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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填补杨维桢研究空白的力作

2021-10-20  弘虫

——徐晓刚《杨维桢传稿》阅读札记
 
徐晓刚先生的《杨维桢传稿》到手后,便迫不及待地拜读。读得酣畅淋漓,读得收获满满。拜读之余,由衷感叹:这本书,填补了杨维桢研究的一个空白。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研究杨维桢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国内最权威、最学术的杨维桢传记。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基于我的阅读体验得出的结论。尤其鼓舞人心的是,研究诸暨三贤的权威人士,此前都是外地高校教授的专利,现在徐晓刚先生以他的《杨维桢志》和《杨维桢传稿》,为诸暨本土研究诸暨三贤高举了旗帜。徐晓刚先生对杨维桢的研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我认为,《杨维桢传稿》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取舍得当,重点突出。《传稿》以杨维桢的生活履历为经,以杨维桢的艺术经历为纬,全方位、立体式地传写了杨维桢这位元末的旷世奇才,传写得十分清晰,传写得十分到位。通过作者精彩的传写,杨维桢的形象跃然纸上,杨维桢的思想显而易见,杨维桢的成就全面呈现。特别是杨维桢的古乐府诗创作、西湖竹枝词唱和、玉山雅集主持、《宋三百年纲目》编纂等方面内容,写得十分夺目而耀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恰恰正是杨维桢一生艺术成就之所在。 
二、构思巧妙,形神兼备。作者在《后记》中说,传稿“总体布局是线条式的,从铁崖山写到天马山,从杨维桢的出生写到他的离世,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程贯通”。我认为,如果杨维桢的行历是一条明线,那么他从一个七品芝麻官变成诗坛领袖则是一条暗线。《传稿》在理清杨维桢生平的同时,也理清了杨维桢的艺术人生,即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元末“诗坛领袖”的。正因如此,杨维桢被传写得形神兼备。这既是作者最为自得的地方,也是《传稿》一书的灵魂所在。我认为,如此全方位叙写杨维桢的生平与艺术,在杨维桢研究中尚属首次。 
三、史料翔实,传写到位。杨维桢身处元代,要理解他的身世,特别是在官场坎坷的经历,必须借助于时代背景,而《传稿》在这方面的功夫下得很深。特别是大量引用《元史》等史料,列举元代科举制度、盐税制度、商税制度、总管府推官制度等等,有助于还原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让读者更加深刻理解杨维桢的人生遭遇和人物性格。此外,杨维桢作品中拥有大量深奥难懂的历史、地理、职官、人物等方方面面的冷知识,这是阅读研究杨维桢的“拦路虎”,徐晓刚先生以自己的博学和考证,为读者作深入浅出的解读。我坚信,这部《传稿》必将成为今后置于我案头且时时需要翻阅的工具书。 
四、考证细致,耳目一新。这是我在阅读《杨维桢传稿》时的另一个强烈感受。这本书里拥有大量杨维桢研究的新发现、新考证,这些发现和考证,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令人目不暇接,令人耳目一新。如:根据《甲申腊月廿五日初度》中的一句“今年生旦逢立春”,考证出杨维桢的生年是1297119日;根据杨维桢《桐柏观》诗前小引提及的“莅邑五百日”(1328年初至1329年秋),考证出杨维桢任天台县尹的起迄时间。此外如:杨维桢《周上卿墓志铭》的小楷书法、《张氏通陂表》的章草书法竟出自陈文东之手,杨维桢于至正十三年至十四年有“权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经历,杨维桢躲避朱明朝廷征召的举动,杨维桢“修纂礼乐书”的事实真相,杨维桢与杨瑀的交往,杨维桢与宋濂的交往,杨维桢避难富阳的具体地点考证,杨维桢在松江各个书楼的定位,草玄阁“草玄”的含义(淡于势利、潜心著述),杨维桢诗文的不同版本,《铁崖图》画作的真伪甄别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拍案惊奇的新发现。这些发现和考证,是建立在作者博览群书、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貌似得来全不费功夫,背后却是作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丰硕成果。 
五、厘清真相,填补空白。之所以说《杨维桢传稿》填补了杨维桢研究的空白,是因为徐晓刚先生的《传稿》刷新了我头脑里既有的杨维桢印象,廓清了长期来始终无法解开的模糊概念。除前面提到的新考证、新发现外,根据我的目力所及,徐晓刚先生在杨维桢研究中还有许多重大发现,试举五例:
