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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自欧洲启蒙时代开始，欧洲开始了并继续走进那个“神经烁烁”的时期。 （瑞·蒙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1）：世界毁灭的试验场——维也纳）。把教会权威烧成灰烬的人类“理性”之火，也把人类对于自身的谦卑化为虚无，无神的时代开始后，人类开始屠杀那些不配称之为“人”的人类。 可以说，哲学如镜子般反映着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哲学家猜测着宇宙、自然、上帝、人类、道德、幸福、知识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的特点。每个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深深地带着他自己的特点：他看待问题的角度、他的前提、他的世界观……简而言之，被他自己的历史所决定。 在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说，作为数世纪的犹太和基督思想对世界产生着影响，它是主流的世界观。我们给这种世界观贴上了一些便利的标签，如基督教之幕。上帝是旧约和新约的人格化身之神。神学作为“科学的女王”，这就决定了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去研究来世的拯救。自然被认为是上帝按照圣经内容创造出的手工品。人类的外在并不重要，真的重要的是灵魂和拯救。 （中世纪《豪华时祷书》中的“天堂”） 道德问题被区分为正义的行为和罪孽的行为，前者是指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后者是指违背上帝意志。幸福在于来世。地球只是一个关押人类的监狱，但是人类最终会逃脱这个监狱并且获得拯救。这种观念、世界观很明显是来世型的。即便是最有学识的人也对地中海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关于世界的知识看起来具有本地特点，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导。 然而，12世纪到17世纪的智力发展粉碎了中世纪的文化母体。当科学越来越多地揭示了物理宇宙的内容和规律时，犹太-基督传统中的上帝就变得越来越与宇宙的图景和自然的法规不和谐。归纳式的科学缓慢地战胜了演绎式的逻辑。人类之城正式向上帝之城挑战。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事物。圣经对于宇宙和自然过于简单的解释已经不能满足欧洲那些优秀的头脑。上帝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法律的给予者和遵守者，但是自然动因却需要从自然世界中发现。 人类仍然相信自己有着不死的灵魂。但是自然哲学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将人类定义为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的创造物。在激进思想家那里，道德已经逐渐与超现实的概念“罪孽”分离，而将它自己与影响个人和社会的行为联系起来。人文主义中一些更为世俗化的思潮甚至敢于捍卫今生的幸福的正当性。 一种关于人类未来新的乐观主义诞生了，并且它带来一种观念，那就是人是一种逐渐进化的生物，而在人类之城中成为“完人”是可能的。对于欧洲之外世界的探索带来了新的信息，展示了新的多样化的生活可能，并且引起了人们对于风俗和各种机构存在进行比较的好奇心。新的世界观变成了这一切的结果。 这一章讲述了这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映在一系列哲学家的论述中。因此，这一章对于“过去”提供了数面镜子。 （《百科全书学派》在讨论）  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 我们已经看到哥白尼通过证明日心说而推翻了托勒密关于宇宙的理论（见欧洲中世纪与人类知识的世俗化：1542-1642年间的科学革命）。但是哥白尼也通过保留球体和周转圆的方式保留了旧天文学的内容。哥白尼对于多重世界或是多重宇宙以及天体的自由运动知之甚少。这是留给乔达诺·布鲁诺（1548-1600）的任务，由他来对托勒密体系以及附属在这个体系上的哲学假设做全面的批评。 布鲁诺出生在意大利南部近拿波里的诺拉城。早年他曾经加入了拿波里的多明我教会。在1576年，布鲁诺被控犯有异端邪说罪，因此他逃离了多明我和教会，在欧洲到处流浪。他的想法反叛了天主教中最敏感的部分，而同时他曾经的天主教背景让新教徒对他充满怀疑。这就导致了两个阵营都不欢迎布鲁诺。这一点对于认识他短暂的一生很重要，因此他的一生都处于新教与天主教斗争白热化的时期。 然而，布鲁诺很受学者们的尊敬，而他在很多著名的学习中心教授，比如托拉斯（Toulouse），巴黎，牛津和维滕堡（Wittenberg）。他在1591年做出了返回意大利的错误决定。