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第一，兼容并包 文/程广云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竟然需要郑重其事纪念一番，出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纪念文集》，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题大做”。然而，这个“小题”确实有着“做大”的必要与可能。 首都师范大学位于首都北京，这决定了它的尴尬位置。一方面，它享有首都北京的优越地缘资源；另一方面，在名牌高等院校林立的环境里，它却很难显山露水。这是一所地方性的、师范类的高等院校，这个定位（确切地说，对于这个定位的某种成见和偏见）是造成它的尴尬处境的首要原因。 将大学分别为“综合”“理工农医”“师范”等等，并且以为“师范”就是面向中学、小学，面向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等；进而以为这种“面向”就是将自己降低到中学、小学水平，将自己降低到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等水平；这样一种观念早已陈腐不堪。高等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师范”不是我们拒斥大学精神的理由，相反，师范是我们培育大学精神的摇篮。 关于大学精神，这里无法做出任何一种高深研究，我只是以蔡元培当年主政北京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来简要阐释一下。在我国教育历史上，有一个说法是“两个半教育家”，“两个”是指孔子、陶行知，“半个”是指蔡元培。孔子代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影响最大；陶行知代表了平民教育的倾向，很有中国特色；而蔡元培则代表了精英教育的倾向，更具现代理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的这一大学理念反映在当时北京大学办学方针上，就是所谓“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1]这四句话对于我们理解大学精神至今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至理名言。 什么叫做“学术第一”？这就是说，学术理念是大学的精神所在。大学教师之于学生，关键不在于传授知识，灌输思想，而在于输入学理，研究问题（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 什么叫做“学理”？输入学理并不等于简单地传授知识。如果我们将知识理解为各种“知其然”的事实知识和“知其所以然”的原理知识（“言传”型），将技能理解为应用的知识或知识的应用（“意会”型或“身教”型），那么，构成各种事实判断（“是怎样”）和价值判断（“应如何”）等等知识内容的逻辑形式，就是学理。输入学理也不等于简单地灌输思想。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方法才是学理。凡人都有思想，学人才有学理。人们每时每地都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种凭借直观和猜测的朴素思想在人类早期生活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今天就不再具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了。只有在学理的衬托下，自由的思想才有魅力。 什么叫做“问题”？不是任何“问题”都是问题，问题是已经发生、尚未解决而又值得研究的。输入学理就是为了研究问题，同时，只有运用学理，才能提出、分析、解决问题。不懂学理，甚至连问题都提不出来，遑论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一个人成为教师或作为教师的合法性不在于他/她比学生拥有更多的知识、思想，而在于他/她比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理，研究问题。也许一个问题，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知道它的所谓标准答案。但是比较学生而言，教师应能知道提出、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获得各种可能答案，在各种可能答案中选择最优答案的方法。这就是教师的本事。 输入学理和研究问题的合成就是学（学理之学）术（提出、分析、解决问题之术）。贯彻“学术第一”原则是贯彻“教授治校”、“讲学自由”两项原则的先决条件。 教授是按照“学术第一”原则评聘的。如果按照地位、资历、指标等等评聘教授，所谓“教授治校”就谈不上，也行不通。“教授治校”涉及到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主张大学管理模式应当从行政主导型转变为学术主导型。官办学（或商办学）是与大学精神格格不入的。但是，“教授治校”并不等于教授当官（也不等于教授理财），这仍然是变相的官办学（或商办学），也不利于学术发展。“教授治校”是以教授为学术的人格化身，依照学术标准，确立学术体制，转变大学资源运作模式：以学术权力为主，以行政权力为辅。学术主导着教学和科研，而行政则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对于某一些人来说，一提及“讲学自由”，就以为倡导自由主义办学方针，而自由主义办学方针则被理解为教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其实不然，“讲学自由”同样是被“学术第一”原则所制约，所“讲”必须为“学”，只是在学术领域内才有充分自由。大学课堂既不是简单地灌输任何一种思想的场所（“左”的或“右”的），也不是简单地传授任何一种知识的场所（谋求生存的本领或升官发财的道理），它必须彰显学术的意义和价值。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是价值中立或者超越实利的，既不等于一种意识形态，也不等于一种生存技艺。只有以学术为本位，才能充分体现学者的人格尊严，进而体现教师的职业光辉。 这样，从“学术第一”到“兼容并包”，便体现了大学所应有的格局。大学之“大”就是它的“兼容并包”，来自五湖四海，——各种知识背景的人、各种思想倾向的人，——走到一起来了，就会形成一派学术繁荣景象。大学之“学”就是它的“学术第一”，人们首先并且主要不是为了生存、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学术走到一起来的。这就叫做“大学”。 作为首届系主任，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以蔡元培当年办北京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指针，办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将我们哲学系建成为一个“学术第一”和“兼容并包”的学术重镇。 将哲学学科隶属于政治学科，以为教哲学就是教政治，学哲学就是学政治，甚至研究哲学就是研究政治，这一荒谬的体制和观念几乎断送了哲学学科的前程。几十年来，我们高等院校，尤其师范院校一直将哲学学科建制附属于政教、政治、政法等等学科名义之下。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建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它曾经是政教系、政法系（学院）名义之下的一个教研室，至今仍然是政法学院名义之下的一个系。 我们哲学学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严格地说，这个学科发展已经二十余年，但它的学科建制却一直没有得到有力保障，甚至连哲学教研室这样一个建制都一度被撤消了。哲学系成立是由于各种机缘巧合以及大家努力推动的结果：先有硕士点，再有博士点，最后有了本科专业。然而，人们对于哲学学科和专业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概括起来，这些问题无非是“哲学过时论”、“哲学无用论”等等论调的各种翻版而已。这些问题至今还在困扰我们。 