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德国企业的偶然落户，太仓的双元制自20年前生根发芽。它生长为中国双元制的模范，是德企、职校、政府、商会的多重互动，使校企融为一体。在用工难的大潮下，双元制为企业培养了比较稳定的技术工人，但它也面临着成本高、招学徒难的问题。 记者 | 刘畅 双重身份 在苏州太仓科技园区亿迈齿轮公司的厂房里，有一条特殊的“生产线”。 相比其他 区域机器紧凑的成行成列，地面上的一条蓝线之后，办公室和会议室旁，内外两排机器之间，有两圈分布稀疏的工作台，台面上只有简单的台虎钳，看起来与周围产线上的自动化仪器“格格不入”。 这里是亿迈齿轮在2017年兴建的培训中心，在这个制造业德企数量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有中国“德企之乡”之称的县级市里，这是8个与德企合作的培训中心里比较新的一个。它面向高职单招后，与企业签订用人协议，三年制学徒。
在亿迈齿轮的培训中心，学徒练习操作机器（蔡小川 摄） 我来到培训中心时，机器轰鸣，十几名学徒在操作台旁，两三个人一组，或看图纸，或在机器上“耕耘”，只有连体的蓝色工作服与其他员工有所不同。他们20岁左右，已是成年人的身量，神情专注。而我知道，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是大专生，是企业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的双元制学生。三年间，他们在学校与企业间来回交替。穿上工装后显得如此职业，令人惊异。 “公司在高三下学期有宣讲会，我们知道做双元制的学徒后，不仅上学期间有明确的目标，学习特定的技能，毕业后也能留在企业里，前景明朗。” 不到21岁的咸彤彤是二年级的班长。他站在操作台旁，身材高大、壮实，说起话来条分缕析。 他告诉我，两年多前他在高中接触亿迈齿轮后，企业曾组织他和家长到厂房参观。他们一改之前对工厂厂房脏乱不堪的想象，发现厂房里没有油污，一切设备和材料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员工也礼貌而整洁，所以对这家全球知名的德国企业印象很好。他当时在高中的成绩不够考本科，决定来此深造。
《做工的人》剧照 据培训中心负责人马介宏介绍，2009年亿迈齿轮来到太仓建厂，2017年扩大规模，发现人手不够。作为一家德企，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在德国像义务教育一般普及的双元制——企业与学校合作，企业主导教学方向和培训，学校根据企业的需要，辅助教导理论知识，学生在企业与学校之间轮流跑。这种寓教于学的方式，最后培养出技能过硬、与企业文化无缝衔接的技术人员。 而那时双元制在太仓已发展16年，很成体系。他们自己建培训中心，又找到当地唯一的大专院校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健雄学院”）合作。为寻找稳定生源，他们把目光聚焦到本地的高中生身上。
马介宏向学徒介绍机器的使用方法（蔡小川 摄） “双元制与一般大专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定岗。” 咸彤彤的专业是工业机械工。在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年纪，咸彤彤和他的12名同学，便已经没有了寒暑假的概念。除了比正式员工每年多10天左右的年假，在企业期间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 今年8、9月在企业实习后，进入10月中旬，他刚刚结束网课，又来到企业。这一周多时间，每天早上不到8点，换好工作服，在会议室明确一天的任务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一直工作到5点。他三年的课表在入学初已排好，挂在车间里，每一项培训是一种颜色，如今他的任务是学习磨钻头，下一周，他要回到健雄学院的智能制造学院，学习三周电工电子和气液传动理论。 从亿迈齿轮到健雄学院，骑电瓶车需要15分钟，如果有选修课，学徒们从厂里下班后，也会回学校上课。健雄学院有一大串头衔，它是国内首个中德培训中心，拥有双元制培训学院，也是AHK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联盟的永久会长单位，制定面向全国的双元制培训中心建设规范。 在智能制造学院的走廊里，有双元制在太仓发展的展板，全校近7000名学生，中德双元制的学生约占五分之一。