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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伯承元帅所撰写的《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的开篇中，他对太行山的描述这样写道：
1937年11月的太行山已经是满目秋色，然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却无心欣赏这雄浑而壮美的太行秋色。因为此时的太行山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他决心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太行山，赶出中国。 11月13日，刘伯承在太行山深处的石拐镇召开了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会议上确定了开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称“石拐会议”。  石拐会议遗址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八路军第129师进行华北抗战的动员大会，刘伯承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八路军总部“关于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布置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 石拐会议之后，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八路军第129师立即开始实施在太行山中的第一次战略任务，人民战争的烽火即将燃遍整个太行山区。 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团长的陈锡联回忆说：“晋中地区多麻雀，特别是秋季，漫山遍野，无所不至。当地百姓就把“石拐会议”以后，我军分兵发动群众在太行山抗日武装，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形象地比喻为“麻雀满天飞”。” 就是这些“满天飞的麻雀”，很快就让日军尝到了“麻雀战”的厉害。  刘伯承 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日军第109师团和第6师团的两万多兵力，向着刚刚建立起来的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兵分八路进行围攻，企图将晋察冀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 八路军自然不会让日军的图谋得逞，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刘伯承指挥第129师769团对正太路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有力地支援了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 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恼羞成怒，立即调集重兵向八路军第129师实施报复。 12月21日，日军派出飞机在第129师驻地松塔的上空进行侦察。与此同时，日军还派出了一支便衣队到松塔西北的羊头崖，他们伪装成警戒疏忽的样子，有意引诱第772团出击，以便让日军主力部队从侧背打击第772团。 当时第772团的团长是年仅24岁的叶成焕，他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汇总各方侦察的情报，判断出日军要对第129师实行围攻。  八路军战士 第二天，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亲自率领日军从正太路各大据点，向着松塔、昔阳、沾尚、广阳、阔郊、范村进行六略围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刘伯承采取了“内外线结合”的战术，他当即下达作战命令：“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第772团内线作战，第385旅下辖的陈锡联第769团、汪乃贵支队和秦基伟、赖际发的秦赖支队在外线配合，反击日军的围攻。” 日军的围攻开始后，立即向第772团的驻地华泉村猛扑过来，团长叶成焕用一部分兵力扼守村东南高地，意图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村西高地，抗击日军的进攻。 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叶成焕指挥第772团利用有利地形，一次次打退日军。  与此同时，陈锡联的第769团、汪乃贵支队，以及秦基伟、赖际发的秦赖支队，则在外线多点展开打击日军。 此时的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日军依然不能攻克第772团的阵地，只好暂时收兵，停止了进攻。 夜深人静之后，根据刘伯承的部署，叶成焕率领第772团的战士们，乘着夜色，迅速转移，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日军眼见合击第772团的计划破灭，再加上外线连连受击，只好下令全线撤退。而此时，刘伯承则下令，第129师的主力部队结合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展开侧击和尾击日军。 就是在这一次反六路围攻作战中，八路军第129师第771团在战斗中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法：麻雀战。  战后，刘伯承在《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一文中写道：
