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教授部分文集
海德格尔曾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谈到翻译绝非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更应实现文字背后的精神转移，翻译的过程是求真的过程，翻译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的转移（许钧，2009:7-8）。由此可见翻译对象的选择在文化转移中至关重要，亦体现译者对作品的美学与文化价值判断。在郑克鲁数量庞大的翻译作品中，一流文学作品占绝大多数，超过1400万字。他表明：“我的翻译观念从一开始想挑选还未曾译过的好作品，逐渐发展到翻译有广泛读者的作品，然后又发展到主要翻译第一流作品”（马信芳，2013）。选取“未曾译过的好作品”，考验译者的审美判断力，要求译者的语言把握能力。需要译者从文学文本出发认识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在互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将作品从艺术层面到文化层面内涵的转化都做到尽善尽美，使不可能的翻译成为可能。 所谓“有广泛读者的作品”可为通俗小说，它们在内容上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受众广泛；亦可为经典作品，它们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因其所具有的文学与文化价值而被各个时代的读者所推崇。无论上述哪类作品，皆可视为好作品，可能前者未在美学领域内被视作为一流作品，但具有另一种文化传承价值。基于这一价值判断，郑克鲁表示：“二三流的作品也可以译，它们的文化价值在于是另一类作品，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匡彧，2016），从根本上认可翻译的文化转移本质。 郑克鲁始终将“信达雅”视为翻译准则，并将“达”与“雅”的评判权交予读者。优秀的译作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其艺术价值不因其为翻译作品而削弱。郑克鲁将对象选择问题抛向读者,这符合文学艺术作品与世界相关联的客观规律, 更与读者接受理论不谋而合。他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构建桥梁,通过对两国文化的熟练把握与运用，将翻译对象的内涵准确地传递给读者。无论是翻译文本还是普通文学作品，面对的始终是读者，甚至可以说前者远比后者更早地定位隐含读者。读者的接受与介入使得文学作品得以重生或完善。郑克鲁的这一观点不但展现了他十分谦逊的学术素养，还体现出作为高水平文学评论家对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所抱有的殷切期望。可以说，正是译文的“雅”体现了郑克鲁的翻译审美观。 在“信”与“达”的基础上，如何让译本达到“雅”的审美要求？ 译者不仅要有优秀的文字转译能力，还要有超乎常人的文学功底，能在翻译的同时保留原作者的语言风格。论及翻译的基础——语言文字，郑克鲁一再强调：“我一直刻意在语言上下功夫。我的译本文字都很简洁流畅，没有废话，不啰嗦。但重简洁的同时我更重文采”（匡彧，2016）。译文的文采如何体现？从“信”的翻译准则出发，首先对象本身是有文采的好作品，其次“你翻译时，不能第一页译了'漂亮’，第二页就说'美丽’，这样的词汇太贫乏，干巴巴的”（匡彧，2016）。译者应根据原文情况进行同义词语筛选，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比如在译《巴黎圣母院》时，文中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类似'行将就木’这样的词前面都用过了，我就琢磨怎么译才能不一样。后来我用了'病势尪羸’，读者即便不认识'尪羸’两个字，也能从这四个字的组合上明白是形容人病得很重”（同上）。当然郑克鲁也提出要注意适度使用生僻词语，避免掉书袋之嫌。文本批评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本细读与语言分析之下悄然发生。如在《梅里美传奇小说》选本序言中，借由翻译，郑克鲁抓住了梅里美语言的凝练风格，从而给予它这样的评价——“简练、层次分明、紧凑、高潮突出、扣人心弦，这些优点就是梅里美的短篇在形式上达到的高度”（郑克鲁，2006：159）。从文字到内容，再从内容到形式，郑克鲁在对原著“雅”的忠实转译过程中已经完成了文本批评。 其次，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雅”的内涵，根据语言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等它们被划分了三六九等。要达到译文的“雅”，在原文本的选择上就要下功夫，要求译者具有较强的审美判断力。郑克鲁的法国古典文学研究功底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身份，使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和研究优势有的放矢地选择翻译对象。他关注作品的艺术成就，将作品是否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在艺术上是否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作为选择的基本要素。如《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序言所言，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巴尔扎克之前已经出现了一批描写社会阴暗面的作家，然而“巴尔扎克在中短篇小说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黑暗面，反映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已经屡见不鲜，可是，像巴尔扎克那样入木三分地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在短篇小说史上则是由他肇始。令人惊叹的是，巴尔扎克在1830年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金钱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同上：148）。巴尔扎克作品不仅因其文采而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同样因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绘与揭露而具有了非凡的社会意义，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具有较强的前瞻性，这些都成为它具有翻译价值的先决条件。 