在威尼斯，他被自己的学生背叛，将他交给了宗教裁判所。威尼斯审判后，布鲁诺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异端信仰，但是这并没有拯救他，他依然被送往罗马进行下一场审判。他被关押在罗马监狱八年，最后被宣布为异教徒，并在1600年2月罗马的鲜花广场活活烧死。他是引人注目的第一个新世界观的殉道者。 布鲁诺精通数学，也精通哥白尼体系。尽管他的前辈已经为天文学革命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这些准备是在一种虔诚的氛围中酝酿出来的。旧的天文学中，地球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用太阳取代了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布鲁诺认为透明的物理宇宙是没有边界的。宇宙没有边界，因此也没有中心。任何事物都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地球上的每个观察者都可以把自己的观察点视为是中心，但是这个中心对于那些如果位于太阳或其他行星或是其他星辰的观察者来说就不是中心。 因此，所有的事物都取决于观察的角度。位置是相对的。只有确定了特定的一点后，我们才能定义宇宙的“上”和“下”。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运动——它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方向。时间也是相对的。 布鲁诺关于相对性的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天文学概念，同样也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基础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轻”和“重”都是绝对的现象。重物质构成了宇宙的中心，这就是地球，因为土是最重的元素。布鲁诺坚称这是一个错误，并且因此给了地球并不存在的重要性。 布鲁诺更为激进的地方在于，他的假设体系中存在着多个世界和多个宇宙。他不仅认为还存在别的“地球”——他认为还存在别的“宇宙”。更为甚者，布鲁诺反驳了天体是由比土、空气、火和水更为高级的质料构成的观念。当时认为天体是被神秘的第五元素，“以太”，构成。布鲁诺认为其他天体的质料是由和地球一样的质料构成，这个假设还需要19世纪的天文望远镜去证实。 最后，布鲁诺完全脱离了星球固定和周转圆的观点。他宣称天体是在宇宙中自由运动的，尽管这个观点还需要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作品去解释与它们运动和轨迹的相关问题。布鲁诺用自己的三本作品解释了自己的上述观点：《论原因、原则和统一》《论无限宇宙和世界们》《论不可测和不可数的世界》。 由于中世纪世界观建立在基督化的托勒密体系上，这一点可以从但丁的《神曲》中看出，所以不难猜测那些虔诚的大脑看到布鲁诺的作品时会多么惊慌失措。他挑战了地心说，拒绝了天体完美的教条，而且推测说有很多的世界和宇宙。这最后一个观点最让人难以忍受。尽管布鲁诺并无此意，但是他的这个观点直接挑战了创世纪的描述，并且直接挑战了耶稣的神性。布鲁诺将自己的邪说写得通俗易懂，所以教会一定看懂了它们。因此，布鲁诺给教会带来了现实的危险，那就是布鲁诺可能会挑起对于基督世界观的广泛怀疑。尽管布鲁诺自己并不是一个无知论者，他也不是机械论者。他认为上帝充满创造性，而且主导创造了他想象出来的诸多世界。在他的神学和他对上帝和自然的观念里，布鲁诺是一个虔诚而热诚的基督徒。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 (further reading:平静美好的散文：蒙田《随笔集》的选集) 蒙田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角色，因为他的世界观无论是与新教还是天主教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是继柏拉图、西塞罗和皮特拉克之最为著名的城市文明的信徒。他经常被与伊拉斯谟（1466-1536）作对比，但是蒙田走得更远，很多伊拉斯谟甚至不曾思考的内容，蒙田对它展开了批判。蒙田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是如何与中世纪难以割舍。他既是一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严厉批评者，但同时却又是圣·奥古斯丁（354-430）的一个温和追随者，而圣·奥古斯丁却是一个最为刻板最不宽容的基督神学家。如同他的时代的很多法国思想家一样，他像奥古斯丁一样高度自审，对经验主义知识充满怀疑，以及一个自觉式对自然和人类问题的分析。同样，这也使得蒙田像那位《上帝之城》的作者一样采取了同样的对待智力的态度。 蒙田的教育和所受过的训练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会背离传统思想模式。