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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东方 说他是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其防御性进攻的人生机制，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无疑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坏”。这种“坏”不仅针对他人，还败坏社会，是一种戾气。 骑车走在马路上，自然是靠边走。公交车过来，到站了，也要靠边。这样它停下来的时候我只好刹车，坐在车子上单脚站在马路牙子上了。这种公交靠边的站台设计之中，就会存在这样一个挤压慢车道上的骑车人的问题。没有关系，等一下就好了。 公交车后门打开，下来的乘客是一个白头发的老人，是那种头发虽然白了但是动作还基本灵活的初老一族。 当时，我的车轮停在车门下来的范围之外，完全不影响他下车，但是他却有一个很直接的伸手过来推车把的动作，力道虽然不是很大却是怒气冲冲，隔着口罩都能分明感觉到他面目的扭曲和目光中的深深敌意。 我摆了一个“请”的手势，没有一丝要与之争的意思地说：走吧。他这才放弃了准备吵架的预备格式，梗着脖子，带着不依不饶的回头瞄的愤慨，抬腿走本就没有任何遮拦的路。 按照他的逻辑，我是有“差一点撞了他”的罪的。 这固然可能是人老了以后出现的性格偏狭，但是更有可能是他本性如此，并非因为老了才这样。他们这样的人，至少在熟人圈子之外、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是一直生活在恨意之中的：随时准备爆发，随时准备吵架，随时准备攻击。 他们不仅不懂得在公共场合互相谦让，也没有每个人都有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使用公共空间的天赋权利的概念，大事上无能为力、小事上唯我独尊是哪怕做了一辈子老百姓也依旧没有被改变过的执念。他们对现代文明的他人没有侵犯你的利益的时候，你是没有权利进行这样动手又动了表情的攻击的的原则，浑然不知，或者是故意忽略。 而以进攻为防御，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受过的只有斗才其乐无穷的教育，是当时社会普遍残酷范式的产物，是他们终其一生的生活逻辑；时时处处和人斗，是他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刚性原则。这样的人已经将传统的老年人的普遍达观和善意的印象大大改变，是坏人变老了的典型例证。 他在那著名的十年开始的时候还是青少年，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二十岁左右。不仅学业荒废，而且满脑子都是那著名的十年的仇恨逻辑与观念，行为方式和为人处世面对世界的方式方法，都打上了深深的那著名的十年的烙印。他即便是出身于当时的所谓受害者家庭，但是因为政治正确的需要，也往往全盘接受了当年对他进行无情打击的概念和理论，终生都在寻找机会以那样的观念来反手对待他人和社会。恨和敌意，是其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基本脉络，在熟人面前也许会有的表面上的和气与善意不过都是掩饰，是为了赢得利益而做的伪装。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给别人扣上大帽子以后再踏上一只脚是其最通常的做法。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从那著名的十年过来的人，哪怕是受害者的家庭里走出来的人，现在却又开始积极拥护，满脑子都是那著名的十年的做法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人还不论现在的所谓社会身份，有的是工人农民，有的是所谓作家干部，但是骨子里都是那著名的十年那一套东西在左右着自己的言行底色；物质上享受着现代文明，精神上则鲜有现代文明的东西。 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希望社会越来越好，不再有产生这样的人、这样的情绪的土壤；至少是不再有大面积产生这样的人、这样的情绪的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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