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出戏（整理改编本《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这个传说兼传奇六十多年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 是怎样的一出戏？ 是由哪些人？经历了哪些历程？怎样创造出来的？ 这出戏又是怎样得以“救活”了一个剧种？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说法最初究竟出自何人之口？ 这个剧种被“救活”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 被“救活”的仅仅只是一个剧种吗？ 为何的今时今日，《十五贯》仍会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仍会被中国剧协列入《百部优秀剧作典藏》？ 该书作者就是带着上述问题，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悉心爬梳史料，遍访亲历者与相关人士，并调动了此前全部的学术积累和人生感悟，在文献资料、口述历史、舞台影像之间寻找答案。 全书从文本源流，演出始末，舞台表现，后续影响，新时代变化等角度，以纵横两个剖面，运用既平实又生动的语言，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解释历史关窍，叙述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一部并不十分出色的传奇作品《十五贯》，如何升华为新中国戏曲发展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榜样”。 周传瑛晚年也时常说三句话：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昆剧的复活。” “没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没有《十五贯》。” “没有'国风’，就没有浙江昆剧团。 最后一句，就是包括上面的意思。” 作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是向“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老前辈们致敬，由于时光如水，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已逐渐鲜为人知。他们的贡献不应被遗忘，不应被忽略，而应被世代传颂。经过60多年的发展，昔日的濒危剧种已焕发出蓬勃生机。 《十五贯》的成功，对昆剧来说是个大转折点，掀开了新中国戏曲改革的崭新一页。后人述前事，当常怀敬畏之心，要在文献资料的字里行间，和前辈的记忆深处乃至记忆夹缝中和时代情境中探寻史实的合逻辑性（合逻辑性不等于合理性），从中体悟先贤创业时的艰难困苦，百折不回，从而应对今日来之不易的昆剧盛况倍加珍惜。 楔 子 第一章 本起宋元明清事 第一节 从话本到传奇的三组关键词 ——《十五贯》传奇的叙事基础 附：对“紧绷密钉晴雨同声”传说的怀疑 第二节 朱素臣《十五贯》传奇流传的趋势: 从案头本到演出本 附：1、《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本乾隆年间舞台散出《高桥》 2、《瑞鹤山房戏曲抄本》又一体《高桥》 第三节 京剧对《十五贯》传奇的改编 第二章 慧眼识骥赖朱黄 第一节 “传”字辈与仙霓社 第二节 朱国梁与国风社 第三节 仙霓社与国风社的“合组” 附录：1925年9月29日《申报·分类广告》“上海游艺联欢会游艺一览表” 第四节 是谁发现了“国风”，是谁发现了《十五贯》 第三章 光耀京华裕后昆 第一节 满城争说 名动京华 第二节 从复活到发扬光大 第四章 精益求精变宫商 第一节 整改本昆剧《十五贯》剧情梗概与剧本结构的新面貌 第二节 整改本昆剧《十五贯》主要人物形象的新面貌 第三节 整改本昆剧《十五贯》舞台整体的新面貌 第五章 一剧重兴百业昌 第一节 整改本昆剧《十五贯》成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榜样 第二节 整改本昆剧《十五贯》激发了话剧与小说艺术形式的新探索 第三节 京剧与各地方戏曲剧种对整改本昆剧《十五贯》的移植 第四节 戏曲文化以外的延伸与影响 后记 曾几何时，昆剧《十五贯》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之美誉，似乎成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常识，而这项美誉最初见诸公开文字，又是源自《人民日报》社论。一出戏的创作演出，被写入社论，这恐怕是《人民日报》创刊七十余年中空前绝后的事。 那么，昆剧《十五贯》究竟是怎样一出戏？排演出这样一出戏的又是怎样一个剧团？又是怎样救活了昆剧这个剧种？活起来的仅仅是昆剧这个剧种吗？要把这些话题的前世今生都谈清楚，往长了说，可以上溯到距今近千年的南宋；集中一下，必须涉及近四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再拉近，也得从1956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谈起”。 之所以要用引号来强调“谈起”，是因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完整题目是：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六十多年来，这篇社论对于《十五贯》、昆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认识与现实思考而言，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而“谈起”二字，万不可少。 