1、(第四章)杨维桢(1329年秋)离开天台,到后来(1335年底)任钱清场盐司令,中间长达六年之久,这就是宋濂所谓的“久之”。历来研究者都不清楚杨维桢离开天台的确切时间,至于这个空档里杨维桢究竟在做些什么,则基本认为是在故乡大桐山闭门思过、读书授徒。徐晓刚先生则考证出杨维桢有任职浙江行省乡试同考官的履历(1329年至1331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包括孙小力在内的杨维桢研究专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杨维桢的这段经历,有力地证明了上层对杨维桢的压制和冷落,以及官场的那套潜规则,却也让杨维桢有时间投入到他热衷的诗歌创作领域中去。
2、(第四章)为反驳黄清老(字子肃)所谓的“两浙无诗”,杨维桢为“雪子肃之冤”,在杭赋闲期间,寻访两浙诗人,选出七位诗人的代表作品,编成两浙作者集》,以证明“两浙有诗”这是杨维桢在做钱清场盐司令前的又一桩大事,但历来研究者也忽视了这块内容。徐晓刚先生在书中详细考证和列举了这段史实及相关的七位诗人。这个空白的填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杨维桢高举两浙诗坛的旗帜,实际上为他日后取得诗坛盟主的地位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3、(第五章)黄溍、陈绎曾选编了一部带有教材性质的乐府诗集,且“梓行于南北”,杨维桢有不少乐府诗也收录其中。这段一史实也是全新发现,因为以前闻所未闻。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黄溍、陈绎曾选编的乐府诗集,为扩大杨维桢古乐府创作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使其最终成为元末诗坛盟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第六章)杨维桢的《丽则遗音》为书商印制,与杨维桢学生陈存礼所编的《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有本质的区别。这又开阔了我的阅读视野。徐晓刚对一事件作了全新的研究,意义非凡。因为《丽则遗音》的初版和新版,对于进一步提高杨维桢的声望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5、(第十三章)杨维桢编纂《宋三百年纲目》的起迄时间及全稿毁于兵火的叙述,填补了杨维桢作为“铁史”的研究空白。徐晓刚先生指出:“这不仅仅是杨维桢个人的悲哀,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个不小的损失。对于我们试图全新认识杨维桢而言,其损失更不容低估。”现在通过阅读徐晓刚先生的《杨维桢传稿,我们终于明白,杨维桢之所以能成为史家,不仅仅靠他的《正统辩》。虽然《宋三百年纲目》没能存世,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史家杨维桢的肃然起敬。
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以上研究空白的填补,恰恰都是杨维桢身世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事关杨维桢的艺术成就,是杨维桢成为元末“诗坛领袖”和“铁史”的有力佐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认为《杨维桢传稿》是一部新意迭出、硕果累累的著作。
六、鉴赏解读,别具特色。杨维桢是元末的诗坛盟主、文章巨公,这是史家一致公认的。杨维桢因此后来也被写进了小说,且他比王冕被写进小说的时间要早得多,明末周清原创作的短篇(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第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开篇就写瞿佑得杨维桢赏识、从此名扬天下的事小说中这样评价杨维桢:“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桢。”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整篇写的是杨维桢好人得善报的事。由《西湖二集》可以看出,杨维桢在明代仍保持着江南“第一有才”的声誉。虽然宋濂、贝琼、朱彝尊等为杨维桢作过小传,但后世却鲜有人敢为杨维桢著书立传。这一定是因为传写困难,传写杨维桢无疑是一个庞杂繁琐的系统工程。杨维桢存世作品太多,单是通读他的全部作品、理清他的生平就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这项工作孙小力教授做了几十年)更何况杨维桢古乐府诗的鉴赏与解读也是一个难题,所以传写杨维桢,既要有史学家的史学功底,还要具备古诗鉴赏与解读的诗词能力。而今天我们欣喜地捧读到徐晓刚先生的《杨维桢传稿》,这恰恰证明:才子杨维桢的传记,自当由同样是才子的徐晓刚先生来完成!徐晓刚先生的才情,在鉴赏、解读、评价杨维桢诗作的笔墨中得以充分体现。由此看来,真正研究杨维桢,光坐冷板登是不够的,因为必须同时具备的古诗词功底,我们很多人是欠缺的。而这,也正是《杨维桢传稿》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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