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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史记】黄宗羲: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下)

2021-10-18  真友书屋

同样,在仓修良之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明儒学案》之成总结出了四个撰写学术史的必要条件:“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述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个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

正是这些必要条件的聚合,才让黄宗羲写出了这部一代名著。而对于该书的价值,莫晋在为《明儒学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如下总结:

黄梨洲先生《明儒学案》一书,言行并载,支派名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要其微意,实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蕺山为后劲,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主见,得失两存,所以阐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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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黄氏祠堂

对于黄宗羲在史学题材上的这个创举,徐定宝在《黄宗羲评传》中给出了如下评价:“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其贡献不单在于为我们留下一部完善的学术史,更重要的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史体。这种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它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应当有着重要的地位。”

黄宗羲不但自己撰写史书,同时他也对清廷修纂的《明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宗羲明白正史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明遗民身份又不能让他前往京城,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那就是派自己的弟子和儿子前往京城参加史局。康熙十七年,史局总裁叶方蔼向朝廷奏荐黄宗羲,康熙皇帝同意了他的举荐,然而在朝中任职的黄宗羲弟子陈锡嘏特别明白老师的心思,所以他极力阻止这次征诏。后来相关人员觉得事不可为,于是作罢。黄宗羲的七世孙黄炳垕在其撰写的《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讲到了这件事的细节:

立斋徐公谓:公非可召使就试者,或可聘之修史。乃与前大理评事兴化李映碧先生两人特举遗献。奉旨:着该督抚以礼敦请。公寓书制府李公(之芳)、抚军李公(李晟),代以老病疏辞。已又奉特旨:凡黄宗羲有所论著及所见闻,有资《明史》者,着该地方官抄录来京,宣付史馆。李方伯(士贞)因招季子主一公至署,较勘如千册,使胥吏数十人,缮写进呈。公长于史学,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有《丛目补遗》三卷,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任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以示众,遂去之。至于死忠之藉,尤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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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改为了东金忠丞庙

转年徐元文与叶方蔼又聘请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与万贞一一同赴京撰写《明史》,而这次的征诏黄宗羲却没反对。

十年之后,万斯同返回家乡不久又再次前往京城继续修史,此时的黄宗羲已经是80岁的老人,但他还是亲自去送弟子再次赴京,可见他是通过弟子来实现自己的史学主张。而在送别之时,黄宗羲写了首《送万季野北上》的诗:

三叠湖头入帝畿,十年乌(鸟)背日光飞。

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良夜剧谈红烛跋,名园晓色牡丹旗。

不知后会期何日,老泪纵横未肯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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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流水

黄宗羲在此诗中明确地写道“一代贤奸托布衣”,而万斯同正是以布衣的身份参加史局,可见黄宗羲想通过弟子所撰的《明史》来伸张出他对贤良与奸人的不同评价。康熙十九年,史局又征聘黄梨洲的儿子黄百家入京修史,而黄宗羲依然同意这样的征诏。正如黄炳垕在《年谱》中的所言,黄宗羲是通过写信来遥控《明史》的编纂,故该部正史中有很多观念其实是出自黄宗羲。

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有的史官提出在《明史》中设立《理学传》,黄宗羲听闻到消息后,立即写了篇《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的文章寄给《明史》编纂者。他在该文中指出:“夫十七史以来,止于'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正。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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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的幼儿园

经过这样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辩,《明史》的编纂者同意了黄宗羲的意见,不立《理学传》,而将这些人归入《儒林传》。而当他听说万斯同要在《明史》的编纂中列入“志”和“表”的想法,黄宗羲大为赞同,他在《补历史史表序》中称:“司马迁创为本纪、志、表、列传,诸史皆用之,后汉即有志而无表,三国表、志并无矣。以南朝而言,晋、宋、梁、陈皆无表,梁、陈并无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齐、周、隋皆无表,齐、周并无志也。唐之志、表极详。五代既无表,而司天职方二考则《律历》《五行》《地理》三志之略,其他不能及。宋、辽、金、元志、表者俱备,然据所考者之表,不计详略,非岂读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郑樵《通志》《文献通考》皆足以补史志之缺文,而补志者古今以来无其人也。”