最后，文学作品的“雅”不一定在当下被发掘。读者并非一定如作者或译者所期待的那般具有相应的审美能力。郑克鲁认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过程中，除了选取为大众广泛关注迫切期望读到译本的作品之外，亦可选择在文学史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埋没的好作品，弥补它们某种意义上的缺席。所以在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郑克鲁亦给予了关注。就小说而言，他将视点落在了语言特色、情节设置及人物塑造等评判作品优劣的决定性因素上，以更客观的态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判别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如在《康素爱萝》译本序言中，郑克鲁便指出这部创作于1842至1943年间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没有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初其艺术价值才被重新挖掘。“如果说，乔治·桑的社会小说是以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反映现实的话，那么，《康素爱萝》就最充分地体现了她的这种思想。”（同上：405）《康素爱萝》的特殊性在于：首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次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再次设置了具有强烈对比的情节；成功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内心互动；最后结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理念。作品的这些艺术特征不仅是其翻译价值之所在，也为读者敞开了新的文学世界。由此可见将翻译作品的“雅”交予读者，使翻译行为亦具有了美育作用。
重译在世界翻译学界并非个别现象，亦非新问题，它是引人注目的普遍现象，具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罗新璋与许均亦曾就重译问题进行过数次讨论，结合翻译理论与实践，指出重译必要性。郑克鲁作为我国为数不多兼顾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资深翻译家，他认为“重译是有必要的，一是以前的译本未必做到尽善尽美，有的甚至译文质量有问题，错译不少，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往的译文会显得老化，应该重新来过”（马信芳，2013）。纵观郑克鲁译作，可见相当数量的重译多品，在数量上超过500万字。论及自己的重译作品，郑克鲁曾明确表示：“经典作品可以重译，有不少则需要重译”（傅小平，2012）。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因其艺术价值超越时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变化，一些优秀的译本亦使当代读者在阅读中出现隔阂。为契合各个时期实际情况，需要重译经典作品。在已有译本中亦可能存在错译、漏译以及缩译的情况，它们使经典作品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受到了损伤，出于对翻译准则“信”与“达”的坚持，这些作品迫切地“需要重译”。 郑克鲁重译作品可分为三类：其一，更新原有译本的语言，提高作品在新时期的可读性；其二，完善存在删节的译本，力求给予读者完整的审美对象；其三，勘正原有译本的谬误，拨乱反正，破除误读还原真实。目的皆为给予读者更优秀的译本，由此郑克鲁确立重译目标：“一是力求做到准确，将前人的错译纠正过来；二是在文字上要翻译得流畅，尽量给人美的感受，让人觉得确是一个新译本”（同上）。然而，现阶段，并非所有作品都需要重译，重译本应不同且优于已有译本，否则重译没有意义。郑克鲁曾婉拒《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重译提议，原因之一便是他认为傅雷先生的译本在现阶段依然非常优秀。 重译，一方面使作品的传播时间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使作品更符合当代的阅读习惯，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鲁迅先生曾表示：“复译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罗国林，1995）重译是对现有译本的完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给予作品新的艺术生命。 以《茶花女》的重译为例，郑克鲁在序言中首先指出它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特殊意义，“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于一八九八年译出这本小说，以《茶花女遗事》为名发表，开创了近代的翻译文学史”（郑克鲁，2006：442），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林纾的翻译推动着中国文学界对小说文体的认可。从林纾所使用偏古文的翻译语体来看，虽然钱钟书认为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的多”（钱钟书，1981：39），但是林译本中诸如：“吾堕落此途，已居狂荡世界，吾若幽娴作好女子，吾死久矣。”（小仲马，1981：24）的表达，对当代读者来说确实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对于《茶花女》而言，姑且不论其卓越美学价值，单就翻译语体而言，它迫切需要以符合当代阅读习惯的现代汉语进行重译。 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译与漏译现象。这些问题应通过重译得到有效地解决。在我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一部分法国文学作品并非译自法文，而是转译其他语言译本，如英译本等。郑克鲁敏锐地察觉到英译本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英文版本不太可靠[……]英美人在翻译时会删改，他们有这个习惯”（余传诗，2012）。