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鲁迅先生发出“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6:228）的慨叹后，《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便几乎被该词盖棺论定，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凡涉及该领域的论著，尠有不引用这一断语者。 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在吴敬梓生活的康、雍、乾三朝，文人、学者灿若繁星。并世之名震寰宇者且不论，即使是吴敬梓所与交游之程廷祚、程晋芳、江昱、沈大成、严长明等人士，也都是有地方性甚至全国性影响力的智识分子。 不同于这些以诗文或学术名家的传统士大夫，吴敬梓是一名小说家。厕身其中，在正统文人眼里，其实并不特别为世所重。鲁迅称吴敬梓“为文坛盟主”（鲁迅，9:228），便不符合实情。《江苏艺文志·南京卷》（增订本）列出康乾时期南京文人之繁夥，姑不具论，仅比之于同一时期住地不太远的袁枚，吴氏在当时南京文坛中的地位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吴敬梓不仅国史无传，在不多的几种地方文献的介绍中，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也十分陋略，实可谓康雍乾盛世下的一个“小人物”而已。这样一个在殁后很长时间并未暴得大名的小人物，是如何被现代学术体制重新发掘出其伟大的文学造诣的，换言之，是如何“被看见”的呢？胡适和鲁迅二先生，功不可没。 1921年末，胡适先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课程。彼时民国建立已届十年，虽然新文化运动如星火燎原渐渐势起，但公私文牍普遍采用的书面语，仍沿袭前清文言文为标准语文的格局而多未变易。矫枉必得过正。 胡适先生于是谋求从学理上颠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开始将“国语文学史”置换为“白话文学史”。在国语讲习所授课讲义里，胡适先生大胆提出“小说的发达史便是国语的成立史；小说的传播史便是国语的传播史。这六百年的白话小说便是国语文学的大本营，便是无数的'无师自通’的国语实习所。”（胡适，8:126） 为着要提倡白话文，遂将素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明清白话小说推上了极崇高的地位。加上胡氏因乡邦之谊，于1920年作的《吴敬梓传》，称吴敬梓为“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胡适，2:592）；1922年收得“天地间仅存的孤本”1《文木山房集》并作《吴敬梓年谱》，且因“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胡适，3：475），此时唯独胡适做过吴敬梓的系列专论，吴敬梓自然瞬间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家群星中最耀眼的那颗了。 同一时段，鲁迅先生在大学课堂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在讲稿基础上撰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复对《儒林外史》称赏有加，誉之曰：“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9:228）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吴敬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然鲁迅先生并未对《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多所考论，其所作评价，仅是高屋建瓴的总括，而无细致入微地分析；且誉之过甚，这也是鲁迅先生为着要提高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地位，刻意贬低传统雅文学的缘故。当然，这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考察，待到后世的受容情形，自应另当别论。 嗣后，循胡适与鲁迅先生所开拓的路径对《儒林外史》校订文字、注解典故、阐扬思想者代不乏人，且因建国后的政治转向与“批判”需要变得越来越热门，而能够将胡适式考证与鲁迅式批评结合起来考察吴敬梓其人其书者，陈美林先生当为一突出的代表性学者，其系列著作可算是《儒林外史》研究之路上的路标。 2019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美林先生的《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吴敬梓》一书。