关于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吴光在《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一书中说:“黄宗羲的史学理论,主张治史要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他的史学观,一是强调'经世应务’,二是严夷夏之辨,三是扬善惩恶、扶正祛邪。前二者,我们在上文已有叙述。这里对第三点略作补充。黄宗羲认为,研究历史,编写史书,必须善恶分明,扬善惩恶。对于那些弑君犯上、害国害民的'乱臣贼子’,应当明明白白、原原本本地将他们的恶行写在史书上,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最好的'为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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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摊位

但是,在那个阶段有人认为主张用恶人死后入地狱的概念来对付那些大奸大恶,通过论述地狱的阴森恐怖以期阻止邪恶的产生,而黄宗羲则认为这样的做法不是儒家传统,他在《破邪论·地狱》中称:

地狱为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论也。然则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孟氏所谓“乱臣贼子惧”,不须以地狱蛇足于其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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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老屋前

看来黄宗羲认为史书就要秉笔直书,虽然他没有亲自参与《明史》的编纂,然而该部正史却在很多地方受到了他的史学观的直接影响。比如汤纲在《黄宗羲与<明史>》一文中称:“《明史案》卷十一至三十一卷共收录奏疏八十六篇,其中十六篇奏疏被《明史》全部或大部移录。”可见《明史》中的一些内容直接抄录了黄宗羲所撰写的《明文案》,故汤纲在其文中又明确地说道:“《明史》列传引用传主奏疏原文,成为它的特色,这显然是受黄宗羲所《明文案》的影响。”

关于黄宗羲的故居以及他的藏书楼续钞阁的情况,黄炳垕在《梨洲先生年谱》中称:“康熙四年乙巳,公五十六岁,建续钞堂于南雷。”黄宗羲的藏书终于得到了安静之所,而在此之前,这些书跟着他到处的颠沛流离。为了便于带着藏书转移他地,黄宗羲甚至发明了特殊的运输方法。黄百家在《续钞书堂藏书目序》中有如下形象描绘:

以仓板百许,横施两木,每二板列书五层,其中约共三百本,绳缚之为一夹,亟载至四门,而他物弗顾也。至,则屋又其湫,无容书处,于是前为堂,后为灶突,隔书中央,层叠而上,以当垣壁。海滨之人见而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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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基本保持完好

黄宗羲的这种办法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而鲁迅的书橱乃是一节一节的可以自由拆卸,以他的话来说,这种做法是便于搬家时不用打捆装箱,直接把书箱搬开即可。而其箱体的设计方式,有如二十年前流行的五节文件柜和档案柜。但黄宗羲的这种运输方式,我却脑补不出具体的式样。虽然他下了这么大功夫,但他当年的藏书依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黄百家在《续钞书堂藏书目序》中写道:

丙戌岁(顺治三年),一徙于中村,为山兵所夺去为铠甲者不知凡几。未几复归于家。戊子岁(顺治五年),自西园徙于双瀑,为里媪荛儿窃去覆酱瓿者不知凡几。居无何,又徙归西园。庚寅冬(顺治七年),徙于老柳。己亥秋(顺治十六年),自老柳徙于龙虎山堂者三年。壬寅(康熙元年),山堂灾,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几。后徙归于老柳。秋徙于蓝溪。不能一年,复徙归家,至今始得徙置于续钞。其间鼠残、蠹啮、雨渑、梅蒸,而又经此流离,兵火之余,盖十不能存其四五,而存者亦复残腐败缺,错杂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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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铭牌

虽然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而续钞阁的建成还是让黄宗羲的藏书安定了下来。为此,黄百家将父亲的藏书进行了编目,黄百家在《续钞书堂藏书目序》中称:“续钞堂藏书,经若干卷,史若干卷,子若干卷,集若干卷,选文若干卷,选诗若干卷,志考类若干卷,经济类若干卷,性理语录、天文、地理、兵刑、礼乐、农圃、医卜、律吕、算数、小说、杂技、野史、释道、俳优等若干卷,众合若干万卷。”