除了亿迈班，还有跨企业的中德班，许多当地中小规模的德企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到30人的班。 学生在学校里统一培训，只在三年级时前往各自签约的企业做岗位培训。但培养形式与亿迈齿轮的培训中心一样，理论课与实操课相互交叉，并且尤其注重实践，理论课最多也不到总学时的一半，大部分情况下，3400个学时里，理论课不到300个学时。 相比亿迈齿轮在厂房内的培训中心，智能制造学院里的培训中心本身就像一个大车间，内部场景与德企车间相差无几，也有机器运转时的嘈杂 ，三四个人一组围着一台机器，他们正在上实训课，是咸彤彤的同级同学，机电专业中德班的学生。 目前四周做实训，六周学理论，不断轮换。
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实训车间拆装机器（蔡小川 摄） 机器的区域周围被黄线围住，规矩也与真正车间里一样，学生必须穿着工装进入培训中心，黄线内不许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学生使用的设备均在固定的区域，使用后必须归位。 墙上贴的佩戴安全帽等提醒与亿迈齿轮一模一样，甚至安全须知的漫画也是德式风格，工人的形象都是大鼻子、卷花头。 “除了英语、思政之类的课程，与操作相关的理论课也有机器，老师边教边演示。”咸彤彤虽然不使用学校的培训中心，但会用其他教室。 他们有一本工具书，贯穿整个大专乃至未来的工作生涯，而其他教材则是一摞活页纸，随着企业制定的任务，灵活更改。 比如企业教铝材时，学校就要提前讲解铝材的相关知识。 因为多一半时间做实训，三年下来，双元制学生比普通班学生要多出700个学时。而在企业实训，按8小时计，没有每节课45分钟后的课间休息，即使与其他双元制学生比，咸彤彤和他的同学也是学校里最忙碌的人。“实训之后，理论课要压缩在一起上，一天的课满满当当。每月还有上千元的补贴。按企业要求，虽然在学校，也应保持8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学校没课，我们还组织自学英语。”
职校学生的课余时间充裕，很多学生下课后会选择到图书馆看书（刘有志 摄） 遇到要做复杂的零件，咸彤彤就把图纸带回家，提前琢磨操作的步骤。 目前他们要学习制作压力机，钳工、车工、铣工的技能都要掌握，打好最基础的技能，为学期结束时德国商会（AHK）认证的考试做准备。而具备三年完整的培训记录后，咸彤彤毕业时，除了拿到毕业证，还要参加AHK的第二次考试，一旦获得德国认证的专业技能证书，水平便不输德国工人。 校企一体 “AHK技能考试由企业组成的商会制定，考察的是从设计到实施、制作、评价的综合过程。 比如做一个杯子，从需要哪些工具，到如何设计机器，再到把机器制作出来，都要考核，这种能力又可以迁移到制作别的东西上。 而中国此前一般的职业技能考试，基本由教育部门主导，并且难以考察能力，做一个杯子，就是一个杯子，制造的过程几乎没有规范。 ” 健雄学院的韩树明教授此前是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年过半百的他自2006年便参与构建健雄学院的双元制教学。 他向我介绍双元制教育的优势时，正和搭档岳向阳教授一起书写太仓双元制20周年总结报告。 他们告诉我，太仓以双元制知名，双元制在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它的优势早为国人所知。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引入德国的双元制，但大多仅引入教材，并没有企业参与，只是学到皮毛，学生与企业的接触只在第三年实习时，学校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这种模式完全由体量巨大的国企主导兴办，招收的学徒大多是工厂的子弟，社会上的招生不成规模，企业也在转型中没落。 而当时太仓也不是双元制的试点，它与双元制的结缘，是自下而上的偶然。 1993年，韩树明在东北汽车厂做研发，岳向阳仍在湖北东风汽车厂工作。始建于1888年的克恩-里伯斯公司来到太仓，它是弹簧制造领域的“隐形冠军”，从汽车到心脏起搏器，他们生产其中各式各样的弹簧。那时克恩-里伯斯为上海的企业生产汽车安全带的弹簧，在上海周边寻找落脚地。他们的总裁来到紧邻上海的太仓，看到海运堤两岸的冷杉像自己家乡的黑森林，决定在此建厂，成为此地的第一家德企。 那时德企的工资高，曾经有安徽的老师趁着寒暑假来企业打零工，后决定留下来。即使一开始工人没有技能，但只要肯吃苦，企业会请德国的老师傅带着学。起初克恩-里伯斯在太仓只有一家工厂，只需要装配和发货的工人。