要深刻体会当年这篇社论的来之不易与重大意义，又先得 第一次讲话是在1956年4月19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结束了对鞍山、天津等地钢铁工业的视察，到北京广和剧场观看了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整理改编本（以下均统一简称为整改本）《十五贯》（此次进京演出的第九场）后，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陪同下，走过逼仄的通道，来到后台，与全体演职员见面后的讲话，这次讲话前后历时四五十分钟，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 20世纪50年代的广和剧场后台可不像现在的剧场后台那么干净、整洁，化妆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油彩，脏得很，可是就只能在这里接待总理，怎么办呢？也不知是谁脑子快，临时用熨行头的白布铺在化妆桌上，一白遮百丑，勉强还看得过去。  就在这时，周总理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后台。后台没有椅子，只有长条的木板凳，总理就招呼大家一起坐在条凳上。[1] 这天，总理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明确了“《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这为日后对《十五贯》的评价定了一个重要的基调；提到 “百花齐放”，说的是“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最后，以“昆曲的表演艺术很高，只要你们好好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作结。 第二次讲话，是在1956年5月17日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二百多人参加的昆曲《十五贯》座谈会上[2]。会议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紫光阁，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总理的讲话在最后，历时一个小时。 除了在现场听到上述两次讲话的亲历者，多数人第一次见到这两次讲话的正式发表全文，是在1980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题为“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3]，尤其是第二次讲话，在讲话结束不久后，就出了打印的讲话记录稿，保存在黄源（整理小组组长，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手中的那一份，首页左上角还有蓝印楷体“对内文件，请勿外传”，以及手写的“黄部长”字样。 这份 “未经周总理亲自审阅，仅供参考”的记录稿（以下简称讲话记录稿），至今仍保存在黄源同志的后人黄明明先生手中。有学者将这份讲话记录稿与《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的发表稿做了较为详细的对比，发现讲话记录稿的语气更为生动，内容更为丰富。[4]比如： 有时从量变到质变就在一个东西上。田汉同志说：一出戏复活了昆剧，一个戏能推动全国戏曲的发展，真正为百花齐放打下基础，所以今天我要召开这个会来庆贺，来提倡。……人家都说我们过去批评多于鼓励，这意见很对。这次《十五贯》是值得称赞的，我们要大大的称赞，事情要抓到一个好的题目来鼓励就有影响。  讲话记录稿中保留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北京的报纸宣传还不够。《人民日报》刊过两篇文章，是吗？（《人民日报》有人来吗？这还是破例的了）”据袁鹰同志回忆，当天下午，在座谈会的间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专门给《人民日报》文艺部打去电话催写短文，其引发点很可能就是总理的提问。 袁鹰对此表示为难的是：如果要引用总理的讲话，恐怕来不及经过总理本人审阅。夏衍对此做了经验丰富的指示：从新华社讯中摘录几句。 于是，在1980年讲话正式发表前，以下这段话是“五一七”座谈会总理讲话记录中最早公之于众的，并被袁鹰部分引用进了社论： “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十五贯”这个剧本，可以成为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它不只在昆苏剧中可以采用；在有条件的时候，其他剧种也可以采用。 上述讲话要点中指出：《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后简称“五五指示”）第一条中“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构成了有力的补充，而《十五贯》之所以能为“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良好榜样，成为“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恰好又是很好地贯彻了“五五指示”第一条中的“进行改革主要地应当依靠广大艺人的通力合作，依靠他们共同审定、修改与编写剧本”。 1956年4-5月间，“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直至1980年初才正式发表[5]，相隔24年，中间的历史过程，不是三言五语可以详述的。