基于对“信达雅”翻译理念的坚持，郑克鲁选择重译，从法语原文出发，有效地杜绝二次转译过程中的信息丢失，弥补因英译本删减造成的种种问题。《基督山恩仇记》和《第二性》是两个典型例证。 选择《基度山恩仇记》作为重译对象，还有两个原因：其一，这部作品是法国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二，其非凡艺术价值在一段时间内不被肯定，但最终得以正名。郑克鲁在译本序中肯定了大仲马的文学史地位，指出其作品价值在相当长时间内被低估的事实，。如果不重译，读者面对的只能是只言片语的大仲马和支离破碎的《基度山恩仇记》，无法认同作家的突出艺术成就、作品的卓越美学价值，甚至对大仲马的世界文学史地位产生怀疑。所以说为消除读者的怀疑，为完善作品的全貌，为肯定作家的成就，这样的作品需要重译。 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学界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密切关注，出现了多个个版本的《第二性》译本，它们的出现为我国学者了解和认识女性主义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在《第二性》的翻译后记中，郑克鲁指出现有译本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或则译文不够理想，或则删节过多”（波伏瓦，2015: 937），“不够理想”体现他对译本在“雅”层面的质疑，“删节过多”则言明译本在“信”与“达”层面的缺失。因之前译本均由英译本译出，郑克鲁比照法文本与英译本后发现“英文译者删掉了大量实例，有的整段删去，有的缩写（有时对文本主体也这样处理）”（波伏瓦，2015: 938）。从译者的职业操守出发，他痛心地指出英译者所删节的部分“正是此书的精华所在之一，而且也是此书的趣味所在之一”（同上：938）。并对英文翻译中普遍存在的删节现象进行了批判，表明“这种翻译方法也反映了英美译界有些译者对待翻译的主张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同上）。以本身有问题的英译本为基础进行翻译与研究，必然造成严重的理论误读，无法把握准确性，更何谈完整性？基于忠于原文的翻译准则，《第二性》的重译势在必行，基于对我国学者准确且完整把握波伏瓦学术思想的迫切需求，《第二性》的重译为大势所趋。 选取《第二性》为重译对象的另一重原因在于“波伏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本著作上”（李杨，2012）。郑克鲁的重译，不仅解决了忠实性与完整性问题，更在行文的准确、流畅与文采方面具有质的飞跃，最重要的是他使经典归于经典，坚持“信达雅”的翻译理念，选一流作品，以一流的译本进行思想的转渡和文化的转译。
通观郑克鲁逾60万字的50多篇序跋，可发现每一篇序跋都是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性文章。他力求通过对原作者文字的直观体验，从历史定位、语言特色及美学价值三个层面对作品进行评述，形成了其美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并为延续性研究提供参考依据。郑克鲁将研究与翻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名学者，他以翻译对象为材料，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汲取知识与力量。可以说翻译是其文学研究的基础，阅读与翻译促使他建立并完善价值判断能力，为翻译对象的选择提供依据。 审美判断力对翻译对象选择的影响要从审美直觉与价值判断两个层面理解。胡塞尔认为审美直觉是一种直观体验，“它不是一种可传授、可习得的方法，而更多是一种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能力”（倪梁康，2007：219）。胡塞尔的观点表明了审美直觉的自由特性，同时也指出它会受到个体、历史和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郑克鲁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先生的后人，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少年时期的郑克鲁在日常生活中更早地接触西方文化，接受西方观念的熏陶，培养中西结合的审美观。正如普鲁斯特所言，通过日常生活的某种印象，直觉成为了有效的筛选方法（普鲁斯特，1991：187）。审美直觉不会形成某种规约，而是不断创造。在翻译的过程中，简单的文字互译并不能完成美学内涵的让渡，译者的直觉决定了译作的灵动性，否则它只能是匠气十足灵气匮乏的文字堆砌。 与直觉不同，判断能力是可习得的、可提升的，青年郑克鲁在价值判断能力方面比不上现在的他，初期翻译对象的选择是审美直觉使然。价值判断是翻译的内在需求，郑克鲁在翻译中与文学巨匠进行深层的精神交流，在师长的引导下进行文学研究，迅速提升判断能力，并将价值判断直观地呈现在其译文序跋之中，如：“梅里美在法国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郑克鲁，2006：157）【《梅里美传奇小说》选本序】
"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作。”（同上：357）【《基度山恩仇记》译序】
“在这个多产的女作家的作品中，《康素爱萝》占据着特殊地位，越来越多的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乔治·桑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最出色的小说之一。”（同上：398）【《康素爱萝》译序】
郑克鲁对作品的价值判断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历时地纵向把握，将作家置于文学历史长河之中，结合自身的史学研究基础，给予作家准确定位；其次，从同一主题、文体、文类出发进行横向比照，结合文论研究，给予作品客观评价；最后，从作家的创作历程出发，选取具有突出美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作品为对象，阐明其特殊性，论证其价值。“翻译是透彻了解一个作家、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的最佳途径。”（李玉，2015）他始终将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建立在对深层阅读基础之上，对前人的观点绝不盲从，将审美直觉与价值判断完美融合，从而形成完备可靠的审美判断力。 康德论及审美判断力时指出，它应该“普遍地有效”。这也恰好证明优秀的译本能在传播过程中完成有效地移情。仅具有优秀的审美直觉只能使他成为优秀的译者，无法成为宏观把握作品美学内涵的翻译家。选择就意味着评判，评判常以研究的形式直观呈现。