他的宗教背景高度分化，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她的母亲却是由犹太教皈依新教的教徒。我猜测这种背景导致了他因此很难接受任何宗教派别的假设。在他的学习和阅读中，他为自己的智力上的独立以及现代化做好了准备。他可以读希腊和拉丁文献，然后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作者都在那些世俗主义和强调宽容的异教徒里——柏拉图，皮特拉克，西塞罗，诡辩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这些异教徒的口号“那些追寻真理的人必须毫无偏见地批判，必须毫无憎恨地思考”非常明确地体现在了蒙田的身上。旧世界的世界观——中世纪的母体——在蒙田的时代已经逐渐消融了，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里希腊世界观一样。哲学式的冷静需要由内在构建，而不是依靠什么外在的机构（指教会）。 蒙田出生在海外大发现时期的早期，这些大发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习俗和传统让他非常着迷。由于这件事，导致蒙田很难接受基督教的唯一道德模式的观点。从他的早期所受到的训练和他的阅读而言，蒙田注定要成为那种宽容和温和的信徒。 蒙田式哲学的开端是真正的智力上的谦卑。他的哲学绝对不是建立基督教的自我贬抑的基础上，基督教的这种自我贬抑建立在对于罪孽的假设，人类的堕落以及灵魂的无价值之上。另外，他充分理解个人可以获取信息的稀少以及人类智力的局限。在他的散文《论孩子的教育》中，蒙田写道： 我旨在揭露我自己，当然如果我学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们可能会改变我，因而明天的我或许与今日已经不同。我没有可以信仰的权威，而且我也不想要这种权威，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受到过什么好的指导，因此我也没有资格去指导别人。 蒙田认为人类将自己置于持续不断地内省是重要的，这样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所知甚少。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于中世纪经院主义者来说是一种羞辱，贬低了他们的傲慢，这些经院主义者以为有了圣经作为武器，精通了神学，他们就获得了全部的必要知识（救赎）。 当基督教强调真理的唯一性，以及获得救赎的行为的统一性的时候，蒙田却强调了正好相反的事实，那就是，多样性和多元化才是自然的本质，因此也是上帝的本质。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意识到人类行为模式的差异，以及迥异人类的习俗和信仰的存在。蒙田发现了由于外在环境和内在动力的差异导致了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个人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的巨大差异。我们与我们自己之间的差异，甚至比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差异都要大。 蒙田所具有的那种智力上的谦卑，以及对于人类不连续性、行为多样性的充分理解，导致了他有着高度的宽容和智力上的独立。这一点，我认为是由于那个时代动荡的宗教环境有关。他对基督神学的来世的批判也是他的宽容和城市性的来源。基督徒不可以宽容，也不可以独立，因为基督徒不可以冷漠地对待一些东西，因为如果它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灵魂的丧失、永坠地狱等等。 蒙田充分考虑了人类的视野。如果哲学是教会人们如何去生活，而不是如何去死，我们就应当搜集尽可能多的关于人类生存的信息，并且以一种冷静而审慎的方式去分析这些信息。如果我们在吸收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带入了情感因素甚至是偏见，那么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从这些知识中获取智慧。如果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多样性才是规则，那么神学在教育中强调思想的统一，行为的统一必然是错误和危险的。 所以蒙田与基督教道德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基督教道德主要就在于性的纯洁度上。由于他彻底的世俗主义，蒙田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独立的思考。他预见到了人类面对生存问题会设计出种种方案。因此，他完全不同意基督教的观点，那就是人只有非常狭窄的行为自由。对于蒙田而言，上帝和自然更为赞同多样性，而不是唯一正统。 很明显，蒙田挑战了基督道德的很多核心教义。他批判基督教将身体和灵魂区分的观点，也批判基督教那种认为灵魂的快乐是好的，而身体的快乐是堕落的观点，也批判那种认为身体的快乐是与灵魂快乐分离的，而且它无益于灵魂的快乐。