州地区唯一汉城，）6里。（城亭不可能距离今商州城60里，与史载城亭的距离规定不符。）与史记正义、括地志此上洛（雒）古城与王陵故城在阳南三十一里的记载吻合。2、秦上雒之名，其雒，改变了历史秦无“雒”、无上雒治邑的记载。当然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倡导简化字，此仅代表秦无上雒治邑，下同）秦图标注的秦无上雒治邑的认知。3、南雒北洛始于秦。佐证了《史记秦本纪》南雒北洛的记载。秦为雒阳、雒水、而不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秦图所标注的南“洛水”、“洛阳”。1、上雒丞印在“雒亭”的基础上佐证了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2、因为商洛新志载：秦在商邑建商县，统领今商州地域，此时没有上雒。其依据是商邑城池遗迹的考古，但《商洛考古文集》的商邑城考古文载：商邑城为先秦和汉城，无秦，2017年研讨会庞馆的“商丞之印”秦封泥，才是秦置商县的唯一物证。1、岳麓秦简（四）有上雒、商（县），佐证了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当然，也佐证了秦“上雒丞印”封泥的真实性。秦简是“上雒”而不是“上洛”。因此，“浅谈”文中引用未发现秦雒文物前的旧志、史料，将秦上雒仍为“秦上洛”、秦置商县、汉元鼎四年由商县西置上雒等称谓，当误。2、秦简有上雒属内史，仅有“上雒”而没有“上洛”。秦上雒包含了雒（洛）水上游的洛南。汉书记载：汉洛南没有治邑名，其地域属上雒治邑辖。与汉书地理志相同。因此，引用《秦代政区地理》中秦内史为上洛当误。1、《浅谈》文中西周有上洛治邑，误。那时上洛是指地域而不是治邑。考古界至今尚未有西周上洛国或上洛郡或上洛县治邑遗存的发现和记载。十月敔簋铭文所发生的事件，是在成周附近，上洛是指地域而不是治邑。“洛南县柏峪镇'杨河遗址为一处西周文化遗址。’ （3）前878年上洛已经在今洛南县存在”断定为治邑遗址的考古依据略显不足。2、西周周室从宗周至洛邑，走的是桃林大道，中原通往丰镐的朝贡也是走桃林道，不经过今洛水上游的小道（洛南）地域；3、西周周王伐楚、西周器士山盆铭文，士山代表周王东南巡视至茽国（今商州）、蠚国（今丹凤、古商密、秦丹水县）、楚等国，所走的道路既是秦时走的武关道，也不走今洛水上游的小道（洛南）地域。 3、士山盘铭文中的蠚国，与宋《商雒鼎铭》所记载的“蠚”相同，蠚（下鄀）与雒发音在今丹凤完全一致，这并不是发音巧合，今秦上雒治邑连接少习地标、与左传上雒与少习同时出现的巧合、《山海经》中山经的洛间，从熊耳山洛水至650里雒水，与左传蛮子赤从析地到少习上雒的路径高度一致，此“巧合”说明，秦丹水就是春秋战国的雒水、（亦称洛水），西周时期的鄀水。而宋时的“商洛县”包含了上雒城池（孝义），所以宋称“商雒鼎”今孝义地域仍有“洛源”或“雒源”的地名和古洛源驿站名称，所以，如在两周时期建上洛治邑，应建在古国城池附近人丁兴洛水上游之上洛（洛南）地域未有西周、春秋古国遗存，尚不处于周时的“贡道”旁，仅为春秋晋贯彻周王和齐霸主的意图阻碍楚、秦联合进入中原接近周室，所设置的一道屏障，不排除有上洛治邑，其治邑应在古国的主道路旁，晋所建立的此屏障地域，包括了今商州与丹凤。西周或春秋南洛水上游人烟稀少，如建上洛治邑，其治邑脱离贡道旁的可能性不大。1、《浅谈》文中证据“司马起丰”哀公四年典故中“上洛”，误。《左传》原著为“上雒”，文章引用此处记载为上洛，疑是古人未知秦有上雒治邑之雒的情况下，认为《左传》上雒就是上洛，洛是雒之故。今所发现的秦上雒治邑地域与左传上雒事件地点、名称相同；今今所发现的少习地标，与左传的少习相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把春秋的少习上雒与今发现的少习上雒去联系对比分析。虽春秋同流域、同地点的上雒，不一定在战国称上雒名，但战国《山海经》中山经载：此地域属“洛间”，洛间内确有雒水亦有洛水，属不同流域共同组成了洛间，所以，用左传司马起丰典故作为论据，应依据左传原著所写的“上雒”。 2、 2017年由省文物局、考古院、博物馆等主导组织的研讨会，其大会所发布的少习地标武关成果，“少习山”就是左传哀公四年与“上雒”同时记载的名称，是因为所发现的少习山位置，与杨守敬“水经注图丹水图”中少习武关的标注一致，此少习地标的存在与发现，就是不可移动的文物和武关的参照物。所发现的秦上雒县治与少习山地标，同在今丹水流域，说明左传哀公四年的上雒，与今发现的秦上雒治邑是同流域。