该书考据意识之强烈，蒐集材料之繁阜，是令人不得不啧啧称叹的。 陈先生不仅熟读吴敬梓流传于今的著作，而且旁涉博览，在《（康熙）全椒县志》、清人李桓《国朝耆献类征》、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陈作霖《金陵通传》、顾云《盋山志》、陈诒绂《石城山志》《钟南淮北区域志》等多种地方史料中爬梳出有关吴氏的一星半点的资料；并对与其关系密切的戚友、前后辈文人乃至偶一牵涉的人物的作品，细致翻阅勾稽，任何相关材料都不轻易放过。 即使在当下网络数据库检索与各类古籍大量影印的便利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也颇不容易。笔者曾将该书后半部分所引文献一一覆覈其来源，仍有部分珍本秘籍散落各地图书馆，查考颇费精力，何况陈先生当年的研究条件远远不及今日，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寓目之广与用力之深。 陈先生虽然尽可能地占有了相关材料，但吴敬梓毕竟是古代小说家，不可能留存太多足以支撑较大体量研究成果的基础文献。 针对此问题，陈先生审慎地采用了文史互证方法，主要从吴氏四十岁之前的韵文作品结集《文木山房集》，尤其是收入其中的《移家赋》这类核心文献入手，抉发传主的行迹与心史。 之所以说是“审慎”，乃因为文史互证的“知人论世”很可能变成并不确实的“以意逆志”甚至“穿凿附会”的代名词：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解读钱谦益《题画》诗的谬误，就常为人所摭。 为避免从“文史互证”变成“文史互代”，陈美林先生每每将吴敬梓及友人相关诗文作品与搜集到的家世材料紧密结合起来分析，力图言之有据，绝不作过多的蹈空发挥。 例如在本书第三章《吴敬梓的生平》中述及其“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吴敬梓 10a）的系列分家事件，就充分利用了吴氏自撰的《移家赋》和友人为其三十岁生日群起唱和的诗作。 在嗣父吴霖起之父吴旦亡故、丧葬完毕后，作为吴国对一支长房长孙的吴霖起，虽然“守子云之玄，安黔娄之贫。观使才于履屐，作表帅于人伦”（吴敬梓 9b），但仍不免“郈成分宅之义，羊舌下泣之仁”（吴敬梓 9b）的遭遇。 陈先生据刘孝标《广绝交论》“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萧统 2379）李善注语典分析，认为是指吴旦之弟吴昇提出了“析产”的要求。此事虽未成功，整个家族各房成员中却始终涌动着分家析产的暗流。 在吴霖起过世后，因要求分割财产引起的纠纷又立刻出现： 吴霖起是吴国对长房长孙，吴敬梓虽是他的独子，但却由承嗣而来，这就使得族人对他的嫉恨之情大大超过歆羡之意。在他们看来，不但生父吴雯延的遗产，他已获得一份；而且嗣祖吴旦、嗣父吴霖起的全部遗产，又完全归他一人独享。 于是，吴敬梓就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被卷进遗产之争的漩涡，处在矛盾的焦点位置。无论是族中叔伯，还是族中兄弟，都想染指他所继承的遗产，从他那里谋得或多或少的利益（陈美林 88）。 从兄吴檠在《为敏轩（敬梓）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有“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𠴲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之句，陈先生引《诗经·十月之交》郑玄笺、《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会稽邵氏家传》、袁宏《后汉书·章帝纪下》诸书，说明诗中“𠴲含”指流言。 “吴檠用此一词，正说明在教谕吴霖起病故以后，家族的矛盾纷繁，流言四起。”（88）而出自《诗经·山有枢》“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的“钟鼓”；出自《诗经·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鸱鸮”；出自《后汉书·张衡传》“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的“封狼”，则都“意在说明当吴敬梓嗣父病故以后，族中的叔伯、兄弟如同恶鸟鸱鸮、贪婪天狼一样，前来争夺他的财产。”（陈美林 88） 接着，陈老又引述《移家赋》“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吴敬梓 10b），解释到：“集蓼，见《诗·蓼莪》，指父母皆亡；毁室，见《诗·鸱鸮》，谓弱者强凌。 这说明在当年这场纠纷中，他的许多叔伯中却没有一个能像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抚教子侄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像陈太邱那样排难解纷、处事公正的人。”