他声称自然和上帝给予了人类身体的快乐以及灵魂的快乐。身体的快乐是自然的，也是值得维护的。灵魂的快乐也是如此。确实，身体的快乐可以让大脑放松，也可以激活大脑。蒙田打破了神学对于精神世界和肉体世界的二分，而坚持认为人类的机能是一个整体。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比让人类体面而快乐的或者更为正确更为好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科学会比如何过好这一生更难；对于脆弱的我们而言，最残酷的事情就是对我们存在熟视无睹……让一个人如何完满地享受他的存在是最大的好事，也是最为神圣的事。我们去追寻别的手段，是因为我们不会利用我们自己；我们去寻找身外之物，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我们不必去攀登高峰，因为如何攀登我们也是在自己的腿上；即便是在这世界上最高贵的王座之上，我们坐的也仍然是自己的屁股。 勒内·笛卡尔，1596-1650 新科学最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的著作。他出生于法国都兰的一个小镇上，他属于海牙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拉夫来士（La Fléhe）的耶稣会会士大学接受教育，他对自己的教导者们保持着一份尊敬，但是他后来也称其实他们的教导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只有数学给了他确定的知识。在1618年，笛卡尔在荷兰，在拿骚的毛里求斯的军队服役，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在德国旅行。 在乌尔姆，一个十一月十日的晚上，在一天的沉思之后，笛卡尔做了一些梦。他把这些梦境理解为一种神启，那就是他注定要发现一个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关于自然的统一的体系。但是，在此时他却没有开始写作哲学或是科学，而是继续他的旅行。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是那本从没写完的《人类思维的规则》（写作于1628-29年，出版于1710年）。在1628年11月，身处巴黎的勒内·笛卡尔因与化学家尚多由（Chandoux）的一场辩论而闻名，在这场辩论中笛卡尔声称只有绝对的确定性才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基础。在这一年，笛卡尔退役去了荷兰，在那里待到了1649年。 在荷兰笛卡尔继续研究他自己的体系，在163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科学著作《世界》。当他听到对伽利略的指控时，笛卡尔迅速地将自己的书隐藏了起来。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笛卡尔终其一生都对权威表现出了一种审慎和妥协。在1637年，他出版了三本关于数学的论文集：《几何》《光的反射》和《流星》（前言是他同样著名的《正确思考和寻找科学真相的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the Reason and Seeking for Truth in the Sciences））《方法论》在很多地方引人注目：它是自传式的，它包含了一个对笛卡尔主义（Catesianism）的精确的表述，而且它是用法语写作的。通过用法语写作，笛卡尔意图（如同伽利略一样）将自己的思想局限于学术圈，只到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方法论》之后，笛卡尔写作了另一本更形而上学的作品，那就是六本《关于第一哲学的沉思录》，这本书与那些反对笛卡尔的作者，包括托马斯·霍布斯，安东尼·阿木尔德（Antoine Arnauld（1612-1694））以及皮埃尔·嘉生地（Pierre Gassendi（1592-1655））等的反对的六本书（最终变成了七本）一起出版了。 在1649年，笛卡尔迫于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的要求，而加入了她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一个学术圈，并指导她的哲学。在这一年，他出版了《灵魂的激情》。但是在1650年，由于瑞典的气候影响，加上女王陛下在早上四点让他去指教，导致笛卡尔染上了肺炎，并最终去世了。 笛卡尔的哲学研究方法是纯粹数学的。因此，他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宇宙的秘密。就像他有一次表达的那样：“我确信比起任何其他，[数学]是知识的最有力的武器，它是一切的根源。”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分析几何。但是笛卡尔却没有什么数学技巧。他很少使用“纯粹”数学。他最感兴趣的是数学方法和它的应用。 