而促使“两次讲话”发表的背景，则很可能是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1979年年初，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开发表了周恩来与文艺相关的三篇讲话，分别是《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6]，《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7]，和《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8]》，自此，文艺界学习周恩来的文艺思想“蔚成热潮”，有学者统计，从1979年1月至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各大报刊发表的阐述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文章有上百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阐述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方向、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事业文艺工作的辩证法、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发扬艺术民主等方面的思想。 周恩来的这些文艺思想对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词的起草，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后来的祝词也反映了周恩来这些思想。 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成为党对文艺工作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文艺政策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周恩来文艺思想中许多闪光的东西，正是新时期以来乃至今天我们党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所一直强调并不断努力加以完善的东西。”[9]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无论怎样重视周恩来同志对《十五贯》和昆剧的讲话都不为过。 此外， 还需要明确几个事实 一、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作者不是田汉同志，而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袁鹰同志。他对此的详细回忆告诉我们：夏衍同志是这篇特事特办的社论得以顺利出台的直接策划者。[10] 二、“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句话的发明者并不是周恩来总理，依据有多处，其一，夏衍发表于1956年5月17日的文章[11]中说：看了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之后，在一个集会上，田汉同志颇有感慨地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其二，总理在讲话记录稿中的原话：“田汉同志说：一出戏复活了昆剧”。 其三，张庚先生同样在《十五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田汉同志在另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话的意义很深。”[12] 其四，《戏剧报》1956年6月号发表的《戏剧报》社论《反对戏曲工作中的过于执》一文中亦提到“田汉同志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其五，阳翰笙1980年回忆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据我的记忆，这句话是田汉同志说的，周恩来同志很赞扬，所以在讲话中引用了）[13]。可见这个问题在当年的亲历者中是有共识的。 三、周总理在讲话记录稿中还提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周扬同志提出来请毛主席题写的。 四、周总理的讲话记录稿中，提到了“如果昆曲以前不受到压抑，也不会有今天这一朵兰花”，而在讲话的正式发表版本中，表述变成了“由于它土生土长，到底还是经得起风吹霜打的”。加上“风吹霜打”四字，不只是对昆剧命运的比喻，更是对浙江昆苏剧团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再谈到社论的具体内容 第一段开门见山就说的是：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句话是戏剧界一些同志有感于昆曲“十五贯”在首都演出后的情况而发的。本来，一个剧种的兴亡衰替，决不应该决定于一出戏，然而“十五贯”的演出，竟然使这句话有了根据，这就看出我们的戏曲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问题了。 显然，这里强调的并不是在讴歌、赞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功绩，而是在于“然而”后面的话：“十五贯”的演出，竟然使这句话有了根据，这就看出我们的戏曲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问题了。” 