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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无官受黜”故事，历来备受关注。前人虽指出孟浩然见唐玄宗一事不可信，但并未深究故事如何形成。从史源角度切入，发现故事的成型与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一诗引起唐人特别是落第举子的广泛共鸣，以及王定保编撰《唐摭言》时的文献环境有密切关系。自五代以降，此故事不断变异，其流传路径及文本衍变现象，反映了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文本之间的深层次内在关联。从史源考察此故事的形成与演变，有助于深入认识笔记、诗话等文献中的诗、事关系，亦可加深对强文献与弱文献不同性质的理解。 吴夏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静，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无官受黜”条载孟浩然故事：“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唐摭言》一书，《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均记为十五卷，可知流传有绪。此故事是孟浩然研究中的一则重要材料，关注者不少，如陈贻焮、傅璇琮、陈铁民、谭优学、佟培基、徐鹏、王辉斌、刘文刚等均有相关论述。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成绩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一致认为孟浩然遇玄宗故事是后来好事者所为，乃当日不可能发生之事。二是对《岁暮归南山》一诗题名及作者归属有不同认识。三是对孟浩然此诗写作时间看法互异。 关于孟浩然遇唐玄宗一事，前人多认为不可信。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说：“《岁暮归南山》明是临归时所作，似不当复有此事，想出于好事人伪托，不足信。”傅璇琮亦认为：“关于唐玄宗见孟浩然的记载，不论《唐诗纪事》，还是《唐摭言》、《新唐书》本传，都是靠不住的，都可以说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又说王维开元十七年（729）虽在长安，但未居官，故不可能私邀浩然入内署。即便浩然第二次入长安，其时王维官不过拾遗，亦不可能发生此事。总之浩然“无官受黜”事盖出于好事者伪托，不足信。b刘文刚《孟浩然年谱》于开元十六年（728）条下详辨此事，认为王维当时官甚卑，张九龄执政时方擢右拾遗。一般来说，王维不会伴值内苑，玄宗也不会幸其宅，“总之，浩然向玄宗诵诗之事，纯属好事者的杜撰”。唯谭优学认为《唐诗纪事》所载“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一说较为可信。此说非谭先生首倡，前人已有类似看法。但其实不足据，本文将于第三节详述。 《唐摭言》所载“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诗，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题为《归故园作》。《文苑英华》卷一六○题作《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亦作《岁暮归南山》，注云：“一题作《归故园作》，一作《归终南山》。”陈贻焮认为诗题当为《岁暮归南山》。佟培基亦从唐人选唐诗以迄今存明清抄刻诸本均载此诗为孟浩然作，判断其作者归属当不误。此诗作者为孟浩然，本无需再论。但清黄丕烈曾将宋刻本与元刻刘辰翁批点本互校，发现元刻本未录此诗：“先是，书友携此书来，余取旧藏元刻刘须溪批点本手勘一过，知彼此善恶，奚啻霄壤。非特强分门类，不复合三卷原次序。且脱所不当脱，如《岁晚归南山作》，《新唐书》所云浩然自诵所为诗也。”是则黄丕烈所见元刻本脱漏此诗，故于跋文中特加辨正。 关于《岁暮归南山》一诗的写作时间，前人有不同认识。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将此诗系于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从长安返乡时作。陈贻焮将其系于开元十七年（728）孟浩然科举失利之后，并依据此诗，指出“知他秋时即已思归，但到岁暮才成行”。傅璇琮认为开元十六年（728）冬，孟浩然入京，参加开元十七年（729）正月举行的进士科考试，故系此诗于开元十七年（729）冬离京返乡时。刘文刚列出四点理由，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冬。是则对诗的作年看法各异。但此诗不可能写作于不同时间。判定其确切作年，当参考其时科举制度。 二、“无官受黜”故事形成蠡测 孟浩然遇唐玄宗的记载，首见于《唐摭言》。那么，王定保编撰此故事所依据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这里面涉及此书材料来源问题。作者在卷三“散序”中有一段自叙：“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荛，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 所述诸人中，吴融是王定保岳父，李渥是其光化三年（900）进士考试的座主，王溥、王涣为其族属，卢延让、崔籍若是其科举同年，王定保曾向他们询访京城故事。由此可见，《唐摭言》部分材料来自作者听闻，近于“文献”中的“献”之义，也就是口述或口传文献。此外，还有从他书转引摘抄者。