笛卡尔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来自于他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贡献。在《方法论》中他阐述了他的体系的原则。 他声称第一步是要去除一切在先的和广为接受的权威，以一颗清醒无偏见的大脑进行思考。 哲学家不可以接受任何无法证明的东西为真相。任何东西的初始表达都应当是极清晰极简单的，然后慢慢地根据逻辑演化成更为复杂和进化着的方程。任何特定问题都要分解成许多个组成部分以便于我们去解决它。思想和观念应当用有秩序的想法来表达。最后，要有彻底的分析，以及充分对于问题的研究，要防止有所遗漏。 笛卡尔式思想的基础是理性思维的全能，这一点可以用他的那句著名格言来表达，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他认为他可以仅仅通过数学就可以演绎出真理。通过这样，他创建了一个完全机械的世界。在这种机械的解释中，他排除了两件事：上帝和人类的灵魂。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拥有灵魂的，它不需要用机械的必要性去解释。低级的动物们仅仅是会动——的机器。而人类，由于他的灵魂，是一个有知的，会沉思和指导性的机器。 笛卡尔在粉碎权威的伪饰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他低估了传统、潜意识，在对权威的态度上半推半就因为不够清晰，但是他确确实实扫清了一些清晰思考的明显障碍。 托马斯·霍布斯, 1588-1679
由于他的母亲听到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的消息，导致托马斯·霍布斯成了一个出生在4月5日的早产儿。由于他的教士父亲死于教堂门口的斗殴，霍布斯被他的叔叔抚养长大。他在牛津的抹大拉会厅里学习拉丁语，在十四岁时已经将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翻译成拉丁语。在牛津时，霍布斯就已经厌倦了弥漫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从1603年开始，他担任卡文迪什家族的长期私人教师，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进入非常好的图书馆，有机会认识诸如弗兰斯西·培根（1561-1626）和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这样的人，以及两次去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机会。 这些人中，首当其冲就是威廉（1610年认识），其次是德文郡的伯爵二世，然后是伯爵二世的儿子伯爵三世。然后在1634年他被引荐进入梅森在巴黎的学术圈，这个学术圈中包括了伽桑狄（Gassendi）和笛卡尔。他在1636年的佛罗伦萨见到了伽利略。由于霍布斯的指导，才使得维斯·克里夫特（1629-1631）的儿子了解了欧几里得几何学，而这也成为他思想的转折点。把这些演绎式的知识类推到人和社会的科学上是可行的吗？ 由于饱受他所处的时代的混乱之苦，霍布斯在他的《法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Law，1640年，出版于1650年）中用心理学作为维护国王特权的基础，而不是虚幻的君权神授。当国会正式弹劾Stafford和Laud的时候（1640年），霍布斯逃到了巴黎，并且他很为自己是“第一个逃跑者”而感到骄傲。 他很快陷入与笛卡尔的争论中，这是由于他反对后者写作的《沉思录》。在1642年，霍布斯出版了《论公民》（De Cive），这本书中霍布斯更为全面地介绍他关于政府的观点。在1646年，他又写作了《关于反射学的第一份手稿记录》（A Minute of First Draught of the Optiques），这是他用以和笛卡尔关于反射的观点竞争的书。在1646年，他担任威尔士王子也是后来的查理二世的数学家教。在1651年他出版了自己在政治理论上的伟大著作《利维坦》（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霍布斯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是物体的运动，人的喜好和厌恶的欲望。“好”和“坏”是人们随机地给他们喜欢或是厌恶的东西贴上的标签。由于人类自利的天性，导致人类在前社会时期的生活“肮脏、野蛮和短暂”，到处都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理性、开明的私利使得人们想要逃离这种自然状态，于是人们订立社会契约，交出侵害他人的权利，但没有交出自卫权，将这种侵害他人的权利让渡给绝对主权。这种绝对主权发布法律，自由缩小到主权没有设置干预的范围。这张社会契约仅仅在主权有能力去执行它的时候才有效。主权可以由个人或是集体去行使，但是它是不可分的，不可以在议会和国王，或是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形成分权。 由于《利维坦》贬低了宗教顺从的地位，所以它冒犯了在巴黎的皇族流放者和法国政府。因此，在1652年霍布斯返回了英格兰，定居在伦敦。