接着，在引述总理的讲话要点后指出，“某一个地方剧种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某一个地方剧种只好让它自生自灭”的论调，居然出自一些对领导戏曲工作负有责任的人之口，是“令人感到奇怪的”，随即提出了三个反问： 他们有没有对这个剧种作过深入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呢？ 有没有到昆曲的传统剧目中去即使是略作涉猎呢？ 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同昆曲的艺人们商量过并且倾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一起动手来进行本剧种的改革工作呢？ 反问的对象是谁？当然是“一些对领导戏曲工作负有责任的人”，社论中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们一顶“桂冠”：现代的过于执们。因而，“满城争说十五贯”，不仅是盛况，不仅是给“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而且是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又是两个反问： 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 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一些地方剧种？ 说到这里，更不是在讴歌、赞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功绩，而是明显可以从中品出辛辣的味道。 社论全文的最后一句话更加耐人寻味：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等到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 从标题到内容的逐段解读说明：发表于距今六十多年前的这篇《人民日报》社论，从来都不是在叙述“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过程，而是在强调，假如一个剧种的生死存亡，有如悬丝般地维系在一出戏上，是戏曲改革工作应当引以为戒，不可重蹈覆辙的事。 但不可复制的事，毕竟发生了。田汉在1956年4月14日（《十五贯》进京一周后）发表的文章中说：在艺术欣赏和遗产学习的意义上让昆苏剧团在北京的日子成为我们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吧[14]。 历史证明，田汉的这一展望，无疑成为了现实。他这篇文章发表后，仅仅过了五天，整改本《十五贯》得到京城上下的交口称赞，剧团迫于生计和昆剧奄奄一息的状况的确从此开始彻底改变了，这个“被救活”的事实来之不易，当年的社论只是对这个事实下了断语，并没有详述“怎样被救活”。而 “怎样救活”，就是本书想要探究的主要目的。 这回再从哪里谈起呢？一千年前。 对于以戏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工作，自己之所以能投身并延续近二十年，并且预计还将尽可能地延续下去，其最大的驱动力是兴趣，而自己在工作过程中最缺乏的，是学理深度，是“问题意识”。 一出戏（整理改编本《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这个传说兼传奇六十多年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怎样的一出戏？由哪些人经历了哪些历程？怎样创造出来的？这出戏又是怎样救活了一个剧种？救活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尽管如此，探索《十五贯》的前世今生，成为我走上戏曲史论研究道路后的正式课题，则是逐步确定的，因为最初缺乏系统的计划，所以错过了很多宝贵的机会： 虽然，我从小就在家中12寸的黑白电视里看过电视台转播的电影《十五贯》，当剧情演到娄阿鼠用肉斧伤人致死时，我还曾有过害怕而闭眼的记忆。但是，1987年5月、1987年12月、1988年2月，在电影《十五贯》中扮演娄阿鼠的王传淞先生、扮演中军的沈传锟先生、扮演况钟的周传瑛先生先后去世时，我并不知道他们老三位也曾和我共同生活在杭州。 1996年姚传芗先生去世、1997年包传铎先生去世时，我已十六七岁，但仍然不知道他们二老也曾和我共同生活在杭州。 我与黄明明先生的结识，最初和戏曲一点儿关系也没有：黄明明先生长期担任工会主席的杭州食品厂，本是隶属于轻工业部的国有企业，2001年划归属地化管理，行政上受辖于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具体负责与其联络的是区计划与经济局，而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上城区计经局办公室。 记得当年在上城区总工会主席做东的一次公务聚餐上，当我得知座中杭州食品厂工会的“黄主席”，居然是鲁迅先生入室弟子黄源老人的公子时，完全没有想到可以借此机缘去拜会黄源老——我一个20出头基层行政单位的小秘书，真要是去拜见这位已年过九五的文化前辈，我能跟老人聊什么？因此，我甚至连“黄主席”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 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同年8月9日，杭州举办了“纪念昆剧传习所80周年”庆祝会，九十六岁高龄的黄源老人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并致书面发言，我也是多年后查找相关报道时才注意到的。直到2003年1月，黄源老人以近百岁高龄去世前，我都从未去拜谒过一次，甚至连这个想法都没有过。 