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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我的高考 一看到现在我的学生那种“牢笼式”的学习，变想起了我的高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确切的说，是1978年，中高考都改为秋季招生的那一年，（因此我的初中读了三年半）我在安徽肥东一所农村中学读高中，学校的名字叫八斗中学，据说三国时才高八斗的俊才曹植客死于此而得名。当时，我们读的高中还是两年制，记得刚上高一时当时家境很贫穷，学校吃的是包火，米是一个月一交，都是我们从自己的家挑过去的。我的家离学校16里路，那是比现在的交通差得很多，很少能看到车辆，即使有，也是公社的拖拉机。每周带到学校吃的菜，就是一罐子咸菜，有时咸菜也吃不周正。我真真切切的记得，我的同学带的就是炒盐，就是把盐和一丁点儿的菜籽油放在一起烧一下，就是一周的下饭菜了。包火很难有吃饱的时候，那时候正长身体，上午第四节课常常是饿肚子，因为早晨就是二两稀饭。而且是如果你月头包不了火，就面临一个星期的饿饭，我就有这个经历，害得我差点跑回家不再读书了。现在我常常想，我现在的个子不高，大概就是上高中时，一来挑米压的，二来吃不饱饿的。 一周回家一次，同学都是靠两条腿在乡间小路上走。天晴就说明老天开眼，在我们来回的路上给以照顾，遇到下雨天气，我们常常咒骂老天爷，那是穷得没有雨伞，只能用一方斗笠，或一块塑料布遮风避雨。大家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都光着双脚，卷着裤管，在泥泞的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到学校门口。
学校的生活也是快乐的。那时的高考哪有现在这样紧张兮兮，哪有那山呼海啸似的复习资料。我现在有时还出奇的想，如果那时我有一本复习资料，上北大、清华也会轻而易举。上课时，同学们都非常规矩，两只眼睛只跟着老师转。下课了，那简直是一个疯玩的世界。那是没有什么体育活动，要么去摔跤，冬天就是挤墙根，一帮学生在教室的墙根下摆成一队，五五六六互相用力，都希望挤倒对方。 1980年，我上高二读理科，因为高一期末分班，按成绩我分在理科优秀的班级，我的英语老师计承所先生当时见我的英语成绩不错，多次劝我学文科，考英语专业，但我当时不懂事，没听他的话，现在想一想，还真有些后悔。因为那时很好高骛远，认为学理科说不定那天能做一个科学家，那时没有什么星可追，知道的就是华罗庚、苏步青、杨振宁、李政道，要么就是每晚六点围到一根电线杆下，听有线广播里播出的刘兰芳的《岳飞传》。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在班里我是化学课代表，舍不得放弃化学这一科目，因为我的化学老师赵魁元先生对我的影响极大，我的周正的字体多半得益于他。有时我们同学都说，听赵老师的课，省得去听相声，这说明赵先生的课非常生动。我在班里的成绩中等偏上，实指望1980年的高考稳能考上，结果以3分之差落榜。一来作为化学课代表，我的化学考得很失败，将一道12分的两性氧化物的“铝”推导成两价金属“铁”，二来身为理科学生，数学的高考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这不能不令我沮丧。
痛定思痛，1981年来到杨塘中学，我改报了文科，一年之中，我起早贪黑，早晨一般都是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硬是将两本《中国地理》、两本《世界地理》，两本《中国历史》、两本《世界历史》着八本书背诵得滚瓜烂熟。1981年的夏天来到县城参加高考，我的考点是在肥东师范学校，这次考试，我的父亲很是重视，是他陪的我。由于是第二次参加高考，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我的数学成绩在文科生中数一数二，在文科生的竞赛中获得第一名，但考到数学的时候，由于受第一年高考的影响，手不住的发抖，连简单的集合做的也不顺手。好在我的语文（88分）、历史（87分）发挥超常，（当时每门课程都是百分制）高考分数公布后，过了本科线。 家住农村，父亲是个农民，填志愿没有人能懂，只能凭自己的感觉。一上地理课，老师就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当时就把自己的第一志愿填上“杭州商学院”（现已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这个学院在安徽只招收7名考生，结果可想而知。好在当时是一条龙录取，本科不录取，可以上专科，专科不录取，可以上中专，我就被巢湖师范专科学校（现在升级为巢湖学院）录取了，现在想一想，当时填上师范类大学本科多好。 我们上高校的时候是不收费的，不但不收费，还每个月有18元的生活费，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我们真的感谢国家的好。在学校读书期间，也算如饥似渴，功课门门优秀，我现在还保留着我上大学的第一学年的成绩通知单呢······ 想一想我的高考，眼睛仍然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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