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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刚先生的《杨维桢传稿》到手后，便迫不及待地拜读。读得酣畅淋漓，读得收获满满。拜读之余，由衷感叹：这本书，填补了杨维桢研究的一个空白。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研究杨维桢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国内最权威、最学术的杨维桢传记。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基于我的阅读体验得出的结论。尤其鼓舞人心的是，研究诸暨三贤的权威人士，此前都是外地高校教授的专利，现在徐晓刚先生以他的《杨维桢志》和《杨维桢传稿》，为诸暨本土研究诸暨三贤高举了旗帜。徐晓刚先生对杨维桢的研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取舍得当，重点突出。《传稿》以杨维桢的生活履历为经，以杨维桢的艺术经历为纬，全方位、立体式地传写了杨维桢这位元末的旷世奇才，传写得十分清晰，传写得十分到位。通过作者精彩的传写，杨维桢的形象跃然纸上，杨维桢的思想显而易见，杨维桢的成就全面呈现。特别是杨维桢的古乐府诗创作、西湖竹枝词唱和、玉山雅集主持、《宋三百年纲目》编纂等方面内容，写得十分夺目而耀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恰恰正是杨维桢一生艺术成就之所在。 二、构思巧妙，形神兼备。作者在《后记》中说，传稿“总体布局是线条式的，从铁崖山写到天马山，从杨维桢的出生写到他的离世，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程贯通”。我认为，如果杨维桢的行历是一条明线，那么他从一个七品芝麻官变成诗坛领袖则是一条暗线。《传稿》在理清杨维桢生平的同时，也理清了杨维桢的艺术人生，即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元末“诗坛领袖”的。正因如此，杨维桢被传写得形神兼备。这既是作者最为自得的地方，也是《传稿》一书的灵魂所在。我认为，如此全方位叙写杨维桢的生平与艺术，在杨维桢研究中尚属首次。 三、史料翔实，传写到位。杨维桢身处元代，要理解他的身世，特别是在官场坎坷的经历，必须借助于时代背景，而《传稿》在这方面的功夫下得很深。特别是大量引用《元史》等史料，列举元代科举制度、盐税制度、商税制度、总管府推官制度等等，有助于还原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让读者更加深刻理解杨维桢的人生遭遇和人物性格。此外，杨维桢作品中拥有大量深奥难懂的历史、地理、职官、人物等方方面面的冷知识，这是阅读研究杨维桢的“拦路虎”，徐晓刚先生以自己的博学和考证，为读者作深入浅出的解读。我坚信，这部《传稿》必将成为今后置于我案头且时时需要翻阅的工具书。 四、考证细致，耳目一新。这是我在阅读《杨维桢传稿》时的另一个强烈感受。这本书里拥有大量杨维桢研究的新发现、新考证，这些发现和考证，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令人目不暇接，令人耳目一新。如：根据《甲申腊月廿五日初度》中的一句“今年生旦逢立春”，考证出杨维桢的生年是1297年1月19日；根据杨维桢《桐柏观》诗前小引提及的“莅邑五百日”（1328年初至1329年秋），考证出杨维桢任天台县尹的起迄时间。此外如：杨维桢《周上卿墓志铭》的小楷书法、《张氏通陂表》的章草书法竟出自陈文东之手，杨维桢于至正十三年至十四年有“权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经历，杨维桢躲避朱明朝廷征召的举动，杨维桢“修纂礼乐书”的事实真相，杨维桢与杨瑀的交往，杨维桢与宋濂的交往，杨维桢避难富阳的具体地点考证，杨维桢在松江各个书楼的定位，草玄阁“草玄”的含义（淡于势利、潜心著述），杨维桢诗文的不同版本，《铁崖图》画作的真伪甄别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拍案惊奇的新发现。这些发现和考证，是建立在作者博览群书、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貌似得来全不费功夫，背后却是作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丰硕成果。 五、厘清真相，填补空白。之所以说《杨维桢传稿》填补了杨维桢研究的空白，是因为徐晓刚先生的《传稿》刷新了我头脑里既有的杨维桢印象，廓清了长期来始终无法解开的模糊概念。除前面提到的新考证、新发现外，根据我的目力所及，徐晓刚先生在杨维桢研究中还有许多重大发现，试举五例：1、（第四章）杨维桢（1329年秋）离开天台，到后来（1335年底）任钱清场盐司令，中间长达六年之久，这就是宋濂所谓的“久之”。