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海声中万国商——在泉州梦回宋元

2021年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项文化遗产。会议决议认为，分布于以今天泉州城区为核心的泉州湾地区的22个遗产点反映了宋元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十到十四世纪的崛起并蓬勃发展，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世界文化经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泉州为何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跃居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之位？这座以“刺桐”之名崛起的城市，让我们看见了古代中国独具一格的商业面貌……

《宋元泉州海外交通线路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市井十洲人：远道而来的北方移民与外国商贩

宋人李邴在诗中这样形容黄金时期的泉州：“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诗中描写一位白发苍苍的官员，顾影自怜，在三洲路上独自踯躅。那时南宋战火纷飞，山河破碎，诗中的官员或是诗人自己，回望北方故乡千里，有家难回。而他身处的泉州，又称“刺桐港”，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商贾云集、帆樯如林。伴着潮起潮落，各国商贸在此往来不绝，经济兴旺发达。“苍官影里”与“万国商客”形成对比，诗人的落寞与商人的热闹构成张力。短短两句诗的背后，是千年前泉州讨海开拓、开放包容的城市发展史。

泉州，古时为越地，秦时属闽中郡，汉时属闽越国，长期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落后。泉州人口和城市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即北方的大批士绅和庶民为躲避战乱南下。西晋元康年间，北方爆发“八王之乱”，人们纷纷前往南方，泉州成为当时中原汉人的聚集地之一。外来人口带来技术和生产力，他们定居泉州后因地制宜，开拓江海山川。随着时间的推移，泉州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粮食产量提高，能够供养更多人口。

泉州开元寺东西塔及周边古城保护核心区域

直到唐代，天朝盛世，兼容并包，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泉州与海外贸易兴盛。从泉州出发的商船行经广州，到达南亚、东南亚、西亚的波斯湾、印度洋沿岸。同时，泉州也吸引着众多外国商贩到来。唐代天宝年间诗人包何的诗《送李使君赴泉州》：“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记录了当时泉州气候温和、物资丰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的景象。而如今在泉州东门外挖掘出的阿拉伯人的圣墓遗迹也印证了那时泉州已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唐代的泉州已是“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唐代盛均），而到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则进入辉煌时代。

东方第一大港：“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世界

唐末五代，中原再度爆发战乱，兵祸连天，世人南下。北宋“靖康之耻”后，甚至大量皇族宗室也南迁泉州。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迁移给泉州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奠定了海港繁盛的基础。除了人口，泉州海上贸易的发展更得益于机构保障。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哲宗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市舶司遵照朝廷指示，管理进出港口的船舶货物，征收关税，查处走私，至今在泉州市区仍可见其遗迹。市舶司确立了泉州作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埠的地位，梯航万国、舶商云集，宋元时期的泉州建立了与海外联系紧密的网络。正如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书中所写，这个庞大的东西方网络由几条海上航线构成，一条从刺桐港出发，延展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一条前往今日的阿拉伯世界；一条中转亚丁湾而进入东非；另一条抵达地中海沿岸。

泉州市舶司遗址

经由这些航线，泉州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往世界，比如泉州生产的“刺桐缎”，质量上乘，元代时来到中国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曾经目睹过元朝皇帝赠送给印度的摩哈美德王“花缎五百匹，其中一百匹系在刺桐织造”。各省也向泉州运入大量的纺织品，经泉州港转运，向海外销售，据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当时的出口商品，光丝织品就有：丝、缎、绢、罗、布等几十种。陶瓷更是当时海外贸易的重要产品。宋元时期，瓷器业鼎盛，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泉州各县遍布瓷窑，尤其是德化，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国内外闻名的大型古瓷窑遗址群。矿冶业方面，北宋开宝年间泉州设置矿冶场务多处，开征铁课。元代泉州矿冶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据《岛夷志略》记载，有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从泉州刺桐港进口铜铁等器皿。

“南海一号”出土的福建德化窑白瓷器和磁灶窑绿釉器

1987年，一艘南宋古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深约23米的海底被发现。船上满载数十万余件精美的瓷器、钱币、丝绸，以及金银铜锡、竹木漆器等。考古学家认为，从船体造型等可以判定这艘沉船的始发港口是福建泉州。“南海一号”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证明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东方明珠的地位。一千多年前，肤色各异、民族不同的商人们带着他们的财富和瑰宝，带着数不尽的镌刻着东方文化印记的产品从泉州扬帆起航，远涉重洋。往来沟通，络绎不绝，正如航海家马可波罗曾经赞叹泉州港：“若以亚历山大运赴诸国者恒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

多元文化中心：民俗遗迹写就“刺桐”传奇

多年来，研究泉州历史的学者们不断探寻的问题是，在封建王朝的制度下何以出现泉州这样一个“外国云从岛上来”的东西方贸易重镇？偏居一方的泉州经济发展何以如此辉煌？尽管学术界对此有诸多讨论，但从如今遍布泉州的文化遗产中也许可以找到些答案。

宋皇祐五年，时任泉州太守的蔡襄主持洛阳桥建桥工程，这项工程耗费巨大，横跨海域，历时六年之久才建成。建筑技术的高度发达，让宋元时期的泉州曾经兴起“建桥热”。除了洛阳桥，当时著名的桥梁还有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安平桥连接安海和水头两处海湾，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桥梁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了当时货物转运、人员往来，极大提高了商贸的效率。

泉州晋江安平桥桥头

宋元时期，泉州有着完整的与海洋贸易配套的民俗、仪式和礼节。比如，当中外商船启航或归来时，泉州各级官员都会到九日山祈风，祈愿平安顺遂。现南安九日山上仍保存着宋代祈风时刻十一段，祈风记录十二次。此外，遍布于泉州的大小寺庙，包括天后宫、关帝庙等也是重要的祭祀和祈福场所。北宋年间，泉州设置专门机构来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为他们提供生活便利。比如，为来泉州通商的阿拉伯人，专门设计了“蕃坊”式的建筑，甚至建立专门学校，被称为“蕃学”。当时，大量的阿拉伯人漂洋过海，在泉州安居乐业，与汉族通婚繁衍，死后安葬于此。泉州出土的 200多方阿拉伯墓碑，正是泉州海外交流的珍贵资料。而如今居住于泉州晋江的丁姓家族，惠安的郭姓家族等都是古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裔。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泉州的汉族民间文化也异彩纷呈，南音、梨园戏、木偶戏等民间戏曲自中原地区而来，在泉州得以传承发展。

泉州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

现代学者以“多元文化中心”这一概念来描述宋元时期的泉州。早在一千多年前，泉州以开放的胸怀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世界各地的思想、文化、技术和发展理念。让人惊叹和感动的是，那些被视为不可兼容的宗教和价值在泉州和谐共生，东西方文化汇集，多元社群并存，共同筑就这座被称为“光明城”的巨港。

今天当你漫步在泉州，流连于骑楼古厝，穿行于街头巷尾，你会感觉到历史扑面而来。安逸、低调和精致是人们对泉州的普遍印象，但当你细究会发现，泉州人以自己的方式致敬着这座城市和祖先千年前的荣光。刺桐树高大而枝叶蔚茂，初夏繁花盛开、灿若烟霞。这座梯航外国、誉播四方的东方海港历经洗礼，从容不惊，哺育子孙后代，而它的历史，也启示我们超越疆域与边界，对话互信、和谐互利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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