霍布斯余生中卷入多次争议。英国的大瘟疫和伦敦大火（1665-1666）被解释为上帝对于英格兰庇护了霍布斯这样一个无神论者的愤怒。此后，在复辟时，查尔斯二世给了他昔日的老师一笔经费，并且利用他的影响力压下了一个针对霍布斯的作品的议案。霍布斯写作一本重要的对话集《巨兽》（Behemoth）反对那些普通法的辩护者。这本书是一本用拉丁语写作的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以及他的自传。在八十六岁时，他说自己已经没什么更好的事可以做，他开始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在此之前他翻译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些都在1682年出版。霍布斯死于德比郡的哈的维克会堂。 霍布斯抛弃了笛卡尔的模棱两可和二元论以及所谓的理性主义者。他把新数学方法和机械原则不仅适用于物质也适用于思维。他因此摧毁了笛卡尔主义中矛盾而令人困惑的二元论，建立起机械经验主义。他相信所有关于物质的积极只是是来自于身体或器官的直接经验。笛卡尔认为基础的物理事实是延伸，而霍布斯认为是运动。他持有“唯有物质存在；唯有运动发生”的观点。 运动的基础原则控制着两类主题：物理和感官世界的自然物体以及人造物体，如社会组织，如国家。人是两者的代表。从感官主义说，他是一个自然物体；作为国家的一员，他生活在一个人造物体中。思维是连接自然和人造物体的线索。哲学的各种分支需要对这些做出研究——物理学研究自然物体；心理学把人视为个体；政治学则关注人造物体。 霍布斯给哲学知识加上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限制。它并不能使得我们了解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或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无法把握或是证实它。我们对外部世界所知道的一切来自于外部世界的运动以及通过这种运动它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我们所有意识到的都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而这些只是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刺激的反映，而不是外部世界本身。 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世的作者们，都会被托马斯·霍布斯的理念所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来自于他雄辩的逻辑，而且因为霍布斯很像一个科学家。通过他对于人类和社会的观察，他给人类行为设置了前提，并由这些前提他推导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更进一步的是，他对于人类持有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将人类的行为简化为喜好和厌恶。通过这些，霍布斯为机械宇宙观做出了贡献，而这些机械宇宙观部分来自于笛卡尔的哲学。这种机械论认为宇宙，包括人类，只是一台复杂的机器，由科学原则所统治。  约翰·洛克, 1632-1704
如同笛卡尔或是霍布斯这样的哲学家，他们都喜欢数学，并且都希望利用新科学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但是尽管约翰·洛克也研究多种主题，但是他的兴趣点却在于知识的功能，以及我们是如何知道的。 8月29日， 约翰·洛克出生于索玛赛特（Somerset）的沃灵顿（Wrington）。他在理查德·巴斯比（Richard Busby）治下的西敏寺学校学习，这时他就发现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模糊的术语让人困惑，充斥着毫无用处的问题”。他在西敏寺学院获得了终身学者的地位，但是在1684年国王取消了他的这一地位。他厌恶清教对于大学神学家不宽容的态度，因此他不能获得教职。相反，他尝试医学和科学实验，并参加讨论，很快他就获得了洛克博士的称号。 在1667年他成为了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伯爵的内科医生，这位沙夫茨伯里的伯爵在1714年写作过《性格论》（Characteristicks）。 在1668年为后者成功实施了胸口脓创手术后，他成为了阿什利伯爵亲近且信任的顾问，解答关于政治和科学的事项，并被选举为皇家学会（F.R.S）的一员。这位伯爵对于洛克在哲学上的兴趣颇有指导。洛克自己成立了一个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的小俱乐部，在1670年-1671年之间的冬天的这个小俱乐部聚会上，成员们都同意了洛克的看法，那就是在解决所有问题之前，人们应该了解人类理性适合处理什么问题。 在1672年，阿什利成为了沙夫茨伯里的第一位伯爵和英国上议院的大法官，而洛克成为了贸易董事会的秘书。