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建立的郡县制国家，秦汉能够建立起郡县制国家，与我国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有着重要关系。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两湖流域是我国早期文明的中心，这些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大多属于开阔的平原或者丘陵，适宜农业生产，适宜人居。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进步。剩余产品的大量增加，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军队和政治机关，为加剧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是，中国的东面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面是高寒的沙漠和草原，西南面是连绵的群山，中国人只能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巨大空间中冲突和融合。这与欧洲气候寒冷（不适宜农业，难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多山（内部分隔，不易冲突）、面向地中海（地中海很平静，战争失败方可以迅速逃离）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整个欧洲的面积与当代中国相当，人口约为中国一半，现却有45个国家和地区，数十种语言，数十种货币，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还在步履蹒跚中发展着，但距离形成统一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中国却从"万国"走向统一，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地理环境显然是个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铁器的普遍应用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增强，生产能力的增强又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提高更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进而促进了对土地资源的争夺，这是一个自然递进的过程。这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力量，就是秦汉之后的皇权。而诺大国家皇帝一人不可能独治，只能派遣官吏代表自己去统治一方，于是就形成了郡县制国家。
如果我们认可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复杂性与国家面积、人口数量、民族构成、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程度等成正比，那就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行政制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积累的经验最丰富，具有鲜明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的很多方面都渊源于秦汉的郡县制。纵观世界文明史，很多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等皆已相继灭亡，而中国却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数千年，显然其制度优势是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