哲学系亦即哲学学科和专业建制的合法性究竟何在？ 首先，大学承载着知识传承的职能。哲学是最为历久弥新的知识谱系，不仅作为孕育了其他的知识谱系的知识传统，而且作为自身转变为对于其他的知识谱系反省的知识系统，无疑需要不断传承下去。这就为知识重构型或学术建构型的学院派的哲学治学路径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其次，大学承载着思想创新的职能。当然，任何一种学科都要并且都能思想。然而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哲学是纯粹思想的思想，是反思亦即对于思想的思想。只有在哲学领域内，人类思想才能表现出比光更具有穿透力来。这就为思想建构型的哲学治学路径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最后，大学承载着文化创新的职能。这里所谓“文化”不是与一切人类活动方式有关的广义文化，而是与人类自身生活方式有关的狭义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引领时尚，移风易俗，以至改革人心，转换世道。而哲学则是这一文化的核心。这就为文化建构型的哲学治学路径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这样，一个理想的哲学系蓝图便描绘出来了：以学院派为主导，学术建构型、思想建构型、文化建构型三足鼎立。假如一个哲学系有一批学术功底扎实、学术功力深厚、学术功夫细致的专家型学者，又有几个有见识、有才情的思想型、文化型的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建设，那么，这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重镇。 当然，我们哲学系的现实状况离这样一个目标还非常遥远。然而，我们毕竟取得了相当的突破，而随着哲学系的成立，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形成了新的格局。现在开始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第一，必须以学术队伍建设为中心工作，大力引进、培养人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人才战略是一切战略的根本。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必须不断打破既得利益—权力格局，不断消解妨碍人才引进和培养的体制因素；以学术标准为第一标准鉴别人才，唯才是举；在资源短缺情况下，依靠我们的真诚、辛劳和忍耐，积极主动，百折不挠。除此之外，还要打破现有体制壁垒，采取多种形式，吸收人才，为我所用。 第二，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基本工作，大力推进学科、专业建设。按照现有学科、专业体系，哲学作为一级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八个二级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含义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潮和流派（那样只有外国〈西方〉哲学二级学科名义之下三级学科的合法性），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研究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样才有二级学科的合法性，——然而研究问题还有其他视角）。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包括东方〈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囊括了世界哲学的三大传统（其中西方哲学包括英美、欧陆两大传统），奠定了整个哲学的基本构架。我们在全校范围内提出“文史哲三足鼎立”，而又在全系范围内提出“马中外三足鼎立”，以这样三个学科为重点，支持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五个学科全面发展（其中，宗教学在其他序列里是作为一级学科对待的，某些学校除了设立哲学系，另外设立宗教学系，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此可以重点发展）。除此之外，还要打破现有学科壁垒，发展一些新兴学科。 第三，以学术交流活动为基本工作，大力加强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应当实现从单学科到跨学科、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和从国内到国际的转型。首先，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甚至与其他自然科学之间可以形成诸多边缘学科、综合学科，存在着对话与交流的必要与可能；其次，当今中国大陆，出现了类似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学术大跃进局面，学术腐败严重，更多的、更好的学术正在超越体制局限；最后，在全球化大时代、国际化大都市里，我们不仅要为朝着国内“一流的哲学系”方向发展而努力，而且要为朝着国际“一流的哲学系”方向发展作准备。 这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纪念文集》代表了我们曾走过的历程。它展示了我们的优势，也暴露了我们的劣势。与诸多哲学系相比较，我们有自己的缺点，有些缺点是较易克服的，如规模小可以争取扩大，级别低可以争取提升等；有些缺点是很难克服的，如我们不是名牌高等院校，没有悠久历史传统等；但是我们同样有自己的优点，首要的优点是：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哲学系，充满生机、活力，充满壮志、热情，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我们哲学系建设成为能代表国内先进水平、与国际接轨的学术重镇。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已经、正在、并且还将付出自己的心血、眼泪和汗水。 在奋斗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学品和人品都经受了、并且继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究竟我们以学术为图谋权位或钱财的手段？抑或以学术本身为目标？这是衡量我们学品高下的首要标准。究竟我们为保全既得的虚名或实利而嫉贤妒能，抑或为学术繁荣而求才让贤，这是检验我们人品高下的首要标准。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前者为“学”（“学术第一”），后者为“大”（“兼容并包”）。诸君与我共勉！ 哲学系成立当年，在由我系同学组织的新年晚会上，我曾创作并朗诵过一首诗，附在这里，以资纪念： 我们的哲学系 你说：青春就是真理 是谁 发出了秘密的呼喊/从至深的深渊 到绝顶的峰顶/升起了一轮青春的太阳//伟大就是孤独/孤独忍受痛苦/从痛苦中散发的光辉/照亮了整个宇宙//去公开地存在/去透明地思想//也许 会有千万个孩子/追赶我们的太阳/这唯一的 不朽的 青春的偶像/气象万千 孩子就是太阳//去公开地存在/去透明地思想//把头颅悬在天空/将身体撒向海洋/从渴望中生长的竹林/覆盖了辽阔土地//河畔 从此岸到彼岸/青春的力量/就是飞渡的桥梁 我们尊重前辈学者，同样对于自己充满信心，但却更加寄希望于后辈学子。但愿我们的哲学系既能迅速从海内外凝聚一批青年英才，也能培养一批青年才俊散布到海内外。 我相信，多年以后，我们哲学系将会出现真正的学术泰斗、思想大师和文化明星。 因此，我相信，我们哲学系成立将会成为一个学术事件，而这部《纪念文集》则将会成为一个历史见证。 希望起码每隔五年编辑、出版一部类似集体文集，记录我们哲学系的成长历程。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纪念文集（2005）》代序】  注释：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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