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27年写下的这句名言，用来形容现在的欧洲，再合适不过。 近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一家泛欧性智库）对12个欧盟国家开展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长期影响下，欧洲社会可能正在走向更大的分裂。 
虽然纵观过去十几年，出现分歧在欧洲大陆并非什么太过稀奇之事，任何一次重大危机都会让欧洲内部出现不同程度的分裂，比如欧元危机将欧洲国家分化为债权国和债务国，难民危机时则有难民接收国和拒绝接收国。 然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分化又出现了新态势，且新态势并非仅存在于欧洲个别国家，而是普遍现象。 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与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欧洲的无形鸿沟：新冠病毒如何两极分化欧洲政治》一文中指出，欧洲社会新的核心分歧，主要有三点： 将疫情视为经济问题与公共卫生问题者之间的冲突； 青年和老年之间的隔阂； 把政府当作保护者与当作压迫者之间的矛盾。 01经济问题还是卫生问题ECFR的民意调查发现的第一个显著问题，是看待疫情的态度不同。 有人将疫情当成是公共卫生危机，另一些人则将它视作一场经济灾难。 生活在瑞典、丹麦、法国等北欧、西欧发达国家的受访者普遍表示，并未特别深刻地体会到新冠病毒带来的直接影响，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与朋友，都未遭遇严重疾病或经济特别困难的情况。 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疫情更像是一场隔岸观火的灾难大片，而非有切身之痛的现实经历。 然而，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中欧、东欧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大多数人说他们体会到了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比如自己患病、失去亲人或经济形势恶化。 长达一年多的疫情，每个人都经历了，但人们对此的体会和受到影响的程度却完全不同。 如果细分的话，大概可以将所有人分成三类： 第一类，主要受到的影响来自于新冠病毒，比如自己受到感染，亦或是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生了重病，其他方面受到的影响较小； 第二类，主要受到了经济问题的影响，他们自身与亲密的人没有受到病毒的影响，或受到的影响小； 第三类，是无论在健康或经济方面，都没受到太大影响的人。 
同时，所有人对于政府防疫政策的态度，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信任者，认为政府防疫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病毒传播，维护公共安全； 第二种，怀疑者，怀疑政府的严格防疫是用一种行动假象来掩盖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无能； 第三种，控诉者，指控政府利用病毒防疫作为挡箭牌，以强化对民众生活的控制。 这样分类后，再进行评估，就会发现，接受民调的人中，有64%属于信任者，19%是怀疑者，17%是控诉者。 
其中，那些遭受过疾病或丧亲之痛的人，处于信任者阵营的概率相对较高，有61%。 而那些认为自己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的人，出于对受影响者的同情，以及希望疫情尽快结束的愿望，对政府防疫信任的比例更高，达到68%。 与这两类人相比，经济受害者就没有那么相信政府了，他们往往十分怀疑政府在进行疫情防控时的真实意图，只有大约一半（55%）的人是信任者，另外近半数都是怀疑或控诉者。 这种情况也延伸到了不同国家民众的总体态度上。 波兰，一个派系矛盾激烈，民众本就对政府不太信任的国家，由于疫情原因又遭受到三十年来经济首度衰退，信任者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少得多，只有38%，怀疑者高达34%，还有27%是控诉者。在保加利亚乃至法国，也可以看到这一怀疑者与控诉者相对较高的趋势。 但在经济极其发达，受疫情冲击相对小的丹麦、瑞典，信任者比例就出奇的高，在75%以上，怀疑者与控诉者加起来不足25%。 
此外，该调查还向受访者询问了一个问题：认为政府防疫政策如何，是太严格、合适、或是不够严格。 这一问题的趋势与上述情况也基本相同，经济受损者认为防疫政策太严格的比例达到了33%，远高于另外两类人的22%和24%。 根据这些数字，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当前欧洲，疫情究竟是经济问题还是卫生问题，经济本身是核心因素之一。如果经济情况好，那么疫情就是卫生问题，反之，就是经济问题。 因此，在各种反对防疫政策的游行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人群的诉求之一就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公正」。而这种所谓的「不公正」，与疫情后各国的经济政策高度相关。 事实上，从疫情开始之初，失业率大幅上涨时，欧洲各国就已确定了稳定经济的核心：保就业。 其主要分为两个两面：一方面是确保大公司员工的就业；另一方面是确保自雇者、自由职业者和小微企业等受疫情冲击更严重群体的收入。 针对第一个方面，各国普遍采用了「部分就业」制度，即为了防止公司大规模裁员，允许企业适当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缩减薪水，以此代替裁员，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和经济压力，避免大规模失业及由此引发的贫困和社会动荡。 
