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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贤爱学习 小贤爱学习 2020-10-02
你真的很特别 文字狱，是指封建王朝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子的作品中寻章摘句，编造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文字狱的出现，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可以说是攻击文人的一大利器。
古籍其实，类似文字狱的思想钳制政策历朝历代都有，只不过所用名称和具体政策不尽相同罢了。秦时称为“焚书坑儒”，两宋时期称为“诗狱”或“诗案”，明时称为“表笺祸”，清初称为“史案”或“书案”，乾隆末期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此类有关案件进行整理和研究，定义为“文字之狱”，嘉庆时官方正式命名为“文字狱”，随后废除。由此可见，各种各样的文字狱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众所周知，有清一代的文字狱堪称猖獗，晚清时期著名的诗人龚自珍曾在《咏史》中这样感慨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虽然文字狱在历朝历代都时有发生，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将这项对知识分子最为残酷的镇压发挥到了极致。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这样评价：“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从顾颉刚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得知，清初的文字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原因何在？用脚趾头想都能想明白，那是因为满清入关之初，担心中原知识分子为从文化上觉醒，所以为了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清初的统治者们对知识分子施行了残酷的文化专制，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据统计，自从满清入关后，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在这里笔者给各位举两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清朝的文字狱有多么荒唐了。
一是“清风不识字”案。此案的受害人是一位叫徐骏的翰林院庶吉士，他是顾炎武的甥孙。在雍正八年的时候，徐骏在给雍正的奏章里将“陛下”一词写成了“狴下”。雍正这个有着处女座性格的皇帝怎能放过这个看似不经心的笔误。于是立刻下旨将徐骏查办。结果一查不要紧，又查到徐骏还写过两首诗，其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以及“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语。本来雍正就对徐骏的笔误耿耿于怀了，一看徐骏竟然还有“大不敬”之语，因此想也没想就判了他一个斩立决。大家平心而论，不管是“清风不识字”还是“明月有情还顾我”，都只不过是读书人的文人情趣罢了，但是雍正却不管这些，他认为这是徐骏在讥讽他。由此我们可知雍正所代表的清初的统治者有多敏感了。其中的敏感正是来源于游牧民族深深的自卑感。 另一个案子是更令人脑洞大开的“维民所止”案。雍正年间，江西的一位主考官查嗣庭为科举的学子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就叫“维民所止”。其实有点文学修养的人都知道此语出自《诗经》中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其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但是雍正看了之后就抓狂了，因为“维止”一词正巧是“雍正”两字去首。也就是说有被害妄想症的雍正认为查嗣庭出这道题的目的就是应试的学子们砍自己的头。于是立刻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清初的文字狱诞生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疯于乾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的程度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桎梏。 清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是“华夏”与“夷狄”之分。在他看来，“夷狄”乃是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句话分明是说满族人是异类，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反。
在这一背景下，文字狱作为满清的统治思想武器诞生了，顺治皇帝在当时以文字狱直指反满思想和反抗意识，维护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但对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平民百姓仍抱着放任的态度。
1669年，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康熙在智擒鳌拜，果断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亲政。面对严重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康熙帝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康熙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争取海内外敌视清朝的文人名士与清廷合作。宽文网之禁，以怀柔和宽容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但对其作品中反映明清的正统和年号问题一直严加控制。
康熙帝之后是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皇位得来不甚光彩，他是经历了近乎惨烈的皇储之争才登上帝位，而且宫中民间对他的继任传闻很多，因此前期他把文字狱的目标指向政治异己，以加强中央集权，如查嗣庭试题案。后期随着统治的深入，逐渐转向镇压汉人的反清意识，如吕留良案。雍正为人猜忌，刻薄自负,终其一朝文字狱竟有二十余起，密度仅次于乾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令”。雍正帝虽也提到“宽”，但归根结底是在强调“猛”。他奖励举告，把文字狱作为压制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武器。
乾隆在位六十余年，是文字狱集大成者。他要求彻底泯灭汉人的反满意识，具有强烈思想控制的性质，打击的对象空前广泛，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村民草夫，甚至包括思想不健全的精神病患者。文网甚密，数量众多，真可谓是“登峰造极”。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王锡侯的《子贯》案和经过深谋远虑的编著《四库全书》。经历三代帝王近百年的探索，文字狱作为思想专制的手段，到乾隆时期，应用更加得心应手。这一时期的“文字狱与禁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文字狱中近乎苛刻的手法也扩展到禁书当中，禁书的范围不断扩大。
王锡侯，江西举人，乾隆四十二年私自删改《康熙字典》，指责字典中收字太多，学者查此漏彼，贯穿甚难，而且直书康熙、雍正二帝庙讳。乾隆认为“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最后将王锡侯解案处死，并将他所有著作及版片，通令各省官吏查禁销毁。虽然乾隆帝不胜其烦的制造文字狱，但是他同样也清楚，大兴文字狱只是权宜之计，天下之大，文人之多，数之不尽，光靠暴力手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应该把民间收藏的不利朝廷统治内容的书籍收归上缴朝廷，然后加以整理，给人民一部“适合”他们看的书，因此公元1773年乾隆帝令载震，纪韵等担任编撰官，并下令各省官员收集、收购各种图书资料，编写了历史上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乾隆帝编写《四库全书》对以后的文学、文字研究保存了大量可贵的材料，贡献是巨大的，这点值得我们肯定，但是也不可以忽视了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三千多卷，使许多历史文化成了永久的遗憾。来源：今日头条／编辑：小贤爱学习 未做商业用途 侵删（2715367615@qq.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