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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我有约（李远荣）专辑之一百五十 提示：郁達夫去新加坡擔任《星島日報》副刊編輯時，發表了許多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發動人民起來抗日，大大地推動新加坡的抗戰文學，請看下文分解。 郁达夫推动新加坡的抗战文学
文/李远荣
郁达夫生于1896年1 2月7日，郁达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 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
抗日战争时期，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聘请，当该报副刊编辑，在任职的三年期间，他积极地推动了新加坡的抗战文学。
郁达夫出国原因有三：一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他把此行称做「投荒炎海」，说什么「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甚至还有这样沉痛的诗识：「投荒太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二是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他因家庭生活遭 到破坏，所以忿而出国。其根据是他在《毁家诗记》最后一首的附言中，有「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出国之计」这句话。三是他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办文艺杂志。1938年，郁达夫曾与郭沫若定下复兴创造社的计划，初步打算出一本文艺杂志。郁达夫希望这个计划能在星洲实现，后来果然在1939年6月l日创办《星洲文艺》，与《星洲日报半月刊》合在一起。他在《发刊冒趣》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这个刊物请郭老题字，也含有两人合作复兴创造社之意。在《星洲文艺》里，每期都有郁达夫的文章，包括连载的《回忆鲁迅》。可是这个刊物寿命不长，只出了六期，便随着《星洲日报半月刊》的停刊而停刊了。
虽然郁达夫出国有多种原因，但他在出国前写了不少抗战文章，在全国都有影响，所以于临别前福州文艺界友人纷纷为他举行送别宴会，场面上还是作为「远赴海外宣传抗日」来欢送的。
1938年1 2月18日郁达夫携妻王映霞、子郁飞跨上小轮去闽江口的川石岛换乘英商和丰公司的丰庆轮前去香港，第三天晚上抵达香港，下榻思豪酒店。
翌日，郁达夫由香港《星岛日报》社长胡好陪同，参观了胡文虎兄弟华丽的「虎豹别墅」。他也会见了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戴望舒和叶灵凤等。
第三天下午，他们过海到九龙上船，乘意大利劳埃德公司的皮亚康马诺伯爵号离港去新加坡。
南海的惊涛骇浪，激起了郁达夫的滚滚思潮。他急于向海外侨胞报告自己在国内各战场和浙闽前线奔走的见闻， 曾不顾风浪的颠篱， 于23日在船上写出《岁朝新语》。他坚信地说：「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这一篇振奋人心的报告文学，先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刊出，后又改名《必胜的信念》，在《星洲日报》副刊「繁星」发表。
1938年12月28日早晨，郁达夫偕夫人王映霞及儿子郁飞抵达新加坡。
12月29日《星洲日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并刊出郁达夫一家三人的照片。
1939年元旦，《星洲日报》元旦增刊发表了郁达夫写的题为《估敌》的时事评论，那篇洋洋数千字的文章，对南京弃守，武汉撤退后的抗战局势，作了精辟全面的分析，乐观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民族存亡的长期战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战线长，人力不足，资源缺乏是敌人的致命弱点，敌寇以疯狂屠杀，终必如缢鬼怖人，尽管技毒多变，结果，总是化作几点鸟血而毁灭。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战必成必胜的信念绝对不会动摇。同时呼吁华侨节省年例饮宴之资，捐献祖国，加强抗战力量。
这篇文章是郁达夫给新加坡、马来亚四百多万抗日情绪沸腾的华侨珍贵见面礼，各方反应良好，一片赞誉之势。报社同人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更为强烈，远远超过了赞美而频于感激涕零。因为此文不仅清楚地表明了《星洲日报》拥护抗战的爱国立场，还消除了同人精神上的重负。原因是南京弃守前夕，《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的一篇社论《国家存亡，在此一战》引起的轩然大波。在舆论哗然的日子里，报社接到无数匿名电话，大骂关王是托匪，是汉奸，爱国华侨青年在街头演出驱逐托匪关楚璞的话报剧。报社同人莫不感到脸上无光，外勤记者更是到处为冷言冷语所窘。关某混进《星洲日报》背后有某种势力支持，他厚颜无耻，拖延到汪精卫在南京沐猴而冠才灰溜溜地走了。
1940年冬，星洲日报社假虎豹别墅欢迎国府宣慰南侨特使吴铁城。吴铁城是蒋介石派来新加坡，拟借宣慰南洋华侨的名义，到东南亚各地活动，诬说爱国侨领陈嘉庚为共党，破坏华侨团结。
很多人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欢迎会的。