以卷一为例，其中“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条，转录朝廷所制敕令；“述进士下篇”条转摘李肇《国史补》；“散序进士”条引独孤及《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两监”条转录《唐实录》及李华《寄赵七侍御》诗。这些材料符合“文献”中“文”之义，亦即文字或实物形态的文献。口传或口述文献，因其听闻性质，可称为“弱文献”。国史、实录、墓志、诗文、笔记等史料，因其文字和实物性质，可谓之“强文献”。《唐摭言》所记孟浩然故事，即在此文献环境中形成。 《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所遇之人为唐玄宗，当与其时科考制度和风气有关。《旧唐书·孟浩然传》载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五十二，则其“年四十”当在开元十六年（728）。《册府元龟》载开元十四年（726）六月下敕：“开献书之路，观扬己之人，阙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盖寡。岂弘奖之义或有未孚，将敦本之人隐而未见？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奏状奏闻。其吏部选人，亦令所司铨择，各以名荐。朕当明试，自观其能。若行业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进，必加明罚。”据此，可知朝廷曾令各司、各州长官，以及主持科考的吏部，甄选有儒行学术者，向朝廷推荐。对于被举荐者，玄宗将亲加考选，择优录用。开元十四年（726）十月，又诏：“丘园之俊，罕见褒升，岂朕劳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审更访择，具以名荐。”依据唐代科举考试时间的相关规定，这两道诏令提到的择人问题，都需要等到来年才能解决。开元十五年（727）五月，玄宗亲自考核由各州、各司及吏部推荐的应试者，《册府元龟》载本年“五月，诏中书门下引文武举人就中策试。于是蓝田县尉萧谅……等对策稍优，录奏”。本年九月庚辰，玄宗又“御洛城南门，亲试沉沦草泽、诣阙自举文武人等”。这两次由玄宗主持的人才甄选活动，应是对上年诏令的回应和落实。《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五年正月戊寅，“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这道诏令未知是否为对开元十四年十月诏令的追敕，拟或为新的选人活动？若为前者，当已在开元十五年九月完成。若为后者，当在开元十六年由玄宗再次亲选。上述科考制度发生于孟浩然“游京师”之前不久，其既欲参加考试，自然非常关注这些敕文信息。据此来看，《岁暮归南山》中的“北阙休上书”应有所指，并非泛泛而论，当与开元十四和十五年敕令中的“开献书之路”“阙下之奏”及“诣阙自举”有关，亦即与此期制举活动有关。诗中“不才明主弃”，亦当与玄宗亲试选人的活动有关。依据前引《旧唐书》孟氏本传，此诗应作于开元十六年诗人参加科考失利后不久。 据上所述，《岁暮归南山》一诗保存了开元时期科举选人的历史记忆。其中“不才明主弃”，将科举失利归为帝王之“弃”，引起落第举子们的强烈共鸣。后世科考失利者，往往通过自比孟浩然而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同时又通过符号化唐玄宗，使“明主弃”成为他们解释失利的说辞。这种共鸣随着科考竞争加剧而愈演愈烈。笔者据《登科记考补正》统计，从至德二载（757）至天祐四年（907）的151年间，除宝应元年（762）、贞元二十年（804）、咸通十一年（870）、中和四年（884）、天复二年（902）、天复三年（903）停举外，实际开考145年，共录取进士3909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为27人。这个数字比开元、天宝年间平均数28人还低。此期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年为40人，最少一年仅5人。据《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条所载，西京国子监送30人，宗正寺20人，东都国子监及同州、华州、河中府合送30人，凤翔、山南西道等道各送15人，其余每道各送10人，可知每年参加进士试者约500余人。录取率约为3%—5%，其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现象就极为普遍。每年长安落第的数百名进士科举子，其哀怨之声亦可想见。这样一来，他们对前朝落第名人就特别关注，对其传闻也就更加热衷。孟浩然故事当在如此科考环境中生成。 以上是对孟浩然故事生成的历史语境的推测，事实上，故事形成还与其诗歌编选，以及后人绵延不绝的以孟浩然为主题的诗文写作和传播关系密切。孟浩然卒后，其诗歌广为流传。天宝四载（745）王士源为其编集，并撰写序文表达同情，谓其“名不继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未禄于代，史不必书，安可哲踪妙韵，从此而绝”。特别强调了诗人“未禄”，也就是未得官、未入仕。天宝九载（750），韦縚有感于王士源与孟浩然之间的深情，重编孟集，并将此书送呈秘府。天宝十二载（753）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在“孟浩然”的小序中，对其流落不遇亦深表同情：“余尝谓祢衡不遇，赵壹无禄，其过在人也。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也特别指出诗人的“无禄”和“沦落”。殷璠所选孟诗中有《归故园作》，亦即《岁暮归南山》。略晚于《河岳英灵集》的《国秀集》，也选录了孟浩然诗歌七首。