由于健康原因，在他惹上政治麻烦的那些年（1675-79），洛克在蒙特利尔和巴黎呆着，在那里他接触了伽桑狄（Gassendi）和阿尔诺（Arnauld）的学术圈。而沙夫茨伯里伯爵，在短暂的伦敦塔岁月后，又复职了，而洛克也重新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在1683年，洛克发现自己有必要跟随伯爵去荷兰。 他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后，他与很多开明神学家建立了亲戚的友谊关系。在1687年他搬去了鹿特丹，加入了英国对橘色威廉的支持者行列。他匿名发表了著名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1689)）。这本书并不是用来支持1688年的光荣革命，因为有证据显示这本书其实是在1681年就写好了——这本书既反对罗伯特·费尔默（Robert Filmer）的君权神授，也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 洛克也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想象的前市民社会的罪恶的基础上，这种前市民社会对于霍布斯来说就是一片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混乱。但是对洛克来说，洛克却坚持这种前市民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因此，缔结社会契约以组成市民社会，是人们交出一部分个人权利给统治者和执政者，以换来对于更有效得保护自然权利。如果统治者侵犯了自然权利，则应当被驱逐。对于抗争的辩护，以及洛克的私人财产理论，成为后来美国殖民地和法国大革命的信条，用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话说，“是英国人优良政治传统的缩影”。 洛克的余生在艾萨克斯的欧茨市，弗朗西斯先生和玛莎女士的家中度过，玛莎女士是洛克的崇拜者，她是拉尔夫·卡得沃斯（Ralph Cudworth）的女儿。洛克在1704年10月28日去世，葬在海拉夫（High Laver）的教堂墓地。 洛克的哲学宣称哲学应该只处理那些人类大脑有能力理解和解决的问题和概念。通过对人类能力的限定，他放弃了很多早期哲学家和神学家试图去解决的问题。洛克不相信天赋观念的原则。这种天赋观念的理论认为观念是人脑中天生就有的，除非刻意去改变社会结构，它们不会受到影响。为了反对这种理论，他创造了“白板说”（Tabula rasa）,他认为人在出生时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洛克转向了这样的问题，即一个成熟的人大脑中的观念来自于何处。他宣称这些观念是经验和对于经验思考的产物，这种思考就是理性。他在他的《关于人类理性的论文》（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如此写道： 我们可以假设思维是……一张白纸，空白无字，没有任何观念；那么它是如何获得观念的呢？什么时候开始它被人类纷杂的幻想涂上无休无止的颜色的呢？什么时候它开始有理智和知识的材料的呢？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就是经验；它是我们所有知识建立的基础，而从经验中最终产生了知识。我们的观察不仅仅局限于外部的客观物体，还包括我们的思维的运转、观察和沉思的方式。我们的观察提供思考的基础。观察和思考是知识的来源，从知识我们获得了所有的观念，从知识所有的观念自然涌现。 通过对于简单观念的理性思考，我们获得了更为复杂的观念。这个过程包括了将简单观念集合，整合以及抽象的过程。简单观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是直接从我们的观察中获得的。复杂观念并不是对物的直接反应，但是它也是对应着物的。通过思考衍生观念，我们可以测试这些观念的有效性，发现它们在实践中是否真的有用。 在无数创造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只有皮埃尔·贝尔（1647-1706）可以与约翰·洛克相提并论，而也只有伏尔泰才算是一个可以超过约翰·洛克的人。伏尔泰使得牛顿和洛克的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约翰·洛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哲学家，而且他现在也颇有影响力。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的心理学，开始了对狭隘观念的战斗。面对着信仰，他为理性辩护，这件事在当时可比在一百年后危险得多。他开始反对教条和经院哲学的教育革命，并且他的政治理论在一百年后成为了主流的欧洲思想传统。如果洛克并没有伏尔泰（1694-1778）思考得那么长远，那么他也给伏尔泰奠定了一条康庄大道。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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