郑克鲁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出发点，明确了翻译与研究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亲密性，并以一流译本搭配高水平序跋的方式，指导读者的阅读，提升读者的文学素养。他始终坚持认为序跋应该首先从文学史角度出发对作家作品给予准确的定位，其次阐明作品的语言特色，再次深入分析作品的艺术价值，尤其关注作品的独创性价值。所以说郑克鲁每一篇序跋都是高水平的文艺评论，这是一般译者无法企及的。 与翻译实践同步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观亦对其文学史观产生了影响。在谈及文学史书写模式时，郑克鲁表示他改变了文学史的一些书写方式，尤为突出的便是在总论大部分重要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成就基础之上，加强作品的艺术分析，将文学评论融合到文学史的书写中。作为文学史家，郑克鲁的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史学关怀，尤为关注19世纪以来法国文学思潮。他对已被贴上某种思潮标签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语言分析，从作品出发追溯作家思想发展变化历程，更客观地对作家作品予以评价。 以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作品《瓦朗蒂娜》的翻译为例。郑克鲁没有因为她的女性作家身份而对其进行特殊对待，而是以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重要标准，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深入地文本分析。以文本翻译为基础，通过文本细读与双语转换，给予乔治·桑准确地定位与评价；。翻译帮助郑克鲁认识到乔治·桑借助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融合，以期通过怀柔的方式从根本上瓦解旧传统对女性的规约与束缚。最终，给予她这样的评价：“乔治·桑早期关于妇女问题的小说反响很大，在社会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也就不是偶然的结果”（郑克鲁，2006：383）。郑克鲁对乔治·桑的评价并非简单来自他对文学史的阅读，而是来自于对乔治·桑及同时期其他作家的阅读与翻译，通过比照创作语言特色发现她的与众不同并给予评判。 通过序跋写作与翻译实践的结合，郑克鲁发现了种种问题，对已有评述提出质疑，或则针对前人对作家作品认识的片面性与不足，或则面向对作家作品的误读。郑克鲁在其译作《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序言中指出我国学界对莫泊桑的评价有失偏驳，“我国的评论界一直把莫泊桑看成单一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法国，莫泊桑不仅被看作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莫泊桑，2012：1）。在他为王振孙译作《漂亮朋友》所做序言中，还指出“由于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的从创作上成就过于璀璨，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长篇小说。其实，莫泊桑的长篇也是别开生面，颇有建树的，他在法国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郑克鲁，2006：455）。他还原了真实丰满的莫泊桑，从研究出发认为莫泊桑作品具有很高的翻译价值，通过具体翻译实践反哺文学批评，再次印证翻译与研究的相辅相成。 自20世纪60年代，郑克鲁在翻译的同时便已开始从事文学研究，他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评介与研究的权威专家，并致力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文艺理论的引介。无论从译作的文学体裁，还是创作理念出发，郑克鲁始终以语言为基础，对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情节设置、人物刻画、心理描写进等创作手法进行评析，将它们置于文学史背景之中，肯定作家在创作手法上做出的革新，指出作家在创作理念上存在的不足，合理地质疑对作家作品的现有定位，为我们提供了更广袤的研究视野。 纵观郑克鲁的翻译作品，涉及对象广泛，除前文论及的作品外还包括，如小说类《沉默的人：法国短篇小说经典》、诗歌类《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戏剧类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亦有理论著作诸如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及史论著作如《罗马考古》、《拜占庭》等等。不难想见郑克鲁在选取、翻译、评鉴这些世界名著时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开阔视野与独到见解。郑克鲁的翻译实践，为其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准确把握作家作品的语言特征与独特艺术手法，从系列作品出发剖析作家的创作中风格之流变与杂糅，掌握文学的时代发展脉络。文学研究为其翻译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融合审美直觉与价值判断，选一流作品、作一流译本，真正给予译本新的艺术生命。他思考重译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指出重译的必要性，以为读者提供具有可读性、完整性、准确性译本为目的，从语言更新、内涵完善、谬误勘正三个层面对经典作品实施重译。通过对翻译对象和重译对象的抉择，他阐明审美判断力的决定性作用，以自身经验阐明价值判断力的可习得性，验证翻译与研究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亲密性，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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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驭茜（1987- ），女，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法国文学及翻译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