（陈美林 88）吴敬梓和其从兄吴檠的诗作并未自注出这些诗文典故所指何事。 在这一章中，陈先生通过将诗赋与家世资料认真比对的文史互证的方法，一一为这些隐晦的词句加以索解，勾画出吴氏家族遗产争夺大戏的前因后果以及种种细节，重构了吴敬梓决意离开全椒、移家南京的心路历程，阐释细密，令人信服。 陈先生治学素来文献与文艺并重，这与其切身经历有关。先生毕业于建国初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因学生数量少（当年毕业仅六人），故与授课教师夏承焘、王焕镳、沙孟海诸先生过从甚密。参加工作后又与钱仲联先生搭班六年，分任研究室正、副主任，重建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调南京师大后与圭璋老、吴调公先生、徐复先生等等相交甚深，所从所交，皆素重文献功底的老辈学人，故而具有博通的知识储备与专精的研究功力，得以在重构传主吴敬梓的心史上充分发挥之。 何满子先生在为陈先生《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撰写的书评中曾指出：“《儒林外史》迄今还有烛照世相，特别是知识分子各色心态的巨大生命力。”实际上，这个评价移用作为对《吴敬梓》的判断，未尝不可。 祭泰伯祠是整部《儒林外史》的中心情节。从第三十一回大祭主角与各方士子开始向南京汇聚，到第三十七回达到八音繁会的高潮，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从艺术水平上来说并非全书之上乘，但它代表的是吴敬梓礼乐兵农思想最隆重的表达。 与此相对应，陈美林先生对现实中吴敬梓参与修先贤祠一事的前因后果、思想意义也作了极富价值的讨论。 陈先生在第三章《吴敬梓的生平》第七节《修先贤祠》一文中，并未直接写传主参与修祠之事，而是从其应励行南之邀，与戴瀚、吴培源、冯粹中、樊圣谟等相聚李天泽芦渡园中作消寒会写起，由此引出诸友人行实中被吴敬梓摄入小说中的经历；又由友朋的遭遇，逗出当时智识阶层的思想世界：“从学术思潮来看，由于明清之际释道势力曾一度有所扩张，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这种现象十分不安，也极为不满，进而痛加批评，不断抨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击释、道势力这一点上却有相同的表现。”（陈美林 210） 这一叙述脉络环环相扣，链接清晰，由表及里地䌷绎出原本草蛇灰线忽明忽暗潜藏在传主头脑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因素。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受到直接实践与间接经验的双重影响。在间接经验方面，除了当时一般智识界普遍要求崇儒尊圣、攘斥佛老的学术思潮背景，更重要的是传主身边同好及周遭环境所给予的浸润。 陈先生指出，传主的挚友程廷祚及其父程京萼一贯主张为泰伯立祠，并撰有《金陵祀典议》加以宣扬，“将这种对释道异端的思想批判，转化为崇敬儒学正宗的修祠祭祀活动的倡导”（210），必然会对吴敬梓产生巨大感召。更何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为维护统治秩序，也采取了尊孔读经、限制释道势力的一些措施，这与思想界批判佛老、尊崇儒学的思想不谋而合。 再加上此时因李塨南下金陵宣讲颜李学派“礼乐兵农”思想，吴敬梓等南方文士、学者十分信服其学说，自然愈发确信“只要倡导孔孟先贤的礼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就能挽颓风于既倒。”（陈美林 218） 这些都是吴敬梓修祠崇儒思想间接经验的来源。另一方面，传主亲身经历的全椒吴氏家族夺产之争这一直接经验，也是其积极参与修先贤祠的重要动因。 关于“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析产之变，前文已述及，无须赘言。陈先生指出：“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敬梓，自然会认为如果臣民都能像泰伯那样谦让行事，无论朝廷、家族都不会发生你争我夺的丑事。因此，当他的友人提出修祠动议时，敏轩自然乐意赀助以襄其成了。”（216） 从个人交往写到时代思潮，再由时代思潮回到传主身上，完成了一次由个体升华到集体，再由集体回返到个体的循环。真正描述吴敬梓参与修先贤祠的具体事件，反而仅仅以“樊圣谟朝夕目睹倾圮已久的先贤祠，因而在士人中发动修复此祠。吴敬梓闻讯以后，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事，甚至不惜卖去全椒老屋以赀助修建”（陈美林 216）一笔带过而已。 这样叙述，不仅使得个体与集体勾连起来，烛照当时整个思想世界的状况，而且使传主吴敬梓与小说中人物勾连起来，以心传心，两两相映，令读者更进一步加深对小说中大费周章却并不出彩地描绘众人设祭泰伯祠的意义所在。 一本好的历史人物人物传记，能够做到徵实已属难能可贵，如果能够通过个人生平的小切入点，管窥一个时代文人命运起伏的整体风貌，则更加见出作者的老辣手段。