然而,诸焕灿在其所作《黄宗羲“续钞堂”考》一文中却认定续钞堂仅是口头上的称呼,实际上并不存在:“斋号起源于宋代。清·陆以湉《冷庐杂识》中说:'南宋后始有斋号,’并认为作史传者'若竟略之,亦为失实’。有了斋号,是否就有实际建筑?并不一定。有'补自大王’之称的郑逸梅先生曾在《文苑花絮》中说:'一般旧文人喜弄玄虚,总是题了许多斋馆堂轩的名儿,似乎他们的生活是很优越雅致的,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这些斋馆堂轩都是空的,无非建筑在纸上罢了。’'续钞堂’也仅仅是一个写在纸面上的空头名称罢了,实际建筑是根本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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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砸掉原本面目的砖雕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诸焕灿在文中有如下的论述,其第一点为:“全祖望的《碑文》作于黄宗羲死后四十余年的乾隆之初,因《碑文》叙事详尽,后来江藩、阮元、钱林、王藻、李元度、李聿求等所作《黄宗羲》及《余姚县志》本传、《清史稿》本传,似乎都本于《碑文》,有不少字句还照抄于《碑文》。但是,对'建续钞堂于南雷,思承东发之绪’句,仅李元度及《县志》依旧照录,仅改'思’字为'以’字。其他人所柞的《传》中均已删去此句。”除了全祖望的记载之外,诸焕灿认为在全祖望之前,均未见这样的称呼:“在全祖望作《碑文》之前,邵廷采写过一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收在《思复堂文集》里。邵廷采是余姚人,'又问学于黄宗羲’,他对黄宗羲的居处斋堂应该是清楚。但在他所作《传》中并无'建续钞堂’的记载。《思复堂文集》附有万经撰写的《理学邵念鲁先生传》,其中亦无'续钞堂’的记载。”因此,他的结论是:“'建续钞堂于南雷’的话发端于全祖望,李元度可能抄自全氏,《县志》又抄自李氏,最后出的《清史稿黄宗羲传》也本于李氏,都是人云亦云,未作过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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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自由市场

接下来诸焕灿又从个人的经历来作了一系列的推导,他认为从明崇祯到清康熙之间,黄宗羲一是忙于反清复明大业,二是处理家中的丧事,故其经济上十分困难,他不太可能有钱建造藏书楼。而另一种不可能,则是续钞堂建造于南雷。这样的说法乃是出自黄炳垕在《梨洲先生年谱》中的所言:“乙已春,甬上万充宗……二十余人咸来受业,信宿南楼而返。公(黄宗羲)之语溪。十月,家信至,则叔父季真公亡矣。公类而哭之,作《八哀诗》。建续钞堂于南雷。丙午仍馆语溪,之海昌。”

关于南雷的位置,诸焕灿在文中提出了如下的质疑:“'大小雷山在县南二十里。南峰之下名南雷里。’黄宗羲故居黄竹浦在县东南的通德乡,在'剡水西流,蓝溪南注,姚江东去’的三江之口。蓝溪是原余姚同慈溪两县的界河,处于余姚县的最东边。而南雷里却在县正南二十里,两地相距较远。黄宗羲何必要到远离故居十余里之外的南雷里去建造一座书斋,把经常要翻阅的书籍存放到那里去呢?如果黄宗羲有条件建造'续钞堂’的话,完全可以在故居近旁,或在化安山黄氏坟庄中择地建造。”经过这番推导,诸先生的结论是:“我们认为黄宗羲是不可能在故居之外另建一座'续钞堂’作为书斋的。或许是黄宗羲有建造'续钞堂’的打算,但在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仅制作了一个'续钞堂’的匾挂在居处的某一间屋。或者他刻有'续钞堂’的藏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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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的冰裂纹

总之,诸焕灿认为续钞堂仅是像其他文人那样仅是起了一个堂号。然而,黄宗羲的小儿子黄百家在长诗《担书行百韵》中却称:“吾家离乱来,播徙无定宅。产物尽荡然,家徒四壁立。惟有数辆书,抱持常勿失。忠端创其始,吾父踵其迹。萧条荒浦中,缤纷满一室。藉此足传家,百城不以易。……忆昔丙戌(1646)岁,余时发未绁,迁徙至中村,几为山兵夺。丁亥(1647)还于家;戊子(1648)迁双瀑。担头及舱底,每为荛儿窃。数年又数徙,山堂火忽烈。遑遽出焰中,灰烬差毫发。自后徙老柳,又徒蓝溪阖,乙巳置续钞,始得暂安歇。”