图 | pixabay 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发展加速，要保障每年高质量生产上亿个零件，企业缺乏模具工，而当时本地中专毕业的学生，不仅没有对口专业，而且实训车间里，连一台数控机床都没有，仅有的10台设备还是工厂淘汰的。 在职校，简直是“在黑板上开机器，在纸上造房子”。 “最早我们在太仓招来的工人既不会给机器加油，也没有能力维修。”在克恩-里伯斯位于太仓的弹簧工厂里，运营总监葛敬东向我介绍。因为他们的德国创始人是德国双元制的学徒，所以企业开到太仓后，他们首先想到尽量招当地年轻人，这些当地孩子没有额外的租房负担。他们联系当地政府，发现当地唯一的中职学校太仓中专很合适，就希望与太仓中专一起建立培训中心。
克恩-里伯斯运营总监葛敬东（蔡小川 摄） 如今培训中心已经运营20年了，总监葛敬东带我参观。因为每年要接待不少参观者，曾经位于车间中间的培训中心，如今单独占了一整层楼，这里整齐排列着价值数千万的“家当”，培训用的车床、磨床等设备。走廊一侧的橱窗里有商会制定的AHK考试所要求的成品，考试的难度一目了然。 学员参加AHK毕业考试时，要在5.5个小时内制造一台机器，用机器生产出一个有环、有孔、有凸起的零件。这台机器有15块钢板，学员考试前，只能把钢板的原材料准备好，在规定时间里又切又钻又磨，即使对技术熟练的工人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培训中心内有VR装配培训环节，学徒戴着VR眼镜操控屏幕里的机械臂，仿佛在玩游戏。唯有具有年代感的车床、铣床和磨床，暗示着这座培训中心20年的历史。这里也成为政府、学校、企业、德国商会等多方努力下，双元制在太仓发展的见证。 “培训中心运营四五年后，江苏省的一位副厅长前来参观，见到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机器，以为培训中心刚刚建立，学生的规矩意识与在学校时很不一样。”如今已经退休的原太仓中专校长周新源自2000年开始全程参与当地双元制的建设，他向我介绍双元制能在这里生根的原因：2001年在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与德国总理共同签署“太仓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DAWT）项目，克恩-里伯斯与当时在隔壁的慧鱼公司一起，同太仓高新区政府和太仓中专共同经营。
原太仓中专校长周新源（蔡小川 摄） 虽然规格高，但实际上克恩-里伯斯从1998年便与当地政府和太仓中专谈判，按照德企的惯例，培训中心要建在企业里，而中方出于学生安全和“所有权”的考虑，总觉得放在学校更合适，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周新源回忆，当地招商引资口号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他认为“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如果执着于这个问题，将失去合作的机会，于是同意把培训中心建在企业里，之后政府领导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解决了最关键的分歧，政府、学校、企业与德国商会始终是努力协调的关系，德国商会提供顾问和AHK培训大纲。 周新源记得，当时校企间的另一个分歧是企业给学徒发津贴。当时学校要收学费，协商之后，津贴照发，学费照收。 至于企业、学校之间的轮换，德国本土的双元制是每两天一轮换，但在学生需要住校的中国，不仅有安全问题，开车把学生集体拉出去，一趟的成本要1000元。如果轮换频繁，仅往返车费就超过了学费，于是轮换周期延长为数周或数月一次。课程也按照中国的学制，从四年制改成三年制；甚至因太仓夏天太热，暑假也延长为一个月。 自那以后，双元制的项目招生时，学校不主导，由企业经理直接面试。下一年招生前，企业告诉学校自己对学生的需求，学校按照企业的要求招生、制定学习规划，甚至临近期末时，学校老师会来企业的培训中心，在会议室里给学生讲课。面对学生，校企是一个合作无间的整体。而DAWT在当时相当于太仓所有德企的培训中心，除克恩-里伯斯以外，其他企业可以花费5万元从DAWT买一名毕业生。 2004年，因 太 仓 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大涨，出生在太仓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家属，希望为家 乡建一所高级学校，与当地政府一同投资。 于是在太仓中专的基础上，新成立了“健雄学院”，以双元制为办学特色。