即秦丹水在秦前称雒水，上雒在雒水之上。因此，《中国地历地图集》春秋图，在秦上雒文物、少习地标末面世的情况下，将哀公四年的上雒，标注在洛水上游（洛南），将菟和山、仓野聚，标注在商州城附近。根据左传哀公四年“司马起丰”少习遗址、秦上雒治邑遗址被发现，秦上雒治邑与少习相连，上雒与少习中间的“商”，在“司马起丰”时亦应称上雒。“浅谈”文载：“'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以绝秦于楚。……效上洛于秦。’前329魏国把西河郡所属的上洛送给秦国，秦封卫鞅于商於在前340年，因此商鞅受封的商於十五邑不包括上洛，直到前338年商鞅死，上洛邑还由魏国管理”。此魏管辖的“上洛邑”，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秦本纪》都未有记载，也没有战国上洛遗城文献文物考古在洛水上游（洛南）的记录。如有，当在武关道上。魏称霸时的“上洛”之地，包括北洛、南洛上游的上雒，不排除上雒也被魏统称为上洛。与战国《山海经》中山经“洛间”的记载同，既有洛水又有雒水（秦丹水）流域却称为“洛间”吻合。古贡道旁的洛间（今商州、洛南、丹凤、商南）亦可称为（大）上洛之列。又根据史记、汉书，秦、汉，上洛洛南还没有治邑的名号记载，其南洛水地域在晋时（春秋左传）也统属上雒或上洛。“浅论”文载：“'秦统一中国后，于今丹凤县古城村设立商县，辖地包括今商州、丹凤县、商南县和山阳县’。另一说认为秦内史还包括上洛。” 岳麓秦简上雒的出现，再次佐证了2017年研讨会秦无上洛治邑，是为上雒。其文引用志“秦统一中国后，于今丹凤县古城村设立商县，辖地包括今商州、丹凤县、商南县和山阳县”已被秦简论证，此志载录为讹传。《汉书》、《后汉书》地理志、《中国历史地图集》，汉朝没有上洛，仅有上雒治邑，汉武帝时属弘农郡，随改服饰，但从汉书记载，又从东汉当朝人班固所写专门歌颂东都洛阳的西都赋、东都赋，在可给皇上看的情况下，专写东都“洛阳”，已用“商洛”、“洛邑”之洛，洛邑，根据秦雒、洛文物与史记《秦本纪》记载的吻合，秦改洛邑为雒阳，班固时重新复周儒之名，用洛而不用雒。洛的使用并非班固随意冒用。班固至邓太后前，可能为上洛。后汉书载：邓皇太后执政中，因连续六年水灾及女性五行本属阴与水阴同，有改洛为雒之嫌，邓之后才可能与三国当朝人鱼豢《魏略》所记载的汉为雒、魏为洛相同，此点也正在论证。 “浅论”载：“ 汉人讲究五行平衡，故将上洛改为'上雒’。弘农、上雒、商县等11县隶属弘农郡，郡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上雒辖今商州区、洛南县、山阳县。商县辖今丹凤县、商南县。弘农郡隶属司隶部。”否定了秦上雒治邑的存在，及引用《秦代政区地理》认为秦置“上洛”，至汉时才因“五行”改为上雒。与岳麓秦简（四）有“上雒”建制记载，秦亦有“雒”为上雒，不存在汉因五行而改洛为雒，显然此定义与秦简记载的上雒不符。《水经注》记载的上洛，不是写上雒。其注上洛不是始于汉书记载的弘农郡，而是东汉京兆上洛。郦道元不可能不读《汉书》写水经注。说明水经注的上洛是指东汉新城址，而不是弘农上雒旧城，此点是存在疑惑的。且作为与弘农相关的本地城池，考古记载：唯孝义古城是在册“汉城”。综上，洛南（上洛、上雒），是洛水玄扈山的源头、竹书纪年河图洛书黄帝的斋宫，春秋秦晋伐楚时“洛间”的通道、百里奚逃婚奴、秦晋殽之战后报复后的一度辖地，其在春秋战国、秦、汉与今商州（上雒、上洛）地域本是一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山海经所指的战国“洛间”上洛、上雒、秦上雒、汉上雒之地。两地在“西晋太始三年（266年）”分置。为此，岳麓秦简上雒、商（县）的记载，佐证了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导的2017年商洛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布的新闻，即秦朝有上雒县治，其遗城是孝义古城；少习武关在今竹林关；西安相家巷出土的上雒丞印、商丞之印封泥印章是秦封泥印章的研究成果，是准确的。（完）
敦煌博物馆王国伟爨书展品（武关道发现记局部） 编辑：校队：王 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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