报社经理胡蚊（胡文虎嗣子）致欢迎词。他照例说了几句客套后，就取出郁达夫代拟的欢迎词读起来，大意是：祖国大好河山半壁沦于敌手，最高当局还在独断独行，排斥异己。前方将士浴血，后方贪污横行。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搜刮民脂民膏无所忌讳。我们华侨以血汗所得捐献祖国，而孔二小姐之流却公然用军用飞机载运在国外买的妆奁；政府派出国采购军火的大员竟丧心病狂私吞外汇，买回过时的次品。陪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大后方的穷苦老百姓过的是食不得饱、衣不蔽体的苦日子。欲救民族危亡，国民党极应整肃党纪军纪，惩办贪官污吏，同时开放民主，团结各党各派共商国事，全力对敌。一切保存实力，排除异己，为亲者痛，仇者快的盲行，须切实制止。
吴特使南来宣慰同侨，广征民意，务望直陈最高当局. .....
欢迎词在热烈掌声中结束。老奸巨滑的吴铁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勉强致答词，赞扬华侨踊跃输将的爱国精神。他给欢迎词骂得晕头转向，只好厚颜无耻地答应将情况转陈最高当局。
欢迎会在人心大快的气氛中草草收场。
回到报社，好多同事围住郁达夫直叫：痛快，痛快，大快人心的一篇欢迎词。但事情的结果却不是那么痛快。那篇欢迎词第二天没有全文见报。读者见不到人心大快的章节。内幕新闻还是不胫而走，原来会后吴铁城派随员亲访报社请求删去骂国民党的言词。几经折中才把骂国民党的内容删节。
虽然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所担任的职务是副刊编辑，可是在主笔关楚璞离职，新主笔俞颂华还未到任以前，他却义不容辞地负起主笔的工作，每星期撰写两三篇社论。那时，南洋各地华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抗战救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的工作。郁先生的社论，在这方面曾起过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倾其全力，宣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他是个无党无派的文人，所写的社论，都纯粹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大前提，不偏不倚，不幸竟引起右派的人嫌他太左，左派的人抨击他太右。他对这批评都泰然置之，坚持他那不偏不倚的立场，继续发挥他那支董狐之笔。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轰炸新加坡，在马来亚哥打寄鲁登陆的时候，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心的新加坡，这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敌保卫星马的群众热潮。文化界同人在胡愈之的领导下，为负起对广大群众开展精神动员的责任，决定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者有新闻界、教育界、书业界、文化界、音乐界、美术界代表，包括南来的知名人士郁达夫、王任叔、沈兹九、王纪元、杨骚、张企程等，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选出来了，即胡愈之、郁达夫、庄奎章、王任叔和张楚琨。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任叔任宣传部长，庄奎章任训练部长。
文化界先走一步，接着全星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陈嘉庚，下辖「劳工服务团」、「保卫团」和「民众武装部」，胡愈之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郁达夫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郁达夫在星洲三年多，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日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以《敌我之间》为题的致新居格氏的信，尤为脍炙人口。新居格氏是日本文艺批评家，由东京读卖新闻社转来一封致郁达夫的公开信，表示「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郁达夫站在民族立场答复道：「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处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郁达夫相信「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全文措辞得体，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
在新加坡三年，郁达夫除了亲力亲为，写了不少宣传抗日好文章外，大力扶持文学青年，壮大抗日队伍，实在是功不可没。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说：「达夫到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他的熏陶，都很感谢他。」
