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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

 周原樵翁 2021-10-25


从禹定九州到清朝覆灭,中国历史经历了长达近4000的王朝时代。回望中国古代王朝发展史,在历史上很少有一封建王朝撑过300年,即便是曾辉煌一时的大唐盛世,也难免在安史之乱的风波后每况愈下。从玄宗晚期,日前繁盛的大唐王朝便开始日薄西山,最终在黄巢起义、藩镇割据的浪潮下于公元907年走向灭亡,大唐一朝的历史也仅仅维持了289年。深究中国古代历史,倘若仔细研究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王朝更迭频繁离不开其国势运作的底层代码。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中曾说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更迭频繁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和历史缘由。

(一)危害王朝正常运作的五种势力

在封建专制制度的背景下,皇权虽曾一度被“君权神授”的理论所感召而深入人心,但始终难以摆脱因各种势力的此起彼伏而造成的权力真空。皇帝的权威是可以维持封建大一统王朝有序运转的物质保障,倘若大权旁落使得政出多门,则会使得王朝秩序混乱,各阶层争相夺利从而蕴藏着国家分裂的因素。回顾历史,那些左右着王朝正常运作的国家势力主要有:

(1)权臣。从西汉到王莽新朝、从北周权臣到隋朝建立、从后周将领到黄袍加身等,诸多历史事实演绎着权臣篡位的局面。往往能够出现这一历史瞬间通常发生在皇帝昏庸无能、奢侈无度、疏于朝政的特殊时期,皇帝由于无能使得在处理国家事务上过分依赖权臣,从而使得权臣更加大权在握,当皇帝属下权力过于膨胀之时,便滋生了其对皇室“取而代之”的私心。因此虽身处在皇帝一人乾纲独断的专制社会,却始终难以抑制个人对权利的欲望,从而使得皇权被架空的现象在历史上频频出现。

(2)宦官。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峰,即出现在东汉、唐代和明代。宦官专权出现的缘由在历史上通常是皇帝为了对抗社会中的其他势力阶层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宦官作为一种特殊人群,在历史上通常为皇帝身边的近臣,与皇帝本人交往密切,因此皇室成员在大权旁落之时通常通过提拔宦官的方式来约束群臣。东汉时期,由于大多皇帝年幼登基,外戚宦官往往交替专权,在皇帝尚且年幼之时,皇帝其生母通过利用其娘家势力集团约束群臣,这便是外戚。而当皇帝逐渐年长,渴望亲政之时在面对势力蒸蒸日上的外戚集团时,皇帝不得不任用宦官以夺回其天威;唐朝时期,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则是为了应付藩镇割据之需。安史之乱后,皇帝为了安抚安史余部,便设置藩镇以安顿部众,为避免藩镇势力的再次膨胀而使得安史之乱的噩梦重蹈覆辙,皇帝便给予宦官兵权左右军政以抑制藩镇,从此宦官专权的局面便在此埋下了祸根;到了明朝,又是一次皇帝提拔宦官阶层的高峰期,此时的宦官专权则是在高度中央集权背景下的产物,在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以后,皇帝事务日趋增多,便不自觉地将其日常事务分予宦官管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宦官专权,甚至宦官在后期掌握了代替皇帝朱批的权利。宦官专权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实质上都是历代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宦官专权的危害可想而知,由于宦官在历史上大多都是一些缺乏真知灼见的社会群体并且其有着见识短浅、缺乏抱负的性格,倘若国家朝政长期被这种人群左右便会深刻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转。

(3)外戚。在中国古代,虽身处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社会权利的男权社会中,却不防出现一些权力欲望极高、能力超群的女性成员。她们一般都和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为皇帝正妻、太子生母,因此当老皇帝驾崩之后,幼皇帝出于年幼无法亲政便一时间上演了外戚专权的历史局面。历史上出现过的外戚集团专政的状况曾有吕雉、慈禧等人,她们凭借着皇室亲属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左右朝政,架空皇权从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

(4)藩镇。镇割据引起的恶果在历史上通常是军阀割据、分裂动荡。历史上出现的五代十国时期便是藩镇割据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在历史上藩镇享有着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特权,因此当其势力发展到一定时期便有了与中央朝廷相抗衡的底气。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虽然并不可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藩镇割据,但其性质与特征和后期的五代十国如出一辙。藩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国家分裂的因素,因此藩镇也是影响着国家正常发展的一大势力集团。

(5)边患。中国历史上各代王朝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受了来自边患的侵扰,从商周时期的鬼方、犬戎到秦汉时的匈奴,再到后期唐代面临的吐谷浑、回鹘等民族,都对王朝统治造成了一定威胁。但在这些时期中原王朝的实力相对强盛使得这些边患少数民族受制于中原王朝而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民族动乱。到了宋代则不以为然,崛起的契丹、女真人依靠着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边患的存在加速了这一王朝的覆灭,终于公元1279年,南宋朝廷在蒙古人的铁骑下灰飞烟灭,第一个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元朝建立。

(二)土地兼并频仍和周期性的农民起义

土地兼并的存在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项顽症。自封建租佃关系、小农经济建立之初这一趋势就不可避免。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是立农为本,实施打击工商业的“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农业的发展才是被官方认可的经济运作模式,从事商业的行为大多数时期都会受到来自官方的限制。然而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虽自然有它的稳定性,但相较于商业而言又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倘若国家遇到天灾人祸,对于农民自身而言通常会由于农业的枯竭而不自觉的丧失自耕农身份,往往人们拖家带口去依附于地方豪强成为佃户以求生存。这便是土地兼并的一种情形,自耕农的减少使得国家税源日渐减少,从而导致国家财政枯竭。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便是因各种原因丧失土地的人们组织成一种社会团体为寻求其自身利益而斗争,这便是农民起义。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无不带有着小农经济的色彩,如闯王李自成打着“均贫富”的旗号、太平天国运动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无一不透露着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虽然这些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在历史的洪流中大多以失败收场,但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却沉重打击了王朝自身元气而导致两败俱伤。
(三)王朝后期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奢侈无度

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在成立之初大多是经历了腥风血雨、山河破碎,每一次王朝更迭可以说是初代统治者艰辛创业的结果,然而由于世袭制制度本身的弊病使得先王的真知灼见、深谋远虑很难传承到后世。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代人的努力到了后世成为了后代人的荒淫无度。统治者的失策及个人行为规范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王朝覆灭,如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犬戎进犯镐京等历史事件都印证了这一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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