黄百家在该诗中详细讲述了父亲藏书的不容易,因为经历了太多的颠沛流离。而后他在乙巳年也就是清康熙四年,这些书得以安置在了续钞堂,终于使这些受尽磨难的藏书得以安歇下来。这已足说明,续钞堂的确是一件书室而非空有其号,否则的话,如何能够说到这些书得以安歇呢?对于这首诗中的所言,邵九华在《“续钞堂”始末》一文中评价说:

该诗作于康熙甲寅(1674),黄宗羲还健在,百家自述,他的诗文多经父亲圈改,方敢公诸于世。因此续钞堂兴筑于1665年是确凿的。疑问的是东迁西播中的黄家哪里得到一笔建房的钱财?它的规模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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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堂

如前所言,黄宗羲家中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哪里有钱接着买书和建藏书之所呢?邵九华在文中写道:“黄宗羲抗清失败后原打算在化安山隐居终生,'原弃辞世路,甘守木石终;何期岁逢辛,出譆妒祝融;因之事愿违,强走红尘中。’但是康熙元年,黄家不幸遭到二次火灾的打击,黄宗羲面对残酷现实,只得忍辱出山,外出谋生,开始5年之久的语溪教书生活。1664年,在常熟拜会钱谦益时,黄宗羲接受他的千金馈赠。第二年黄家就搬入新居续钞堂,结束火灾以后长年依附亲属、友人的寄人篱下的日子。这就是百家所说的'乙巳置续钞,始得暂安歇’。”

原来,黄宗羲得到了钱谦益的千金之赠,而他用这笔钱来解决家中困难,以及安置自己的藏书。看来,黄宗羲建书楼的钱的确是有了,那如何解释黄炳垕所说的“建续钞堂于南雷”这句话?而诸焕灿认为南雷距黄宗羲的故居有十几里路之远,故其认为不太可能在距家那么远的地方建造藏书室。然而他却忽略了黄百家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居行略》中的所言:“南雷昔晋谢遗尘所居之地,去余家数里,府君取以自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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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的屋檐

看来,南雷距黄宗羲的居所仅有数里之远,而邵九华在其文中的《附记》又引用了其他文献中关于南雷的记载:“续钞堂所在之南雷,系黄竹浦内竹桥西端一个小地名。清乾隆时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今人所著《中国古代名人小传》都把续钞堂的地点误为'余姚南雷里’,黄宗羲《七律·闻万公择讣》有'三江口转是南雷’的诗句,又注释说:'三江口进港为余所居,不进港为蜀山往宁波’,三江口指姚江、蓝溪、剡溪汇合处,距南雷庙有10多里。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南雷,昔唐谢遗尘所居之地,去余家数里,府君取以自号也’。又《余姚县志·疆域》:(宋)双雁(乡)其里四:中埭、南雷、国霸,王安。黄宗羲为余姚通德乡人是举世公认的。”

如此说来,建藏书楼之地距黄的故居并不远,但是,续钞堂究竟建在了南雷的哪里,相应文献未见提及,故骆兆平在文中明确地称:“续钞堂旧址均不可考。”好在黄宗羲的墓保留了下来,五年前我曾到山中找到了他的墓。而对于他的故居,我从网上查得其位于浙江余姚市黄箭山村浦口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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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

2018年4月21日,我在绍兴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讲座,而余姚的文史专家朱炯先生特意前来捧场。去年我在绍兴寻访时,朱炯特意从余姚赶来,那一天的寻访我们谈到了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因为日程的安排,我来不及前去余姚访古,故此次我特意安排两天余姚之行。因此,讲座完毕后,我跟随朱先生一同来到了余姚。当天下午,朱炯带我探访了他祖上的藏书楼——朱兰的四明阁,而后又去探看了王阳明曾经讲学的龙山书院。为了便于入内拍照,朱先生请来了黄懿先生,而黄懿正是黄宗羲的后人。在寻访的间隙,黄懿先生安排我等喝茶,从聊天中,我得到了不少未曾听闻过的历史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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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门扇

