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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系统的文字，按照汉字演化逻辑，甲骨文之前必然还有一种较为系统的“初熟文字”。如果初熟文字的存在时间为1000年的话，那么初熟文字的源头大约就在黄帝时期，仓颉造字的历史就可能真实存在。 但从文献记载来看，仓颉造字的历史又的确让人怀疑，原因也很简单，仓颉造字最早出现于战国《荀子》一书，即“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意思是当时造字的人很多，唯独仓颉造的文字传了下来，这一记载倒是更符合考古结果，因为不少5000年以上的遗迹中都有零星的文字，说明汉字起源很早，且很多部落都在造字。但问题在于，荀子距离仓颉时代，大约相差了2300余年，中间无人记载仓颉了这个人以及他的造字行为，到了战国时代荀子突然就知道了仓颉造字，谁信？总不至于荀子逆时光长河而上，亲眼看到了仓颉造字吧。 既然如此，那么仓颉造字到底存不存在呢？笔者认为，历史上有没有仓颉不好说，但在黄帝时期中国文字极有可能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进化，不信且看三皇五帝反常的形象变化！  河北泥河湾遗址考古发现，距今200万年时在中国已有古人类生活，甚至发现他们分食大象时达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这一遗址的出现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从泥河湾古人类到黄帝之前，在这漫长的200万年时间内，古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兽斗、与人斗，慢慢地将中华民族推进了文明时代，但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寥寥数人被后人记忆，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女娲、神农等，其中有三人被称之为“三皇”。 由于三皇属于口传历史，所以司马迁没有特别记载，只在《秦始皇本纪》中提及“天皇、地皇、泰皇（或人皇）”，也没有指出三皇具体是哪三个人，后世汉朝《风俗通义》中说是“伏羲、女娲、神农”·，《尚书大传》说是“燧人、伏羲、神农”，不一而论。  让人费解的是，无论《风俗通义》还是《尚书大传》记录的三皇中，基本上都是“非人形状”，除了燧人氏没有“兽化”之外，伏羲与女娲是人首蛇身，神农炎帝是牛首人身（见上图）。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人首蛇身或牛首人身，那么他们这些“非人类”的形象从何而来？ 更为奇怪的是，到了黄帝时代，黄帝突然变成了正常“人形”，而且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大禹等都是正常人形。当然，黄帝时期也有“兽化”形象，最典型的是蚩尤，传说“兽身人语，铜头铁额”，或者“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剑戟，头有角”，一幅标准的怪兽形象。但总体而言，黄帝之后的名人基本都是正常人形，不再走“兽化”路线了。 那么，三皇五帝形象反常变化的背后有什么原因呢？如果说是因为伏羲、神农等图腾崇拜而留下兽化形象，那么黄帝以及后来很多部族都有图腾崇拜，为何他们却是正常的人形？原因其实很简单，与对结绳记事的翻译有关，也与文字有关。  100万年之前，人类开始使用语言，结绳记事出现之前，一些重要的事情只能依靠语言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古人类发现可以通过结绳来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于是结绳记事出现了。《易·系辞下》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至于如何结绳如何记事，文献记载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之多少，随物众寡”，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 当然，实际上可能要复杂得多，比如：伏羲在秋收之时与东方十天路程的某个部落交易了九只羊，神农炎帝在寒冬之时讨伐西方三天路程的某个部落，该如何用结绳记事来表达？这里涉及到部落名称、时间、方位、距离、交易种类、战争、数量、重量等，很多内容很难用结绳来表达，因此想要相对完整的表达就需要辅助工具，比如在人名或交易种类旁边插一个牌子，画上部落图腾、交易物品的图像等。 但结绳记事也有一个逐步完善与成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起初只是单纯的结绳，后来发展到插牌画图辅助结绳等，而文字极有可能是从当初的辅助工具中演化出来的。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起初结绳所记录的事情，由于结绳极为简单，没有辅助图画，后人很难解读出来，于是后人就根据口传历史，反而将有巢氏、燧人氏解读为正常人类，而有了刻画形象的插牌辅佐物之后，结绳记载的事情就相对容易解读，但辅助的插画也容易造成误解，比如崇拜牛的炎帝可能被解读为“牛首人身”，崇拜蛇的伏羲可能被解读为“人首蛇身”等“非人类”形象。  文字出现之后，由于其超高的表达效率、精准的表达效果，很快得到上古人类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相比结绳记事，即便初期的文字也很难造成上述的误解。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期史官仓颉造字，让中国进入了文字时代。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现上看，仓颉造字都让人怀疑，但如果从三皇五帝反常的形象变化上看，仓颉造字还真可能存在。由于仓颉造字后，上古人类逐渐放弃了结绳记事，以文字来表达黄帝，自然就很难被后人误解为“非人类”，而蚩尤部落可能还在使用结绳记事，于是蚩尤的形象就被误读了。但黄帝之后随着文字表达逐渐成为主流，于是之后的帝王全是正常人类形象。五帝之后，大禹从黄龙身体中化出，商朝始祖契由母亲吞神鸟之卵孕育而生，周朝始祖后稷因母亲脚踩巨人足迹孕育而生等等，按理说他们都含有“非人类”或“非常人”的基因，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正常人类形象。 因此，黄帝恰好有别于三皇成为正常人类形象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仓颉造字。当然，仓颉存不存在不知道，是不是大规模造字也不确定，但黄帝时期可能认识到了文字的巨大作用，掀起过一场文字革命，让文字代替结绳成为记事的主要工具。  最后，看一看学者丁再献研究出来的“炎字”与“黄字”的演变史，其中从右到左分别是骨刻文（比甲骨文更早）、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 骨刻文炎字的形象一言难尽，按理说“炎”代表火，应该是火光的形象，但骨刻文中的炎字上部有两根角，下部像是身体中部的样子，这就难免让人联想到“牛首人身”的炎帝形象。或许，结绳记事翻译成文字时，人们误译了炎帝，将他描述成了这一形象。 骨刻文黄字是一个人的半身像，脸部看起来慈祥温和也有威严。毋庸置疑，黄字加这个半身像，不得不让人想到黄帝这个人。尽管如今还无法确定骨刻文黄字是谁的图像，但这个字无疑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正常人类的半身像，不可能让人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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