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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友对我说，你写了大半辈子了，能不能在有生之年放出一颗卫星，哪怕放响一颗重磅炸弹也行，再别写那些可有可无轻飘飘的东西了！我何尝不是这想的，想了近半个世纪了。可是，想归想，要超越自我，进入大家行列，谈何容易。这就跟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成千上万的人从山根出发，到达顶峰者寥寥无几，许多的人都在中途歇菜了；尤其是，那与巅峰只差一步之遥的人，倒下后，不仅仅是望巅兴叹，而且是死不瞑目！ 我在很多文友大部头作品首发式的座谈会上都说过：“你们都是造大炮、造长枪的人，我只会造手枪。”原因是我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是短篇小说、散文、红学探讨、文艺评论文章等，最长的也就是三万多字的小中篇，而且仅有一篇。我自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小狗”，虽然在“大狗”面前不敢嚣张，没有凛凛威风，但我从来没有自卑过，依然发出我自己的“叫声”，始终认为自己虽小，但还属于“狗”的行列之一员。 我常想，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小狗从来没有因为有大狗的存在就感到自卑，从而噤声。大到藏獒，小到京巴狗，都是要发出叫声的，“叫”是狗的本性，与形体大小毫无关系。比之于大狗闷声闷气的叫声，小狗的叫声倒也有悦耳动听之处。仔细一想，这个现象似乎还蕴含着某种深刻的道理，可以启发我不妄自菲薄，乐观地对待自己。 以我们玩笔杆子的人举例来说，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中外文学大师，都是重量级的“大狗”，即便是当代中国的莫言、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之流，也堪称是很有知名度的“大狗”；诸如老娄我这样的三流文人，抑或根本不入流的，就算是“小狗”了。但是，身为“小狗”的我们，也没有因为那些名声响亮的“大狗”的存在，就停止了自己的“叫声”，无论那叫声是否悦耳动听，是否能引起路人的注意。 我省著名作家王家达先生生前曾经说过：教人搞文学创作是误人子弟，自己搞文学创作是误入歧途。我没有刻意教唆过别人去搞文学创作，也就没有误人子弟的罪过；但反观我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误入歧途者，而且还长期坚持，一搞就是四十多年，真是死不改悔！ 一九七五年，我正在农村插队。大队支书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剧本，参加全县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报酬是每天给我记十分工分，外加两包甲级香烟。我用了十多天时间，写了一个能演一个多小时的小戏曲，竟然获得了县上和地区文艺调演的剧本创作奖。在这个小小的成功的诱惑下，我从此走上了“歧途”。 因为我写剧本写不过我的老师，就另辟蹊径，专攻小说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写农村题材小说的文学青年，都模仿贾平凹，我也不例外。后来，我看到了贾平凹的一篇创作谈，他说：“模仿我者死。”我也认识到了，确实如此。我就想，我本是“小狗”，有属于我自己独特的“叫声”，倘若放弃了我自己的“叫声”，去模仿“大狗”的“叫声”，就失去了自我，就会走进文学创作的死胡同，永远没有出路，没有出息。 之后，我就不再模仿知名作家的笔法，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终于在陇南文坛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小狗”之所以能够与“大狗”共生，同样有自己的可爱之处，原因就在于“小狗”懂得坚守自己的本色，不去效仿“大狗”，不去冒充“大狗”，找准自己的定位，甘愿做一只“小狗”，用天赋于自己的嗓门腔调，尽可能地发出优美之声，让世人感觉到那只“小狗”的“叫声”还比较悦耳，还有可爱之处。 曾几何时，在文学艺术界，无论“大狗”还是“小狗”，都曾经让许多文学艺术圈内圈外的人刮目相看，甚至高山仰止。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汉唐时期的文人学士，直至民国的作家诗人，都被划作“贵族阶层”，无论其物质生活是否贫富，起码是“精神贵族”，甚至还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说，何等了得！因此，我将文人学士，或者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比喻成“狗”，是很不合适的，简直是亵渎孔孟，有辱斯文。 “文豪天子”曹丕在其《论文》里，对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提出了惊世骇俗旳看法，他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思是说，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曹丕将文章的社会作用概括为“经国之大业”，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评价如此之高，空前绝后。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位三国时代的大政治家说的那些话，依然是书生之见。让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距他一千九百余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所说的那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什么也不是，甚至被许多人嗤之为“狗屁”！倘若我们还把他的话当做至理名言，沾沾自喜，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写几篇文章，就很了不起，就高人一等，成了所谓的“精神贵族”，那我们就是在意淫，在自慰，是跳下崖去即将粉身碎骨时还对崖上的人说：“快哉，都下来吧！”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写过一篇名著，叫作《文心雕龙》，且不说这篇名著的内容如何，仅其题目而言，“雕龙”是何等高超的技艺，何等了得的功夫！千百年来，主流文化常常把“聪明淫巧的手工发明制作”称为“雕虫小技”。相对于“雕虫小技”，能够以“文心”去做的“雕龙”就应该是了不起的绝活了吧？不见得。看看当今世界，哪个具有“文心”身怀“雕龙”高超技艺的人，能比得过具有“雕虫小技”的人？我“雕虫”，我吃香，我会暴富；你不屑于“雕虫”，你会“雕龙”又能怎么样？你清高，你就得饿死！ 其实说到狗，倒是在封建社会，入仕之人曾经被称作“牧”，大概是将老百姓定位为“羊”，而官员则是“牧羊犬”之意。可见那时的官员才是“狗”，只是“大狗”和“小狗”的区别而已；民间或者古装戏剧里，常常咒骂贪赃枉法的官员是“狗官”，原因就在于此。但那时的官员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狗”，倒是骂文人学士是“狗屁文人”。望文生义，“狗屁文人”者，跟在官员屁股后边摇尾乞怜之文人也。 好在，时代变迁，社会进步了。现如今，无论是官员，还是文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由曾经的“狗”或“狗屁”，变成了人民大众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身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历朝历代，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永远不缺乏政治家，但比之于政界，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一代又一代的政客官吏被历史尘封了，后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姓什名谁，那些与日月同辉的文学艺术家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而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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