第二天上午的行程就是去寻找黄宗羲故居,因为黄懿先生身有小恙,故朱炯又请来了黄宗羲的另一位后人带我前去寻访。这位先生的大名是黄耀,关于黄耀的情况,朱炯告诉我说:他是梨洲先生十三世嫡孙,就职于余姚市教育局教研室,英语教育硕士,第三届全国中小学优秀英语教师,教育部国培项目2017讲师。

黄耀先生竟然在学术上能有如此好的成果,然而我所见到的黄先生却并无羸弱的书生气,我感觉到他的身上散发着英武果敢的气息,也许这正是黄宗羲勇于抗敌气慨的遗传。我二人乘坐着黄耀的车前去探看黄宗羲故居遗址,一路上黄耀向我讲述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见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决非人云亦云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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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枢

黄耀带领我二人先来到了一个村庄的边上,在一片广场之后有一排仿古建筑,他说这原本乃是黄氏宗祠所在地,后来几经变迁,改为了“东金忠丞庙”。对于这样的变迁,朱炯先生给我的资料中写道:

东金忠丞庙位于梨洲街道黄箭山村浦口。始建于北宋未年,系从杭州南渡到此的金姓族人为纪念族内一位抗金战争中牺牲的青年将军钱塘尉曹掾而立。到明代未年,这一带金姓人家已迁移无踪。竹桥黄氏的祖先也是北宋未年遭金兵杀戮避难,转辗定居于此,共同的遭遇促成黄氏继承这份精神和物质财富,因此金忠丞庙最终成为黄氏的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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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着气味

据《竹桥黄氏宗谱》记载:庙内原挂有清东阁大学士徐文元书的“东南望族”题匾和黄氏族中杰出人物的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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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的楼板

现存建筑建于晚清。坐西朝东,由前殿、大殿及南北厢房组成。均为硬山平房,大殿及前殿五开间,厢房各三开间。曾任民国政府主席的林森题写的“崇祀文庙”匾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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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旁倒塌的房屋

我注意到此庙的门牌号为“黄箭山村浦口10号”,这跟我在网上查到的黄宗羲故居是同一地址。看来网上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黄耀称,黄宗羲的故居在邻近的村庄而并非这里。此庙因为大门上了锁,无法看清楚里面的情形,只好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而离去。而庙的门前则是一条宽阔的河道,乘船出行乃是古人最为便捷的交通,能以此处建造家庙,可见黄氏后人当年在本地颇为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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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

而后跟随黄耀进入了另一个村庄,此村名为“黄箭山村前园”,看来前园应当是黄箭山村下属的自然村。我等将车停在了村口,而后步行进村。感觉本村的面积很大,我们边走边看着村中之景,其中有一家正在制作一种绿白相间的面制品,我走上前打问,原来这是嫁闺女的特有食品,看来这里依然保留着一些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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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倒塌的房屋

穿过两条街区,来到了一个老院子前,此院的门牌号为“前园60号”。这里成为了临时的自由市场,有一些商户在门厅及院落中摆摊售卖农产品。而门廊上挂着的金属牌则写明这里叫“前园大屋”,并没有点出这里跟黄宗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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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牌

走入院中,故居的格局基本保持完好,有些老门扇虽有一些残破,但却能看出当年的雅致。而院中另外有其他的门牌号,可见这座大屋已经分给了不同的住户。我围着这处故居四处探看,而后转到了侧院,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大屋的侧旁已经坍塌。黄耀说,很多农村的老房屋就这样渐渐地坍塌掉了,这是由于住户不愿意作维修,因为维修旧房费用太大,不如拿这个钱另外建新房。真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得到改观,而其前提是有关部门应当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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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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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的背面

参观完老屋,黄耀又带着我们转到了村子的另一侧,因为这里有一座维修过的古桥,桥旁立有文保牌,上面刻着“黄家竹桥”字样。看来,这座桥也跟黄宗羲家有关系。遗憾的是,桥旁也没有说明牌,能够讲清楚当年的黄宗羲是否踏上过这座桥。真希望黄耀能够多多呼吁,以便让黄宗羲的故居得以完好的保存。最重要者,要给每一处遗迹立上说明牌,毕竟黄宗羲不仅是一位藏书家,他同时还是浙东史学的创始人,其实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史学界中有着开创之功的人物,而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他还被视之为清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既然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当地对其旧居的保护却未显现出相应的重视程度,真期待着这个状况能够迅速地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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