昆曲申遗成功后，杭州一批热爱昆曲的曲友借此契机成立了大华曲社，一年后，我通过了中国戏曲学院戏曲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初试和复试，在大华曲社副社长胡中屏阿姨（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胡阿姨与家父家母曾是1964年一起到杭州桐庐县下乡插队的“农友”）的介绍下，第一次走近曲社，在数次同期中，我先后结识了张娴、俞妙兰（大华曲社首任社长）、龚世葵、张世铮、陈祖赓等前辈昆曲人，因为对他们了解甚少，更主要的是对昆曲了解甚少，所以当时对上述任何一位都没有着意请教过什么。 2003年春节假期中，我在硕士生导师周育德先生的指引下，得以结识洛地先生，在之后的十余年中，无论是洛老来京公干，还是我回杭探亲，都对怹时有请益。 洛老虽是周传瑛先生艺术自传《昆剧生涯六十年》的执笔者，但怹腹笥渊博，文史兼通，所治之学甚至不局限于戏曲一门，因而每次谈话，虽都长达数小时，但洛老所谈内容，如天马行空，我也始终没有把《十五贯》作为重点谈论请教的话题。 2004年9月，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行，我所在的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部全体师生赴杭观摩期间，约请了张娴、宋宝罗两位年届九旬的京昆耆宿与大家见面、授艺，张娴老清晰地介绍了《十五贯》的创编历程，但那时的我，依然没有想到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怹细问什么。2006年2月14日，张娴老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她是“国风”创始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艺术家。 促发我深入研究《十五贯》最重要的契机，是2005年硕士毕业后，钮骠、沈世华老师夫妇成为了我的“硕士后导师”[15]。2008年我起意为沈世华老师记录整理艺术自传，起初《十五贯》的创编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此开始了逐步积累各种昆剧近现代传承史资料的历程。在钮、沈老师的耳提面命中，自己与浙江昆剧团、与“世”字辈老师们之间的感情也日益加深了。 2011年，昆曲申遗十周年，我受吴新雷老师纪念钱南扬先生文章的启发，写作了《现代曲学昌明的蝴蝶效应》[16]一文，并由洛地先生亲自批改、校正、增订后，推荐给《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发表。 整改本《十五贯》作为“蝴蝶效应”中的重要一环，我对其的关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在各种课堂讲授传世戏曲经典剧目时，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见缝插针地讲述昆剧《十五贯》的前世今生，想把目力所及的各种平面、立体资料，转化为能让以前了解或不了解戏曲的听众可以接受并产生兴趣的语言，当然需要自己先整理出清晰的思路。 2015年9月，洛地先生悄然离世。 2016年春季，适逢浙江昆剧团六十周年团庆，也是整改本《十五贯》首次进京演出的六十周年，沈世华老师口述，我编撰的《昆坛求艺六十年——沈世华昆剧生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中，沈世华、钮骠老师亲历的《十五贯》创编历程很为众多“沈传”读者所看重。 当年8月，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第一次感受了大银幕修复版的彩色电影《十五贯》，并很快写出了影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传奇影像》；当年12月，受国家大剧院院刊编辑曹真真女史约稿，我发表了《繁花似锦不负凄风苦雨》一文，简述浙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其后，延续不止一年的有两件事，一是继续向以俞康、朱世莲为代表的浙昆老人请教“沈传”中需要增订的部分，二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任教期间，组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同学连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昆曲调研。 2017年秋冬之际，因为受到第二次苏州汉教学生昆曲调研汇报的启示，我在微信朋友圈追怀了朱国梁先生的历史贡献，被时任浙江昆剧团副团长、浙昆“秀”字辈艺术家王明强先生注意到了，他随即邀请我参与浙昆纪念朱国梁先生的系列活动，从此，我又得与朱国梁先生全部在世的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8年5月15日，《一个不能被忘却的人》，这场形式特殊的纪念演出登上杭州舞台，虽然创排时间短，打磨不够细致，但其中所表现的朱国梁先生真实而又平实的事迹，使在场观演的全国各大昆团掌门人，无一不被其震动。世寿不到五十八周岁，离世已超过五十七年的朱国梁先生，还是第一次被这样隆重纪念。 数十年来，分藏杭州、北京两地后人手中的朱国梁先生手稿、印章与国风昆苏剧团团徽也很快在此条件下合璧同框。这一切也终于使我下定决心，要把由谁、由怎样一出戏、怎样救活一个剧种的始末根由细细地为外人所道。 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双一流”建设经费慷慨出资，书稿很快得以列入出版计划。但出乎意料的是，本以为自己对《十五贯》研究积累的素材不算少，甚至原以为只要甫一动笔，即可在两个月内完成全书；本以为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没想到竟是湿手捏了干面粉——各种在写作中才出现的问题，必然伴随着各种新资料的发现，新思路的产生，新观点的提炼——一发不可收拾，两个月的原计划居然拖成了两年…… 所以必须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张霞女史异乎寻常的耐心宽限与精心编辑，编辑部主任王松林老师的鼎力支持，才使书稿能以充分的时间完成。 