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原成都“西川路”转运使马亮任成都“益州路”转运使，原成都“西川路”转运副使张志言改
任广元“利州路”转运使；原奉节“峡路”转运使丁谓任奉节“夔州路”转运使，原奉节“峡路”转
运副使李防改任三台“梓州路”转运使。尤以“夔州路”转运使丁谓“才高八斗”，擅长经管，后官
至宰相，封晋国公，是北宋早期重臣之一。
川峡四路中，“成都益州路、奉节夔州路”为原有的两大旧路，其行政治所地也较固定。嘉祐四年(1059)，
益州路先更名“成都府路”；其后，嘉祐六年(1061)益州重新改成都府，治司不变。
后分置的“利州路、梓州路”两路，行政治司则变换繁杂。尤其宋蒙战事之后，利州路辖区和军政中
心的变迁更是频繁。北宋初，之所以得名“利州路”而非“兴元府路”，就是因该路行政治所转运司
(漕司)一直设在广元利州，而非汉中兴元府。《舆地纪胜》卷183：“皇佑三年(1051)，提、转不许同
在一州，故宪居兴元，而漕居利州”。可知此时利州路漕司还在广元利州，汉中兴元府仍隶属广元利
州路。北宋后期，只因西北战事紧迫，利州路军政合制，行政治所才迁移汉中兴元府。建炎南渡后，
“利州路”开始东、西分治。终南宋一世，利州东、西路时分时合，达九次之多，“绍兴十四年分，
乾道三年四月合；乾道三年六月分，乾道四年合；淳熙二年分，淳熙三年合；淳熙五年分，绍熙五年
合；庆元二年又分，嘉定二年复合；嘉定十一年短暂分合，又于次年五月再分，同年八月又合；嘉定
十六年再合；战乱中实又分矣”。
梓州路行政治司初治三台梓州，因“去戎、泸地远，或戎人缓急寇边，难于应接”，大中祥符年间遂
迁治资州(今资中)，但不久还治梓州；“皇祐中，田况请复置司遂州”，于是又迁治遂州(今遂宁)，
之后再次复还旧址梓州。徽宗重和元年(1118)，北宋已是风雨飘摇，梓州因改潼川府，梓州路随之更
名“潼川府路”。“徽宗一朝，侈大其制，凡建府二十又四。南渡诸帝，踵迹前王，又建府二十又二。
故至南宋末，有宋一代，凡有府六十”。然徽宗之后，凡建府者多非节镇大藩，有尊号已无尊位之实。
如夔州路之恭州改重庆府、忠州改咸淳府，广南路之英州改英德府，均为最末等军事州、下州奢府名，
仍标旧制，各府之属县也并未因改府而升其地望为次赤、次畿。
两宋时期，地方行政实行三级管理制：一级行政区为“路”；二级行政区为“州、府、统县的军和监”；
三级行政区为“县、不统县的军和监”。州府是统县政区的主体，分为六等。《宋会要·职官》：“凡州
之别有六，曰都督，曰节度，曰观察，曰防御，曰团练，日军事(刺史)”，地方州府以置设都督府者
为尊。据《元丰九域志》载，元丰时有都督府二十：兖州、徐州、陕州、潞州、扬州、杭州、越州、
福州、庆州、延州、广州、洪州、遂州、利州、夔州、秦州、渭州、桂州、容州、邕州。徽宗大观年
间又增京兆府、太原府、西宁州、郓州、融州为都督府。“川峡四路”中，仅夔州(今奉节)、利州(今
广元)、遂州(今遂宁)曾为都督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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