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尤其是自诩文明先声的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色彩。在此之前，启蒙理性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改革与革命中，在尼采这样的反启蒙先导人物的批判下仍一直高奏凯歌，从飞速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向全世界传播。但是，两次大战尤其是二战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引发思想家们对启蒙理性的的广泛质疑，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早期思考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都受到了战后思想家的再反思、批判与质疑。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社会理论——自由的、保守的、激进的——都被暴露在战后仍然阴霾笼罩的世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反思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大家，吉登斯便是其中一位，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的批判性评述，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理论范式，他认为现代性存在四个制度性维度，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他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并造成了社会体系的脱域与行动者的缺场，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制度、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迁并使得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在诸多思想家的学术谱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社会学经典四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无不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在现代化的磅礴进势中思考现代性的历史、现状、未来及问题。然而，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传统——尤其是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对那些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学者们来说，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变革力量是资本主义。随着封建主义的衰亡，建立在地方庄园中的农业生产，被供国内与国际市场需要的生产所取代，这个新市场不仅拥有无比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在那里人的劳动力也成了商品。现代性所出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之躁动和多变的特征被解释为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这种循环与总体利率的降低趋势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为其体系扩张所需的恒常性配置。这个论点受到了来自涂尔干和韦伯双方面的批评，他们将力度不相上下的解释引入了社会学理论，这些解释后来强有力地影响了此后的社会学的分析，在圣西门传统的影响下，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对涂尔干来说，资本主义性质的竞争并不是正在兴起的工业秩序的主要因素，他把某些马克思极为重视的特征看成是边缘化和暂时性的现象。他认为，现代社会生活急剧变迁的特征，主要不是源自于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通过工业对自然的开发，去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工业秩序之中。韦伯也讲“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业秩序），但在某此关键方面，他的观点更接近涂尔干而不是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合理资本主义”，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包括了雇佣劳动的商品化。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如在技术和人类活动组织中所表明的那样，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才是其主调。针对这些关于现代性的论点，吉登斯向我们发出以下几个问题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中？或者在现代性制度的形成中，工业主义是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抑或我们是否应该把合理控制信息看作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提出这些问题，吉登斯意在指出，不能以这种形式去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彼此排斥的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现代社会具有多维性的制度体系在某些方面又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吉登斯并非如福柯那样的“后现代”思想家，把历史看作是碎片化的组成。但是，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具有断裂特性，即上述所说的“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受到社会理论家的完全重视。之所以如此，吉登斯认为这是受到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来描绘历史，历史发展是有章可循的，从这些章序中我们能够通过经验与理论分析探知历史发展规律，能够发现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与其绵延性——尤其是，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从传统秩序“进化”而来的。那么，如果依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断裂的，我们怎样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呢？吉登斯认为，这里涉及到若干要素：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程度却是更加神速。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还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当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第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里找得到，例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形成，生产的批售对毫无生气的权力系统的依赖，以及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其他的只与前在的社会秩序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延续性，城市便是例子之一：现代的城镇往往就是传统城市的所在地，而且看上去它们似乎仅仅是旧城区的扩展而已。但事实上，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通过对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现代性范式的批判性整合以及基于上述判断，吉登斯提出了他的现代性理论范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存在四个制度性维度，即与阶级相关联的“私有财产”、与多元政治相关联的“监控”、与武装力量相关联的“军事暴力”和与人造的环境相关联的“特性的转变”。而后，吉登斯又在此基础上完整地提出其现代性理论范式，认为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回应马克思）、工业主义（回应涂尔干）、监控（回应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和军事力量四个基本维度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有着大量特殊的制度特征的体系。工业主义不仅影响着工作场所，而且也影响着交通、通讯和家庭生活。监督机器是现代性兴起相关的重要制度性维度。监督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导形式，民族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是近现代全球范围内军事对抗与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的阐释和分析，必须与关于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性质的讨论区分开来进行。从全球化发展视角来看，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工是当前全球现代性发展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的构建对于社会秩序与社会行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带来的技术与生产进步——尤其是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以及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使得时间虚化和标准化，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时空分离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所谓脱域，吉登斯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两种脱域机制：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即建立在此基础上，信任关系从前现代社会中的亲缘、地缘、宗教团体内部的信任转变为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这是一种与前现代秩序形成鲜明对照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的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像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于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知识得到反思性运用使得现代社会生活愈加理性化，从而促进了现代性的沿着理性化进路加速发展。但是，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时-空的分离、社会交往活动的脱域和行动者的缺场也造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幻不定，用吉登斯的话来说便是，“生活在现代世界，犹如置身于朝向四方疾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地驾驶着的小车之中”。历史进化论与目的论在现代社会中被分化的权力、四处潜伏的风险与难以预期的社会行动后果终结，现代性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而纷乱的情境之中，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各种潜藏的或可见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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