不仅如此，刘伯承还打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也会闹得日军团团转哩！” 六路合围的计划破灭后，川岸文三郎只好下令，各路日军全部撤回到原来据点。 反六路围攻作战，是刘伯承指挥第129师取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晋冀豫根据地，也使第129师开始在太行山区站稳了脚跟。 12月27日，刘伯承在总结反六路围攻作战经验时，提笔写下了《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这篇文章还作为了游击训练班的教材。  刘伯承夫妇 八路军第129师主要是以红4方面军为主体组建的，战士们打惯了阵地战和运动战。而对于刘伯承指挥的游击战，往往都是打一下就撤走了，很多战士都不适应，也都不理解。 为了转变战士们的这种思想观念，刘伯承亲自开办游击训练班，陈锡联在后来回忆说：“刘（伯承）师长亲自为学员编写教材，系统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训练班每期长则一个月，短则十几天。时间不长，但效果很好，训练出了一大批部队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第129师的部队就是刘伯承这样手把手，一点一点地教出来的。随后，第129师在太行山作战中，创造出了很多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的经典战例。 1938年1月，由于侵华战争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日军大本营改变了战略部署，首先集中兵力解决华北问题，而且把山西地区作为重要目标。 2月中旬，日军调集了三万余人，兵分三路进攻山西南部。  游击队员 为了牵制日军，刘伯承和新上任的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领部队向正太铁路东段井陉地区的日军进击。 为了歼灭井陉地区的日军，刘伯承制定了“攻其所必救”的战术。他利用长生口的险要地形，设伏打击日军。 刘伯承决定，以第769团佯攻旧关，诱使井陉的日军出来增援。虽说是佯攻，但陈锡联指挥第769团依然是猛打猛攻，因为刘伯承早就叮嘱陈锡联说：“要引诱日军出窝钻套，必须把日军打疼打苦，隔靴搔痒不行。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破坏旧关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电话线是握在我们手中的鱼饵。” 而战斗刚一打响，旧关的日军一面依托碉堡进行抵抗，一面通过电话向井陉的日军呼救。 井陉的日军果然中计了，第386旅旅长陈赓从望远镜中看见了前往旧关增援的日军车队，心中不禁大喜。因为遵照刘伯承师长的指示，陈赓事先率领两个团在长生口埋伏。  陈赓 眼见日军进入了伏击圈，陈赓立即下令第771团和第772团的战士们发起攻击。 长生口之战，八路军击毙了日军130多人，指挥官荒井丰吉少佐等5人被俘虏，同时炸毁了五辆汽车。 长生口战役的胜利，迫使日军不得不调集更多的兵力来对付第129师，从而钳制了日军向晋南的进攻。 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承奉命率领部队南返，将第129师主力集结到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找机会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河北省邯郸，西至山西省的长治，横贯太行山脉，是日军的一条重要交通运输线。  长生口战役指挥部遗址 八路军第129师的目的是破坏日军这条交通线，以遏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策应八路军第115师的晋西作战和第120师的晋西北作战。 如何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呢？刘伯承自然还是要唱他的拿手好戏：“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 在长生口之战的时候，刘伯承采取的就是这种打法，他还给这种打法起了个名字，叫作“吸打敌援”，但这种打法的提前是首先要选好伏击地点。 经过再三斟酌，刘伯承选择了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作为伏击点，并把黎城之敌选为佯攻对象，这也是“吸打敌援”战术能够取得成功的另一个要点。 在神头岭伏击战打响之前，刘伯承给大家讲述了“用枪打头，用刀矛刺肚，用手榴弹炸屁股”的伏击战的“三步要决”。  这一次，刘伯承把佯攻的任务依然交给了陈锡联的第769团。 3月16日，陈锡联指挥部队开始攻打黎城的日军。战斗一打响，黎城的日军像是接到了刘伯承的命令似的，立即向涉县、潞城的日军请求支援。 接到黎城的增援电话，东面涉县的日军立即出兵前往，但狡猾的日军显然是被八路军伏击战打怕了，他们刚一发现设伏的八路军部队，就马上退了回去。 而在西面，从潞城增援的日军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气势汹汹向黎城赶来。 按照刘伯承预先的部署，第771团特务连在日军进伏击圈后，立即烧掉了日军来路上的木桥，彻底截断了日军的退路。而向黎城增援的日军却浑然不知，继续趾高气扬一路疾行，并于上午9时30分到达神头岭。  刘伯承 此时，第386旅旅长陈赓立即下令，伏击的八路军部队从三面发起攻击。直到这时，日军才知道中计了，但已经为时已晚，神头岭成为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 下午4时，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第129师的伏击部队全部撤离神头岭。 神头岭战斗中，八路军毙伤及俘虏敌人共计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支、骡马600多匹，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这一场战斗看成是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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