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了解机器构造（蔡小川 摄） 那时当地已有300名员工的德国轴承巨头舍弗勒公司找到周新源，也希望建立培训中心。 两年后，舍弗勒的培训中心建成，健雄学院也与太仓中专分离。第二年跨企业的培训中心也在健雄学院成立，太仓政府投资大头儿，学校出场地，小企业只需提供一两台设备，开始面向全国高中毕业生招生。 “德国没有大专，对于健雄学院的中德班，实训课的内容与中专生相差无几，只是理论部分更深入些，学生可以接受得更快。” 韩树明记得，太仓政府每年补贴双元制2000万元。如果外资企业在自己的厂里建一个培训中心，政府就从这2000万元里拨钱，专门给这家企业补贴200万元。大专的双元制学生每年有5000元来自政府的补助，等于免去学费。“逐渐地，双元制成为太仓招商引资的招牌，德企来太仓考察，第一站就是培训中心。” 新型师徒 到目前为止，DAWT培养了500多位毕业生，其中有6人获得了德国工匠领域最高专业资格证书，30余人在德企担任生产经理。 克恩-里伯斯的太仓工厂有1000人，在全球子公司中排名前列，全球销量占比25%，因此地位举足轻重，由德国总部的总裁直管。 这1000人中，工人有八九百人，其中双元制毕业的员工有100余人。因为有“童子功”，企业引进新技术时，一般会优先培训双元制毕业的员工。
DAWT的学徒学习操作机器（蔡小川 摄） 当我向葛敬东抛出“为何双元制能留住学徒”的疑问时，这些数据向我表明双元制所能提供的上升空间，而当我问及咸彤彤未来在企业中的成长预期时，他的培训师王逸雯则是他眼中最直观的例子。 “王老师当时的考试成绩非常高，AHK中期和毕业考试，她两次都考了99点多分，接近满分。”在操作台旁，王逸雯的毕业设计作品作为展品，展现出亿迈双元制学徒毕业时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一组切割、分拣一体的半自动机器，按下几个按钮，机器可以把铁丝切成段，放进轨道上的篮子里，切到一定数量，篮子会自动沿着轨道滑走，这组机器可以用在生产线上。 说是老师，又有工程师身份，其实王逸雯刚从培训中心毕业，是亿迈在当地招收的第二届学徒，只比咸彤彤年长一岁。 她清瘦，相貌姣好，走在厂房之外，让人难以与技术工人的印象挂上钩。王逸雯谈起选择双元制的原因，“家里人在工厂工作，没觉得女性就干不了工厂的活儿。而报名之初，觉得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因为家里养猫，猫笼都是自己编的”。
图 | pixabay 由商会决定的培训标准，要求双元制培养的学徒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养，包括很重要的动手能力。 不论克恩-里伯斯需要的中专生，还是王逸雯这样的大专生，双元制面对他们做选拔时，标准是一样的。 面试时，除了英语对话的考察，抽象思维能力的试题，考官可能会给考生一根铁丝和一把老虎钳，让他们按图纸编出特定的图形，或者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120道20以内的加减法，试题难度不高于小学二年级，但考验的不是数学能力，而是耐心。 双元制对学生的培养是很全面的。咸彤彤记得，他们上一年级时到培训中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工厂的各个区域做采访，先介绍自己，再询问他人的工作，就此了解公司，锻炼沟通能力。即使是企业高管，不管多忙，也必须为每个学徒腾出5分钟时间进行交流。交流之后，工厂里的人不论国籍、职位高低，见面都会打招呼，询问工作情况。 学徒们也知道企业对自己的投入不少，员工的福利学徒都有，每个学徒过生日时，企业还会发给学徒贺卡和购物卡。一般培养一名双元制学徒，包括津贴、训练时的耗材等在内，企业三年的花销是9万到10万元，而亿迈齿轮这样的企业则会达到25万至30万元。 “我们平时都使用德国进口的工具，一把刀具就得上百元。”咸彤彤向我展示他们抽屉里的工具，哪怕一个小螺丝刀，都价格不菲。厂房内处处贴着黄色胶带，尤其是操作台用黄色胶带分割后，每个区域都有“工具”“资料”之类白底黑字的标签。 那是王逸雯和他们一同琢磨出来的养成6S[即Safety、Sort out、Set in order、Shine（Systematic clean）、Standardize、Sustainability，要求员工安全、稳定、有序地工作]的诀窍，咸彤彤觉得获益匪浅。“相比中学时，我现在想问题、做事，更注重条分缕析，比如在家收拾东西，也会想着6S，甚至上街看到自行车，也会思考它与自己做的机器类似的传动系统。”