这手段的高明背后，是思想的高度。 透过吴敬梓个体的悲剧命运，烛照出所谓康雍乾盛世乃至整个近世社会后半期一代文人有厄的时代真相，昭示了陈美林先生不以传主一己之私自限的广阔视野。这正如李忠明先生阐述陈老学术研究的特点时所指出的：“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在微观研究中体现宏观。”（李忠明 183） 本书集中体现该治学特色的地方还有第一章《吴敬梓的时代》。这一章内容不似一般研究著作那样对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仅作泛泛介绍或一般性描述，而是力图考索出康雍乾时代的社会现实是如何作用于传主，传主又是如何评判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 该章分别从“新政权的逐步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日趋突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怀柔与镇压并用的知识分子政策”四个方面对《儒林外史》产生的时代进行全方位的描述，这一宏观描述又处处不离对传主的观照与联系，从而使历史背景的梳理真正具有了追根溯源的意义。 众所周知，《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原籍安徽全椒，此次收入《江苏文库》（研究编）的《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系列，是否名不副实？ 对此问题，陈美林先生有所交代。他在翻检清人陈作霖《金陵通传》时，发现该书卷三十三中《戴吴汪陈宁涂传第一百四十四》收录有吴敬梓之子吴烺传：“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上元人，始祖转自六合迁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父敬梓，字敏轩……”（陈作霖 4b）且结合该书只收录本籍人士，由外地乔迁者必居一世方可入选的体例，得出“作家本人，在移居南京后不久，就入籍南京”（陈美林 426）的结论。更不用说吴氏本人及其“历代先人均与江苏尤其是南京有着种种情缘。”（陈美林 426） 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是乾隆四年（1739）秋至真州谋付剞劂，终由方嶟出资刊刻的； 《儒林外史》稿成于南京，所写故事也主要围绕着以南京为代表的江苏城市，旁及皖、浙、赣、鲁、粤、川、陕、二京等地区，其最早的刻本则是扬州府学教授、表侄金兆燕绣梓，此后重要刊本，也都出自江苏； 吴氏起家的远祖吴聪因明朝靖难之役从龙得官，就封于南京六合，只因失袭才迁往安徽全椒； 曾祖一辈中，吴国鼎曾奉母避乱于南京白下，吴国缙曾任江宁学官，吴国对则卒于扬州；嗣父吴霖起任江苏赣榆县教谕，生父吴雯延则长期寄居在南京的丛霄道院。 凡此种种，都是吴氏与江苏关系甚深的证据。吴敬梓本人在经历了家产纠纷、宗族反目之后决计出走，于雍正十一年（1733）变卖祖宅，举家迁居南京。 在金陵，家道中落的落魄秀才，结识了一批在全椒老家不可能遭逢的文士学者、伎工畴人，从此不仅打开了全新的精神场域，为增广见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耳闻目睹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为其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车载斗量的素材。 如著有《阙里小志》《清凉山志》《幔亭诗钞》、深谙古天竺梵文并能制作科技仪器的周榘；于天文舆地、礼乐兵农、河渠食货诸事皆能穷究探研，撰《尚书通议》《青溪诗说》《大易择言》各三十卷的经学研究大家程廷祚；诗人朱卉、李葂、徐紫芝、黄河、姚莹，画家王蓍（宓草）、王溯山，时文选家汪思迴、冯祚泰（粹中）等人。 从道光年间的吴敬梓外家后裔金和始，就有研究者不断考证《儒林外史》中人物原型究为谁氏。目前学界公认的杜慎卿乃其族兄吴檠、程廷祚就是庄徵君、汪思迴是匡超人、马二先生乃冯粹中、牛布衣是朱草衣（卉）、荀玫是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为原型等，班班可考。 尽管背井离乡承受“败家子”的恶名、未能克绍箕裘如父祖那样中式科第，但终日周旋于“儒林”中间，吴敬梓渐渐眼界大开，形诸文字，一部享誉海内外的稗说野史就此诞生。 陈先生表示：“在作家五十四年生涯中，在江苏度过三十余年。正是江苏尤其是南京的人文环境孕育和造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属于全国的，乃至全人类的。”（427） 既然吴敬梓生平经历及其《儒林外史》一书具有明显的江苏乃至南京地域特色，对此就有抉发的必要。 首先，从《儒林外史》文本涉及的地域上看，陈先生对全书五十六回进行了统计，江苏达到了五十一回之多，几乎遍及全书，其中直接、间接涉及南京的累计多达三十回，扬州境内涉及累计十四回。而浙江全境涉及共达二十七回，叙及安徽者则有十五回。