下面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是郁达夫的主要战斗阵地。他花了不少力量把这个文艺副刊编得虎虎有生气，吸引了大量爱好新文艺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有这么一条法律，报刊内容只要不触犯大不列颠和殖民政府切身利益，不受很多限制。《晨星》以鼓吹抗日救亡，赈济祖国难民为主旨，郁达夫得以施展全力，使这个阵地更富有时代精神和战斗气息。他对文艺青年的爱护和培养，在蕉风椰雨的土地上播下了大量文艺种子，推动了新马新文艺运动健康发展。他每天上报社，夹着那鼓鼓的黑色公文包，里面装满了各地的来稿，稿子一般都亲自批阅，从中发掘了不少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在写、选、编、校等大量工作之外，还得接待一些来访者，包括外地慕名而来的客人和投稿人。这位头戴诗人桂冠的名作家成了报社头号忙人。
新加坡的华侨文学青年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但因为身在异国他乡，华文受到当地排斥，所以多以自学为主，中文水平不高，写文章技巧不成熟，文字往往冗长，还爱模仿国内的抗战八股腔调，以至于大部分文章不合用。但郁达夫只要发现可培养的青年作者，必全力扶持。
他为李挂的《半生杂忆》作序说：「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同时，也是很大胆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纪还很轻，将来的造就，正还不可以限量；我在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时代的核心和群众的怒潮里去，加以一番锻炼。」
青年诗人冯蕉衣的才华是他看了来稿发现的。自后常将冯的来稿稍加修改发表，后来又时时当面指点，认为冯进步很快。1940年下半年脚气病发不能行走的一段时期还委托冯去报馆代为发稿和看大样。不料冯竟以二十七岁的华年于1940年1 0月10日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他送其入殓和入土。七天后《晨星》栏就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 。最后，他又为其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温梓川君寄他十个短篇的结集《美丽的谎》，他为之写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评价各篇的成就，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若照这一方向伸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1941年他积极参与《马来亚的一日》的征稿工作，也无非是希望广大群众各从一面描摹出马来亚的生活场景。
现在饮誉东南亚诗场的马宗芗老先生，那时候在马六甲培风中学执教，有时写些旧诗投稿，郁达夫是此道能手，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诗人，十分赏识，主动写了一封信给马先生，指出他有相当的天分，鼓励他继续钻研诗词，发扬国粹。
文学青年王啸平以前经常给《星洲日报》副刊投稿，自郁达夫主持该报副刊编辑工作后，他也尝试继续投稿，他在回忆录《作家与战士》有这样的描述：
「我先投了一篇捧话剧艺术而且贬『文明戏』的短文，约三千字，当时有个从国内流落到那种的什么歌舞团，为了谋生糊口，除了弄些靡靡之音的歌舞外，还演些无抗战内容的『文明戏』。我们这些自命很革命的年轻人，对之简直是嫉恶如仇，向他们进行讥讽和抨击了。我投稿时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看看这位彷佛和抗战话剧运动并没有什么感情的大作家，对我们光有一股抗战火药味，而文学水平很肤浅的文章，到底抱着什么态度。出于我意料之外，文章很快的刊登出来了。」
之后，他继续投过三次稿，全都发表出来。后来他又投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过了一个多月，未见注销，便两次去信索还稿件，也不见复函。他急了，便亲自到《星洲日报》去找郁达夫，郁达夫在百忙之中接见了王啸平，并说该稿正在看，看完会答复。谈完之后，还送他到门口。王啸平对这次会面，有如此描写：「郁达夫先生神态平静敦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谦和，非常的谦和。」「过了几天，我便接到退稿，并一封两张信笺，用钢笔写得密密的信。除了对作品提意见外，并抱歉说，副刊的篇幅只能登短文，不宜发表一万多字的小说。并说他打算办一个文艺刊物，等到那时再说。他对稿子的不足之处，所提的意见也非常谦和。从这件事，我感到他办事的负责和认真，特别是对文学青年的热情和爱护。」
应该说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他利用《星洲日报》这块文艺阵地，号召人们抗日救国，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也促进新加坡抗战文学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作者简介：李远荣，祖籍福建省南安市。1973年到香港定居至今。在港期间默默耕耘，热心写作，发表作品800万言，专著20本。散文诗《承诺》荣获1998年中国散文诗征文比赛优秀奖；人物传记《李光前传》名列1998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十大畅销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文联常务副主席、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监事长、香港作家联会秘书长、国际当代华文诗歌研究会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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