这样一来，经由诸人扬厉，孟诗传播越来越广，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才高命薄、流落不偶的诗人形象。这个形象再经由后人诗作与流传而不断扩大，乃渐至定型。贞元年间，符载请求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重修孟墓，后人经襄阳时，或过其旧居，或拜谒其墓，或登岘山而赋诗怀念。白居易、施肩吾、张祜、朱庆馀、罗隐、唐彦谦、卢延让、张蠙、李洞、陈羽、司空图、释贯休、释齐己、皮日休等人，均留有追忆诗作。后人多因其人而读其诗，又因其诗而想其人。如杜甫寓居巴蜀期间，由己及人，发出“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的感叹。白居易屡次提到孟浩然遭受厄运，“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又说“诗人多蹇……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不唯如此，他们还在思考造成诗人不幸的原因。如释贯休认为：“孔圣嗟大谬，玄宗争奈何。”此诗正话反说，表面上称孟浩然不愿出仕，实则谓玄宗不重贤才，以致诗人终身不得仕。 上述历史事件和诗歌创作，揆其要义有三：一是论者多关注孟浩然“未禄”“沦落”“蹇厄”的命运；二是将诗人穷困归因于玄宗弃用贤才；三是孟集的编纂和传播，以及后人不断创作的追念之作，使其人其事经久流传，从而保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这些事件和诗作，既是孟浩然故事形成的基本要件，也是故事口传的文字形态。也就是说，口传文献作为“弱文献”，有时又转化为文字记录的“强文献”。这就意味着，此两类文献之间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王定保将口述故事形成文字并记录下来，实际上也是“弱文献”向“强文献”转换的一个实例。但这只是王定保编撰孟浩然故事的必要条件，而促使其实际写作，则一定还必须具备充分条件，亦即必须有某个偶然事件或某种机缘。考《唐摭言》“无官受黜”条后的“荐举不捷”条所载张祜故事：“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全唐诗》卷五一一载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一闻周召佐明时，西望都门强策羸。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唯是胜游行未遍，欲离京国尚迟迟。”题下原注：“时以天平公荐罢归。”据此可知，张祜曾得令狐楚引荐，本欲献诗阙下，因元稹所阻而未成。王定保撰写“张祜”故事，所利用的直接材料当为张的《寓怀寄苏州刘郎中》。张于诗中说“孟浩然身更不疑”，自比沦落不遇的孟浩然。张祜还有两首写孟浩然的诗歌，一为《题孟处士宅》：“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一为《感归》：“行却江南路几千，归来不把一文钱。乡人笑我穷寒鬼，还似襄阳孟浩然。”由此可知，张祜在诗中一直自比孟浩然。王定保在编撰张祜“举荐不捷”故事时，或由张诗而联想到孟浩然。其将张祜事题为“荐举不捷”，孟浩然事题作“无官受黜”，二者同卷，前后相连，应该也是出于二人遭遇类似而互有关联等方面的考虑。 张祜“荐举不捷”一事，可能促使王定保想到孟浩然。此外，前引王定保自叙询访之人中，有吴融和卢延让。据《全唐诗》卷六八四吴融《寄贯休上人》《寄贯休》，卷六八六《南迁途中作七首·访贯休上人》，卷六八七《和皮博士赴上京观中修灵斋赠威仪尊师兼见寄》《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一章寄博士兼奉呈》，可知吴融与释贯休、皮日休交往甚密。贯休曾作《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二首。皮日休为孟浩然同乡，曾于次韵鲁望读《襄阳耆旧传》诗中盛赞孟浩然，又请主事者将襄阳浩然亭改名孟亭，作《郢州孟亭记》。卢延让是王定保光化三年（900）进士同年，曾作《吊孟浩然》：“高据襄阳播盛名，问人人道是诗星。”很明显，这些人与孟浩然关系非常密切，熟悉其故事。因此，王定保向吴融和卢延让询访京城旧事时，或曾述及孟浩然故事。 《唐摭言》所载“无官受黜”条下，除孟浩然一事外，尚有贾岛因“肆侮”武宗而谪授长江县尉、温庭筠因“搅扰场屋”而黜为随州县尉两事。作者之所以将此三事合置一处，是因为三人有共通性：孟参加科考失利返乡，贾多次应举而累年不中，温虽中进士但却无辜授恶官。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已符号化了。玄宗和武宗是指掌控士子命运之人，而孟、贾、温三人则代表科举制度下的不幸者。因此，“无官受黜”条所载虽为三个具体个案，但其实质具有普遍性，是对整个唐代科举制度与士人命运关系的观察和思考。这与作者王定保个人的人生际遇有一定关系。王定保虽幸运地考中进士，但在后来仕途中，特别是在马殷幕府中未得礼遇，或许也是他编撰孟、贾、温三人“无官受黜”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唐摭言》所载整体情况看，无论是进士及第后的狂态，还是老于场屋的惨状，都可以见出作者以进士为尊、以进士为高的基本立场。不过，这也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大唐盛世之下，仍有无数寒士的哀鸣。 三、故事衍生与文本变异 《唐摭言》所载孟浩然故事，自五代以降，不断发生变异。其中涉及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性文本问题。