然而，「部分就业」制度存在一个问题：雇员在收入上的损失，是需要由政府来进行一定补偿的。 补偿的数额并不固定，富裕的国家，如丹麦，给予相关人员每月最高可达3万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3万元）的工资补偿，这一数字可弥补正式就业雇员平均工资缺口的75%或非正式就业员工的90%，大多数人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大。 但东欧和南欧很多经济状况并不好的国家，就没法像丹麦这么土豪，员工得到的补偿数额要低很多。 而第二个方面，情况也差不多，都需要政府填坑买单。 发达的德国在疫情肆虐期间，为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为期三个月，每月9000至15000欧元不等的补助。 法国则创建了「团结基金」，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人士提供几千欧元到上万欧元的救助。 至于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政府，很明显是没有足够雄厚的财力，支撑给民众不断发钱补贴的。 于是我们看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不同，各国在财政状况、受疫情冲击程度和失业人数等方面的差异很大，经济上的分化随之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分裂。 当然，卫生与经济上的分歧，只是欧洲当下矛盾的第一个方面。青年与老年之间，矛盾同样严重。 02青年的不满1957年，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树上的男爵》中，讲述了年轻的柯希莫男爵的故事。他反感父辈的生活方式，拒绝吃他们给予的食物，选择爬上花园的树，与老一辈人保持疏远，永远不下来。 
这与当前疫情中的欧洲青年与老人们的矛盾有些类似。 ECFR的民意调查中，第二点明显分歧是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代沟。 接受调查的12国中，约三分之二的60岁以上受访者认为，新冠病毒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很小，乃至可以忽略不计。例外的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四国。这些国家中，老年人普遍认为疫情影响较大。 然而，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生活的人，仅占43%。除了法国和丹麦两国30岁以下青年受访者中认为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较多外，其他国家青年中多数都认为影响较大。 两者的总体比例相差20%以上，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早期，年龄被视为一个致使患病程度严重与否的关键因素。 于是，为了尽量降低老年人的患病与死亡风险，欧洲各国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及调拨预算时，相对偏向于老年群体，普遍提升了老年群体的补助金额，并且在医疗上予以优惠。 比如法国就将助听器、假肢和牙科治疗等，此前老年人大量需求但不列入医保的自费项目列入医保，由国家全额报销。 瑞典投入3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200万元），用于发展养老方面的数字护理，以减少老人到医院的就诊次数，削弱新冠传播的可能。 冰岛则为残疾老年人提供额外补助，并对残疾人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为收入较低的残障老年人每月多发约8000冰岛克朗（约合人民币400元）的补助。 这些用国家财政补贴老人的政策，使得青年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利益被牺牲了，青年们的生活和未来成了换取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相对健康的代价。 特别是在政府表示病毒对老年人有着巨大威胁，但很多老人声称没有受到直接影响时，青年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 许多青年人坚定认为，他们才是疫情最大的受害者。 与60岁以上、已经退休居家的老人们不同，他们需要上学、工作、聚会，有更多的社交活动，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防疫政策的严重威胁。 青年人因此对政府和政策产生怀疑和抨击也就不足为奇。 民意调查显示，相当数量的青年都不相信政府出台疫情相关限制措施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限制病毒的传播。 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多达43%的人对政府的动机持负面态度。其中23%的人怀疑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制造出一种疫情得到控制的假象，另外20%的人则控诉政府是在利用疫情作为借口，以借机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而这种怀疑和控诉的态度，在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比例一共仅有28%，低很多。 
此外，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在一篇研究中指出，相比较青年对政府防疫政策的质疑，防疫导致的年轻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足更令人担忧。 其实，即便在疫情发生前，当今的青年一代也是对民主政府的表现最不满意的一代。 而持续的新冠疫情，毫无疑问地令他们对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更加怀疑。 03政府防疫与自由该调查揭示的第三大分歧，则涉及关于民主与自由的核心问题： 政府管控究竟是在保护民众，还是压迫民众？ 两年前，新冠疫情还未发生时，欧洲国家有64%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但这一数字现在已经暴跌了42%，仅剩22%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充分感到自由。 而明确感觉到自己不自由的比例，亦从两年前的7%，如坐火箭般飞速攀升至27%。 各国民众在自由度的下降幅度上，亦各不相同。最惨的奥地利，由于本来十分宽松的政策快速转变为严格防疫政策，民众极不适应，自由度迅速从疫情前的78%疯狂跳水到15%，下降了63个百分点，可谓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而疫情前政策本就相对严格的西班牙，这一数字仅从48%降至38%，下跌了10%，尚可承受。 