DAWT项目的学徒用VR练习操控机器（蔡小川 摄） 对咸彤彤这样正在上学 的学徒而言，把毕业的学徒安排成培训师，是在岗位上给学徒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德企而言，他们甘愿把优秀员工用于教学，而非从事生产，则是遵循德国一直以来的传统。 在亿迈齿轮，以前只有马介宏一人负责教学和运营，因为培训中心需要扩张，王逸雯毕业前三个月，企业便安排她开始做培训师的工作。 在克恩-里伯斯，也有学徒毕业后做培训师的情况。 自2013年开始，太仓的民企也加入双元制，如今当地的双元制项目60%是非德企参与，其中民企约占30%。新冠疫情之前，学院里常驻一位退休的德国教师协会的老师，保证当地的双元制不走样。 中德班有学院的培训师，也有企业安排的培训师，企业的培训师来学院，会请他们给所有学生做辅导。 如今学院里有70多名双元制的老师，即使教授理论课，80 %也都有企业背景。 民企加入双元制之后，希望得到这些项目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企业愿意像德国企业那样去重视培训师这样的岗位，于是一些民企项目办不下去。 “民企不愿投入那么多，而中国的一些家族企业，有时任意安插亲戚，水平令人不服，学徒也觉得发展空间不大。 ” 双元制的培训师制度，形成了新型师徒关系。 葛敬东向我介绍，双元制的德企都有兼职和专职的培训师，兼职培训师是学徒在三年级实习后，产线上配的“师父”，而专职培训师则是培训中心的老师，需要考取双元制培训证书。他们往往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相比生产零件，更希望传授技能。尤其从产线上转岗的专职培训师，既教学生技能，也避免从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竞争局面。 “培训师注重教学时的实操，要把自己会的倒出来。一般新来的培训师不仅要接受培训，还要边学边教。老培训师带学生做一遍，新培训师在旁边看着，之后新培训师自己再带学生做一遍，基本'一年’出师。”
DAWT的学徒学习操作机器（蔡小川 摄） 葛敬东说，为了使教学不与新技术脱节，他们每年还有企业项目的考核，要接一些车间里面的活儿。 像王逸雯这样的师姐，与学徒沟通顺畅无阻，学徒面临的问题，她一清二楚。“刚进车间最不适应的就是严格的作息，觉得一天到晚没有头，我告诉他们这都正常。” 舍弗勒公司做过一份10年的统计，他们公司双元制员工的离职率在25%，而通过市场招聘的员工离职率在65%左右。培训中心出来的学生更容易对企业产生认同，双元制企业间也组成联盟，不会互相挖角。 现在双元制在太仓也开始拓展更高层次，既与当地政府合作本科的双元制，也在推广培养企业的管理人才，比如克恩-里伯斯有德国大师证的培训，培养生产主管、领班等企业一线管理人才。 “不是工作的年头长，就自然而然能做管理人员。”葛敬东对我说，“如果把工人比作军队里的士兵，把研发人员比作统帅，我们也培养政委。” 中流砥柱 “以前选拔人才的比例能达到1∶4，也就是说20个名额，有100个学生可以挑。 大约从2015年开始，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少，后来基本就是报一个收一个了。 尤其2017年那届，学生实在调皮，宣讲时家长也对我们说，'别让孩子太累就行’。 即使如此也不得不招，否则名额都满不了。 ” 学校与企业的交流总是随着用工的需求此消彼长。 有时学校联系企业多些，有时企业有更多主动权。 葛敬东看到，供需局面主要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招工难问题，他们也一样碰到。 2019年10月26日，江苏省财经服务业2020届高职毕业生秋季招聘会在江苏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与葛敬东在企业里的观感类似，周新源记得，直到本世纪初，税务、邮电、海关类的中专 学校还是报考的热门，那时学生能到德企接受培训，更是受人尊敬。 但2010至2015年之间，招生有明显的变化，学生升学的选择越来越多，60%的学生能考高中，高中考本科也变得容易。 中专录取的分数线越来越低，中专生也希望继续升学，双元制想找到素质高的学生，变得更加困难。 在坐高铁半小时能到达上海市中心、全年GDP上千亿的太仓，企业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如今在太仓投资的德企以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料领域为主，又在发展制药产业，其中50余家德企是各自领域的“隐形冠军”。 