历来研究者都不清楚杨维桢离开天台的确切时间，至于这个空档里杨维桢究竟在做些什么，则基本认为是在故乡大桐山闭门思过、读书授徒。徐晓刚先生则考证出杨维桢有任职浙江行省乡试同考官的履历（1329年至1331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包括孙小力在内的杨维桢研究专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杨维桢的这段经历，有力地证明了上层对杨维桢的压制和冷落，以及官场的那套潜规则，却也让杨维桢有时间投入到他热衷的诗歌创作领域中去。2、（第四章）为反驳黄清老（字子肃）所谓的“两浙无诗”，杨维桢为“雪子肃之冤”，在杭赋闲期间，寻访两浙诗人，选出七位诗人的代表作品，编成《两浙作者集》，以证明“两浙有诗”。这是杨维桢在做钱清场盐司令前的又一桩大事，但历来研究者也忽视了这块内容。徐晓刚先生在书中详细考证和列举了这段史实及相关的七位诗人。这个空白的填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杨维桢高举两浙诗坛的旗帜，实际上为他日后取得诗坛盟主的地位埋下了第一块基石。3、（第五章）黄溍、陈绎曾选编了一部带有教材性质的乐府诗集，且“梓行于南北”，杨维桢有不少乐府诗也收录其中。这段一史实也是全新发现，因为以前闻所未闻。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黄溍、陈绎曾选编的乐府诗集，为扩大杨维桢古乐府创作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使其最终成为元末诗坛盟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第六章）杨维桢的《丽则遗音》为书商印制，与杨维桢学生陈存礼所编的《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有本质的区别。这又开阔了我的阅读视野。徐晓刚对一事件作了全新的研究，意义非凡。因为《丽则遗音》的初版和新版，对于进一步提高杨维桢的声望发挥了不小的作用。5、（第十三章）杨维桢编纂《宋三百年纲目》的起迄时间及全稿毁于兵火的叙述，填补了杨维桢作为“铁史”的研究空白。徐晓刚先生指出：“这不仅仅是杨维桢个人的悲哀，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个不小的损失。对于我们试图全新认识杨维桢而言，其损失更不容低估。”现在通过阅读徐晓刚先生的《杨维桢传稿，我们终于明白，杨维桢之所以能成为史家，不仅仅靠他的《正统辩》。虽然《宋三百年纲目》没能存世，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史家杨维桢的肃然起敬。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以上研究空白的填补，恰恰都是杨维桢身世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事关杨维桢的艺术成就，是杨维桢成为元末“诗坛领袖”和“铁史”的有力佐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认为《杨维桢传稿》是一部新意迭出、硕果累累的著作。六、鉴赏解读，别具特色。杨维桢是元末的诗坛盟主、文章巨公，这是史家一致公认的。杨维桢因此后来也被写进了小说，且他比王冕被写进小说的时间要早得多，明末周清原创作的短篇（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开篇就写瞿佑得杨维桢赏识、从此名扬天下的事，小说中这样评价杨维桢：“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桢。”第二十三卷《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整篇写的是杨维桢好人得善报的事。由《西湖二集》可以看出，杨维桢在明代仍保持着江南“第一有才”的声誉。虽然宋濂、贝琼、朱彝尊等为杨维桢作过小传，但后世却鲜有人敢为杨维桢著书立传。这一定是因为传写困难，传写杨维桢无疑是一个庞杂繁琐的系统工程。杨维桢存世作品太多，单是通读他的全部作品、理清他的生平就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这项工作孙小力教授做了几十年）更何况杨维桢古乐府诗的鉴赏与解读也是一个难题，所以传写杨维桢，既要有史学家的史学功底，还要具备古诗鉴赏与解读的诗词能力。而今天我们欣喜地捧读到徐晓刚先生的《杨维桢传稿》，这恰恰证明：才子杨维桢的传记，自当由同样是才子的徐晓刚先生来完成！徐晓刚先生的才情，在鉴赏、解读、评价杨维桢诗作的笔墨中得以充分体现。由此看来，真正研究杨维桢，光坐冷板登是不够的，因为必须同时具备的古诗词功底，我们很多人是欠缺的。而这，也正是《杨维桢传稿》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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