当然，与上文情况类似，这一数字在三类不同人群中，情况也有所不同。 受到疾病影响的人中，明确感到不自由的人为26%；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人中，这一数字为25%； 那些主要受到经济困扰的人中，比例攀升至37%。 
而在意识到普遍不够自由的处境后，另一个相关问题也就随之出炉： 如此严重而持久的危机，到底应该将主要问题归咎于谁？自由遭到限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民调显示，人们对罪魁祸首的看法比较分散。不过，还是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群体： 一个群体认为，对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政府和机构。他们主要将责任归因于中国政府、自己国家的政府、其他国家政府、欧盟委员会、跨国公司等。 另一个群体秉持着威胁来自他人的观点，认为对自由的威胁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如不遵守规则的个人、旅行归来的游客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 这两个群体也与年龄的代沟相关。 青年群体更倾向于指责政府和其他机构，而非个人； 老年群体则反过来，更倾向于指责个人，而不是机构和政府。 青年与老年外，政党也参与其中。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诸如西班牙的沃克斯党、意大利的联盟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或机构，他们大力把主流政党描绘成新的独裁者。 欧洲主流政党，如奥地利人民党、法国共和国前进党、德国基督教民主/社会联盟的支持者则认为，新冠病毒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其他个人。 
青年与老年、经济与卫生、政府与个人，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分歧混合在一起，一场围绕「自由」的政治分歧，最终越来越大，颇有将欧洲撕裂成两半的架势。 撕裂会催生新的局势。 克拉斯特夫与伦纳德在文章中提出，波兰、德国与法国三国或许会作为范例，在未来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新型政治态势，因为这三国目前均在往某种典型的方向发展： 波兰的特点是「两极化的民主」。 波兰几乎是全球所有国家中，认为政府在利用防疫手段来制造假象或压迫民众的比例最高的国家。 疫情强化了各意识形态团体间的固有分歧，支持政府的人高唱赞歌，本就不信任政府的民众更不信任，将一些政府的防疫行为都视为对自由的巨大威胁而加以抵制。 这使得波兰人在两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德国的特点是「表面上的共识民主」。 德国的党派对立相对较弱，公众在表面上没有对防疫政策表示强烈反对。 然而，这种表面共识下压抑着的，是极端不满的情绪。 德国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感觉不自由的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高达49%，即每两个德国人里就有一个明确表示不自由。而在疫情发生前，这一数字只有9%。
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民众感到不满却不清晰地表达出来。表面一团和气，实则暗流汹涌。 法国的特点更独特，是「非二元民主」。 新冠疫情导致法国的主要执政党与反对党脱离了本来的路线，各自的理念出现了明显变化。 虽然总统马克龙一直保持的是相对中立的施政纲领，但支持他的自由派人士却开始支持国家进行疫情高度干预的政策，他们普遍认为，进行防疫限制是正确且必须的，目前的防疫政策，比如注射疫苗的要求，依然太宽松了，不够严格。只有要求尽量多的人注射疫苗，才能保障人们的自由。 与此同时，右翼反对党「国民阵线」本来走的是专制路线，但其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现有支持者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却认为当前的防疫措施太过严格，反对使用权力强行要求民众，希望勒庞可以维护民众的自由。
都宣称为了自由，但执政党和反对党却表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势，一种是「防疫政策与接种疫苗是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是为了保障更大的自由得以实现」，一种是「是否遵守政策和接种疫苗应该是个人选择，自己可以为自己的身体负责，捍卫自己的自由」。 两种观点围绕着一个核心，偏左翼的执政党为了稳固社会和经济，采用了右翼相对保守的方式，而右翼反对党的支持者却喊起了左翼更加支持的观点。 针锋相对之余，让人不得不好奇，法国的两大党之后会走向何方。 不过，无论是哪种趋势，新冠疫情早期，那种人们团结一致，选择支持他们的政府，也勉励别人渡过难关，欧盟各国间也开展了更多合作的形式，已经逐渐远去了。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协作的态势都在逐渐瓦解，差异越来越明显，阵营越来越鲜明，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分歧不断出现，许多观念都在不断地碰撞、重塑。 欧洲，这片最先诞生启蒙思想的土地，欧盟，一个本来应该淡化国家边界，使国家间联系更为紧密的政治共同体，本应与「理解」和「交融」息息相关。 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欧洲的无形鸿沟：新冠病毒如何两极分化欧洲政治》一文结尾处说：
无论是欧洲各国，还是欧洲的民众，或许都正在迎接一个更加分裂，而非更加和睦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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