《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与衍生性文本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这是因为由《唐摭言》衍生的文本，在再次衍生时又会变成始源性文本，始源性与衍生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孟浩然故事后来演变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判断某一个文本的确切史料来源，必须依据该文本所具的标志性特征。而这个标志性特征只能通过比较才能获得。以《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第一次衍生朝着两个方向变化：一是《北梦琐言》卷七所载“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条，一是《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先看《北梦琐言》的记载：“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与《唐摭言》相较，《北梦琐言》改动主要有三处：一是把王维改为李太白，二是删去孟浩然伏床下的细节，三是增加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句。因此，《北梦琐言》此条的标志性特征是“李太白”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诗句。 再看《新唐书》孟浩然本传的记载：“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新唐书》改动主要有两处：一是增加了孟浩然曾于太学赋诗，二是称誉者在王维之外增加了张九龄。因此，其标志性特征是“太学赋诗”和“张九龄”。相对于《唐摭言》，《北梦琐言》和《新唐书》都是衍生文本。但是，与后来再次变异的文本相较，二书所载又都成为始源性文献。因此，后来文本据以流传和衍生的始源性文献有三种，亦即《唐摭言》《北梦琐言》《新唐书》。但其流传和衍生的情况又各不相同，以下分别论述。 以《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者，除第一次衍生的《北梦琐言》和《新唐书》外，还有直接将其作为史料来源而转录的。如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唐明皇初好贤乐士”条，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八“孟浩然”条，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八“岁暮归南山”条引《漫叟诗话》及《隐居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五“孟浩然”条同），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五“孟浩然·坐诗穷”条，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四七庚集上之中“唐诗·弃”条等，所载均未言及张九龄，而引荐孟浩然者又均为王维，据此判断均本于《唐摭言》。此外，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四“孟浩然诵诗”条直接注明引自《唐摭言》，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七“文人宠遇”条，明何良俊《何氏语林》卷二九“黜免”条，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七“因诗放归”条，虽未注明出处，但经文本比对，所载与《唐摭言》几乎全同，当亦以《唐摭言》为本源。 以《新唐书》作为始源性文献而转录者，如宋孝宗时所修《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四“不遇”条，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九“不遇玄宗”条，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一二四“凉薄”条，宋《翰苑新书》前集卷六五“自叙”类“不才明主弃”条，均注明引自本传。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四七将孟浩然禁中赋诗改为太学赋诗，虽未注明出处，但据此可知亦出自本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七著录《孟浩然诗集》一卷，注文引《新传》，但又参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将孟浩然联句之地记为秘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孟浩然”条所载与晁书相同。据此，知此二书亦出自《新唐书》本传。 以上两种变化相对简单。而以《北梦琐言》作为始源性文献，曾发生了二次和三次衍变。第二次衍变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宋阮阅《诗话总龟》所载孟浩然故事的第二条：“孟浩然曾谒华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朱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内，譬如闲看华山来。’一日，明皇召李对，说及浩然事。对曰：'见在臣私第。’急召，俾口进佳句。孟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不悦，曰：'未尝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由此不遇。