可见“江苏尤其是南京就成为《儒林外史》所叙及之主要地域。”（陈美林 403—404） 其次，从人物形象上看，吴敬梓设计的理想人物，除“楔子”里的王冕为浙江诸暨人以外，几乎皆是江苏人，且基本都围绕着南京展开其最主要的活动，如虞育德是苏州常熟人，在南京任国子监博士；庄绍光、迟衡山均是南京人；杜少卿虽是安徽天长人，已移居南京；而寄寓作者新的理想的“四客”盖宽、季遐年、王太、荆元，也都是南京土著市井人物。 “小说中各类士人大都不约而同，或前或后地向南京集中”（陈美林 405），以至于在文化胜地扬州活动的辛东之、金寓刘、郭铁笔、来霞士，也都要向南京移居。 再次，《儒林外史》还展示了明清时期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风情画卷。 小说历史背景设定在明代，南京作为南都，城池壮丽、工商麇集、文教兴盛，首善之区气度自然不凡。 小说不仅有对南京城市风貌的细致描摹，如“天下文枢”贡院所在地秦淮一带的书铺、烟花柳巷；水西门和淮清桥大大小小的梨园戏班；遍布全城的佛寺、道院等等，而且对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特质也有惟妙惟肖的展现：鼓楼薛乡绅请酒叫戏班子，文士与戏子杂坐的风气相沿已久；七月二十九清凉山地藏胜会，家家点起通宵风烛，供上香案；人际交往的特色手信是头绳、肥皂、洋糖等物；租房要“押一付一”的风俗等等，桩桩件件，充满了“南京味道”。 陈先生是地道的南京人，地利之便，故而特别注重吴敬梓及其作品的史地考察。吴敬梓墓虽已经不可确知，但其移家金陵后所居之秦淮水亭，还是被陈先生考知方位并推动政府有关部门进行重建。 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说到：“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吴敬梓 12a），并未说明其家具体在南京何处。陈先生从吴氏《买陂塘》《洞仙歌》词及《青溪》诗中分析出诗歌用典背后的隐含意义，认为吴敬梓所买的“秦淮水亭即在江总宅址。”（416） 那么，南朝陈尚书令江总宅第旧址，有没有可能弄清楚现地呢？ 陈先生爬梳文献记载，先后从清人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宋人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宋人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乾隆）《上元县志》、刘禹锡《金陵五题》诗、许浑《游江令旧宅》诗、陈作霖《金陵通传》、王安石《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诗、南宋马光祖《青溪》诗、民国夏仁虎《秦淮志》、清人袁枚《江宁新志》、金鳌《金陵待征录》、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施闰章《秦淮水亭集郭汾乂、杨商贤、吴野人、汪舟次听苏生度曲》诗、严长明《过顾氏息园和轩丈韵》等史部地理类、集部总集、别集类文献中寻出吴氏秦淮水亭前世今生的只言片语，最终得出结论： 秦淮水亭“位于青溪与秦淮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先后为郄僧陁、江总、段缝、顾璘所居住；也曾数度成为南京士人游赏、饮酒的处所。但秦水亭是否即为江总宅原址而未有丝毫更移，则难以肯定。”（陈美林 419） 虽未确认出水亭四至和具体面积，实际上已经颇为接近史上准确旧址了，只不过时移世易、水火兵燹之后，片瓦不存，没有实物可资印证而已。 陈先生不仅在学理上“找到了”秦淮水亭的大略方位，还在政协会议上连续两届提出提案、联系省委负责同志，积极推动地方政府重建秦淮水亭，最终提案落地，南京方面在淮青桥（青溪与秦淮汇合处）重建水亭并对游人开放，借以缅怀吴敬梓这位移家金陵的伟大作家。 1997年，陈先生应邀撰写了《秦淮水亭重建记》，泐碑述其颠末。“但在有关部门的操持下，秦淮水亭几度搬迁，石碑已失落多年，无寻处矣。”（陈美林 428）殊为可惜。 陈美林先生是文史研究大家，除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研究外，不管是同属现代学科专业体系划分所谓“元明清文学”的戏剧（曲）、小说研究，还是属于“唐宋文学”时段的杜甫诗歌、唐宋诗词研究，皆有重要论著问世，但对“儒林”的探讨仍是其众多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与根柢所在，不仅撰著了系列研究专著、论文，还以主编与第一作者身份，与高足合作撰写了《〈儒林外史〉研究史》，对该领域学术史梳理清整，嘉惠学林。 上文已经分析了该书在文献搜辑、艺术批评、思想价值以及人文现场诸方面的独特创获。当然，一本学术著作，因为种种原因固然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即便仍存在个别可以再行商榷的地方，本书的学术价值也绝不可低估。 