正像本书正文中所说，救活昆剧的，不只是《十五贯》这一出戏，更是一群既有远见卓识，又踏实坚韧的人，我能完成本书的撰写，需要感谢的也是这样一群人： 写作中，随时向钮骠、沈世华、俞康、朱世莲、黄明明、龚世葵、王世瑶、周世瑞、张世铮、王世菊、李世琪、周世琮、周世璋等老师，向逯兴才、陈国卿、沈达人、龚和德、蔡金珏等前辈请教往事（以最初结识并讨教先后为序），特别是钮骠、俞康、朱世莲、黄明明、龚世葵老师无偿提供了许多以往极少被引用、甚至首次披露的独家文献，而其中最为遗憾的是，王世瑶老师于今年5月猝然离世，没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朱国梁先生后人袁小牧、岳云芳老师随时提供家庭回忆和资料； 随时向张伟品、俞妙兰、浦海涅、彭剑飙兄等讨教资料线索； 随时与好友包莹、姜斯轶、尚远，年轻同好陈蔼婧、周昀，以及家父家母等交流写作心得； 吴书荫、吴新雷、黄仕忠、徐永明、朱传荣、金红等前辈学者时常为我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孙玫、韩昌云、汪诗珮等台湾学者也在我写作中或提供资料，或给予关切与砥砺； 张洪涛兄热心提示且精准提供《大公报》《杭州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检索信息，对于本书部分章节的顺利完成极为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孙郁先生提示我查阅黄源、楼适夷先生通信集； 著名旅法摄影家吴钢老师得知我在研究《十五贯》后，居京逛大栅栏旧书店时还专门告知我发现了罕见的《十五贯》戏单[17]，使我有缘找到了这份曾经缘悭一面的珍贵文献。 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2019级硕士生赵倚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生张梦洁、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黄焕波同学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我录入、整理资料； 同事江棘副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2020级博士生时昱同学在我写作《十五贯》的对外传播专题时，都施以了重要的援手。 周育德、周华斌老师在宏观与微观两方面一如既往地把关指导，有问必答。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曹菲璐同学，在入学选我做导师之前，即自行购读了《昆坛求艺六十年》，由此因缘，她日前向我建议可效法“沈传”，亦以七字句作为本书的章标题，我采纳后，发觉的确比之前平铺直叙的标题更好一些。 “95”后青年插画家孙海洋兄应我之请专门绘制精美插图，使本书在视觉上大为增色。 长子尚简、次子近之尽管年幼，竟也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了衷心的鼓励甚至启迪。 若没有以上这些列名与未及列名师友、亲人的鼎力襄助，全书的面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本书的写作，起于我博士毕业后十年，而最后成稿的字数，不啻于两篇博士论文。2009年初，我开始动笔撰写博士论文时，大约平均保持每日2000字的速度；而本书的写作时间居然耗时两年，且有写作日志为证，其间荒废之日甚少。 可以说，为《十五贯》这一个戏的深度解剖，自己调动了此前全部的学术积累和人生体悟，且更深地体会到：后人述前事，当常怀敬畏之心，要在文献资料的字里行间，和前辈的记忆深处乃至记忆夹缝中还原历史现场，从时代情境中探寻史实的合逻辑性（合逻辑性不等于合理性），从中体悟先贤创业时的艰难困苦，百折不回，从而应对今日来之不易的昆剧盛况倍加珍惜。 后记的最后，还想跟读者分享一下对本书文字风格、题中之义与言外之意的思考。小学高年级时，曾当着全班同学宣称自己有两个理想、亦可言两个志愿：若当不成考古学家，则希望当个作家。 如今发现这两个理想竟庶几在本书中同时实现：因为本不是为完成什么科研项目、攻关课题，对时贤之系统、规范的学术文风也效法不能，所以写作本书时尽展“考古”和 “文学创作”之想象。金庸先生的《碧血剑》作于1956年，怹在1975年6月的后记中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 由此下意识地想到，朱国梁与黄源二公，在整改本《十五贯》问世至今六十多年的艺术传播中，直可谓身在“灯火阑珊处”者，他们在“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传奇中，亦是真正主角。 张一帆 庚子大雪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张一帆，1980年生于浙江杭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师从周育德、钮骠、周华斌诸先生治中华戏剧史。曾于《文艺报》《戏曲艺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有《剧学本位的确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本书的英文译本）、《梅学初得》（北京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编著《昆坛求艺六十年：沈世华昆剧生涯》（北京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与钮骠先生合作主编十卷本《京剧往事》（北京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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