与前所言及《摭言》稍异。又《北梦琐言》载：明皇谓浩然，何不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由是不遇于布衣。”依据上述始源性文本的标志性特征，可以判定此条来源于《北梦琐言》，因为故事所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句是《北梦琐言》的重要标志。此条最明显变化是将引荐者改为“华山李相”。阮阅转引时也发现其与《北梦琐言》之异，故特标“《摭言》稍异”。《诗话总龟》所载孟浩然故事共三条，通过文本比对发现，第一条虽注明引自《古今诗话》，但其始源性文献为《新唐书》本传。第三条虽未注明出处，其文字与《唐摭言》基本相同。因此，第一条可归为上述以《新唐书》作为始源性文献一类，第三条可归为以《唐摭言》作为始源性文献一类。 以《北梦琐言》作为始源性文献发生二次衍变的第二种，是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三所载孟浩然故事：“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因是故弃。”很显然，从记载中的“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来看，此条本于《北梦琐言》。其最明显的变化是将引荐者改为张说。 以《唐诗纪事》为基础，在明代又发生了第三次变异。明代拟话本《喻世明言》卷一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入话，先引孟诗，接着说：“宰相张说甚重其才，与之交厚。一日，张说在中书省入直，草应制诗，苦思不就，遣堂吏密请孟浩然到来，商量一联诗句。正尔烹茶细论，忽然唐明皇驾到……明皇道：'前朕闻孟浩然有“流星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何其清新！又闻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之句，何其雄壮！昨在朕前，偏述枯槁之辞，又且中怀怨望，非用世之器也。宜听归南山，以成其志。’” 从引荐者为张说以及“气蒸云梦泽，波憾岳阳楼”两句，可知该文所据为《唐诗纪事》。但又对《唐诗纪事》作了改写，增加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如张说在中书省草应制诗苦思不就、遣堂吏密请孟浩然、烹茶细论等。从《喻世明言》所载来看，故事至此已发生三次变异，其路径为：《唐摭言》→《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喻世明言》。 从上述种种情况来看，孟浩然故事流变与文本衍生，其规律如下：第一次变异有两条路径，一是入正史孟浩然传，一是入小说《北梦琐言》。入正史后，文本相对稳定，其后引录基本无改变。第二和第三次变异主要发生于以《北梦琐言》作为始源性文献的变异。第二次变异有两种情况：一是《诗话总龟》所载第二条，将王维改为“华山李相”；一是《唐诗纪事》卷二三所载孟浩然故事，将王维改为张说。第三次变异发生于明拟话本小说《喻世明言》，主要变化是以《唐诗纪事》为基础增加了较多具体细节描写。这种现象表明：其一，正史是官方史书，作为始源性文献相对稳定；其二，最易发生衍生和变异的是小说类文献；其三，从孟浩然故事整体来看，文本最主要的变化是引荐者。但事实上，这些改动均无可靠文献作为依据。其改动乃由追求故事传奇性所致。《北梦琐言》是笔记小说，性质与《唐摭言》相同。《诗话总龟》所载第二条未标明出处，推测亦当从笔记或其他诗话转录。《唐诗纪事》杂记各种趣事，近于诗话。《喻世明言》是拟话本小说。因此，从书籍性质和编撰动机来看，上述衍生文本均有追求传奇的倾向。一般而言，读者感受到故事之奇，并不在故事本身的怪异，而在于故事的真实，越真则越奇。若读者认为故事不真，则故事虽奇但并不接受。唐传奇往往在结尾增添一段以叙述故事来源，无非是要使读者信其为真。孟浩然故事不断改动引荐者，目的也是如此。前人对此早有觉察，如《历代诗话》载吴旦生评论：“《北梦琐言》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唐诗注》又云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诗话总龟》又云浩然谒华山李相不遇……余观所载不一，窃以阑入宫禁或属未然，而急召私第为可据信，似《北梦》之言为长。”b据此可知，吴旦生早就发现改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故事的“可信据”。但实际上，由于孟浩然见玄宗一事本身的虚构性，这些改动都是不可靠的。 四、结语 中国古代诗歌与事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诗中所叙之事，又有作为诗歌写作背景的事。笔记小说和诗话等著述，对诗歌所叙之事尤为关注。以往研究多以这些记载作为诗歌阐释的材料，但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象，亦即这些事的史料来源问题。实际上，小说和诗话中所记之事，多由诗歌敷演而成。也就是说，事本于诗。本文讨论的孟浩然故事，即为一个典型例子。据前文所述，《岁暮归南山》一诗真实存在，在“无官受黜”故事形成之前，人们对孟浩然的评价，多从此诗生发而来，其中王士源、殷璠、杜甫、白居易、皮日休等人的评价尤有代表性。随着孟诗及其评述之作的不断流传，孟浩然形象渐次成型，与此相关的故事也逐步形成。显然，孟浩然故事的史源性文献是其本人所作之诗。这就提示我们，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应特别注意事与诗的关系。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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