全书不是吴敬梓生平事迹的编年排列、平铺直叙，而是在其一生的纵向叙述中，统筹兼顾头绪纷繁的诸多史料，紧紧把握住几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加以详述——传主的出嗣与析产纠纷；参加科举考试的几番经历及其心史；几次重要的出游与知交士人；修先贤祠以及与底层人民的交往等——并夹叙夹议，传中有评，评不离传，不仅能让读者充分了解传主的外在行事，更深入底里，使人能窥见传主内在思想演进的历程，乃至整个时代的思想风貌。 使用材料循环往复，具体行文前后照应，从而小中见大，由个体见集体，是这本传记最大的特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吴敬梓》，是陈美林先生寝馈“儒林”半个世纪学术成果的最系统化表达，是老先生“'儒林’之旅”的一座里程碑。 而它之于整个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界的意义，则是一处总结过往来路、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既示人以治学的轨辙——文献考据与阐释批评相结合；审慎使用文史互证；不能仅就个案谈个案，要对整个时代进行观照；注意文本与现实的通贯考察，以免蹈之虚空等等——又具有研究议题的开放性、延展性，重材料者可学习文献搜考的本事，重艺术者可生发多种批评的角度，不同层面的读者都能得到不同的教益与启示，从而沿着本书提供的路径进一步开掘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吴敬梓》是一部具有旺盛学术生命力、持久学术生长力的精品力作，值得读者反复研读。 1、这是胡适手书在其购藏乾隆初刻本《文木山房集》上的跋语，该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陈美林：《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吴敬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CHEN Meilin.The Biographies of Famous Cultural Figure of Past Dynasties in Jiangsu: WU Jingzi (Jiangsu Li Dai Wenhua Mingrenzhuan,WU Jingz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LTD,2019.] 陈作霖：《金陵通传》，光绪三十年（1904）江宁瑞华馆刊本。 [CHEN Zuolin. Celebrities' Biographies of Jinling(Jinling tong zhuan). Nanjing: Ruihua Publishing House, 1904.] 何满子：《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第10版。 [HE Manzi. “Greatness is yet to be Comprehended. ” China Reading Weekly 27 Mar. 2002：10.] 胡适：《胡适文集》（1—12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HU S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U Shi. 12Vols.Ed. OU-YANG Zhesh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鲁迅：《鲁迅全集》（1—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18 Vol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李忠明：《陈美林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其贡献》。《艺术学界》第七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 [LI Zhongming. “The Academic Path and Contributions of Mr. CHEN Meilin”. Arts Study. Vol7. Nangjing: Jiangsu Fine Art Press, 2012.] 吴敬梓：《文木山房集》。扬州：乾隆初方嶟刻本。 [WU Jingz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en Mu Shan Fang. Yangzhou: Block-printed Edition by FANG Zu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XIAO Tong. Selected Works(Wen Xuan). Noted by LI Sha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