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928年底，外蒙开始强制集体化，私人贸易、运输被禁止，曾经呼云唤雨的喇嘛们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喇嘛被强迫还俗，喇嘛庙被课以重税。 国营交通和贸易根本无法满足需要。新建的集体牧场管理不善，以至于1932年时牲畜存栏量仅为1929年的三分之二，损失了750万头牲畜。，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 1930年起即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抓出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情被一个王子告发，当年9月30日8名参与者被处死。到1930年初约有10万僧侣被逐出寺院。到1931年，光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由于饑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蒙中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击，死亡人数不详。 起义爆发1932年4月10日，忍无可忍的外蒙人民在库苏古尔省拉沙特苏木发动起义，起义迅速扩散到邻省。起义民众建立了名为“奥其尔巴特战争部”的抵抗组织，武装喇嘛，烧毁集体牧场和苏木驻地，杀死外蒙官员（尤其是人民党党员和平日威风八面的青年团团员）。 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起义，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 起义震动了外蒙当局，1932年4月16日，外蒙内务部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应对此事。但是，外蒙“红军”根本无法镇压起义，起义蔓延到中部和东部，人民革命党朝不保夕。 关键时刻，外蒙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在七八月份才将暴动平息。但是，直到10月仍有武装人员的零星活动。 起义结果起义中心区为外蒙西部的库苏古尔省、前杭爱省、后杭爱省、扎布汗省。超过3000人参与起义，消灭外蒙军政人员700余人，35个苏木的政权和45处集体牧场被捣毁。起义军阵亡500人,被处决615人. 影响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外蒙需要“稳定局势”；史达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济困境。 1932年6月，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牧民允许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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