对人才的需求越发多元，韩树明曾经统计过，德国目前一共有326个工种，目前健雄学院正在对接其中的26个，经管类也开始招生。而在DAWT里，葛敬东也能很直观地看到技术的更迭，从2017年开始，培训中心陆续出现机器人、数字化系统等最前沿的设备，学生的每一次动作、成绩都能实时显示在走廊的电子设备里。 “一共只有不到30名学徒，老师肯定管得过来。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机器人设备，主要是让学生体验日后的工作环境，跟AHK考试并不相关。这些设备很可能在生产上还不完善，但就是这些最前沿、有缺陷的设备，才更应该让学徒先用。因为他们作为企业的未来，只有了解这些设备的局限，进到车间里才能不断改进设备。” 葛敬东告诉我，机器替代人工的往往是分拣类这些容易被淘汰的工作，不是双元制学校要发展的部分。 随着技术不断革新，掌握先进技术的双元制学徒就显得越发重要。“大学的机械类专业里不会有弹簧专业，企业却需要这方面有顶尖的水平，企业的更新是一步步改装自己原有的机器，这些得依靠自己在一线的工人。” 但太仓本地的年轻人早早工作的意愿并不强烈。 在机器人设备旁指导学徒的施慧对此感触良多，她是DAWT的第四批学徒，回来做培训师。她记得自己当时报考克恩-里伯斯，是由村里其他在德企打工的年轻人推荐的。那时她问初中班主任的意见，被劝说这种需要选拔的面试“竞争太大，想也不要想”。上学后她发现，班里几乎没有学生在市里有房子，只有两个学生走读。毕业时，社会上的工作底薪是每月400元，双元制学徒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 而近些年来，学徒毕业后的平均工资达到七八千元，当地已德企林立，却对当地农村孩子再无过多吸引力。学徒的家里基本有房有车，全是走读生，一些学徒的家长是公务员，或者自己也开厂，不指望孩子挣钱。但德企在太仓发展20年，有些员工家里出现两代人在企业工作的情况。施慧在她的学生里发现，“培训中心里除了兄弟俩，有的叔叔在克恩-里伯斯做工，侄子也来培训中心做学徒”。
施慧在DAWT课堂给学徒讲课（蔡小川 摄） 只是年轻人的需求不一样了，高工资并不总是吸引他们。 “我们以前特别听话，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有些学员更像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得哄着他们，生怕话说重了。” 由于 自己的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多，施慧想尽办法与学徒拉近距离，平时带着他们露营、烧烤。 而企业面对现在的中专生源普遍心智不太成熟的情况，从2017年开始，DAWT提高招生的年龄。 比如在健雄学院加入中德班，在太仓中专招五年一贯制的学生，让学生到三年级再进入培训中心，“年龄大的孩子领悟得快，就教一些机器人的操作课程”。 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实力，也在不断加大投入。比如太仓中专从2017年开始，花费400多万元，连续三年请德国老师来校，培训了太仓中专的80名老师。健雄学院的做法是更多引进机器人设备，兴建机器人教学车间。 岳向阳记得当时的艰辛。以前的职业教育课程，除了文化课之外，每个专业只有三门课——专业理论、专业计算和专业制图。材料学就是一本单独的书，与中学的物理教材无异，有关材料的知识都在这本书里。但一个项目需要许多门课程的知识，一个工种就有十多门课，于是学校专门请德国专家与老师一起移植德国课程。理论课上教的参数，实训时可能会出偏差，理论和实践的老师需要课后加班加点，对接彼此的教材，他们终于把一摞摞书拆散后形成新的教材。
职校的教学管理中，班主任要负责管理好学生，及时与他们沟通和交流 （刘有志 摄） “培训 中心也会增强 学生互动，给他们布置更复杂的任务，任他们发展。 ” 葛敬东说，现在更需要让学徒有参与企业的感觉，让工作给他们带来更多个人价值，把岗位的天花板拉高。 DAWT的日常管理工作直接交给学徒，他们给学徒布置mini farm的项目，在培训中心创造一个小微公司，学生们要考虑成本，购买的材料要入库、记账，之后还要发货、要账，完全模拟企业的运转。这些都是为了使学生进入企业时能够更加成熟，快速跟上企业的发展。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43期，感谢陈彦琳对本文的帮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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