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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才  王凤才，山东诸城人，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岭南学刊,2002,(04):85-89.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的分析、研究中 , 揭示了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 形成了独具特色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批判 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长期的研究、深的分析、激进的批判, 不仅构成社会批判理论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远的影响。因而, 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影响, 无论对于深化文化究, 还是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社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来说, 都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萌芽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霍克海默早在1931年就提出, 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1932年创刊的《社会研究杂志》把“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当作六个主要论题之一。在《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 (1936) 一文中, 霍克海默把大众文化称为“肯定的文化”。马尔库塞《论文化的肯定性质》 (1937) 对之作了论述。他认为, 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文明”是用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社会有效资源, 属于物质再生产领域;而文化是指人的心灵、精神世界, 属观念再生产领域。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是肯定的文化, 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的、永远更加美好的、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同于日常生存竞争的世界, 它是一个可以由每一个追求自我的个体、在内心而无需改变现状就能加以实现的世界。可见, 肯定的文化把美好的时刻永恒化了, 它使那些短暂的东西永存不灭。因而, 肯定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提供一种辩护, 充当美化现存社会秩序的装饰品, 诱导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满足, 平息人们的反叛意识, 使人们同现实和解。阿多尔诺《论爵士乐》1936) 一文, 对爵士乐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功能进行了阐释和批判。他指出, 尽管爵士乐以反秩序的姿态出现, 但由于它本身的集体性和规则性, 又成了同一秩序。于是, 主体再度“被集体组织的特有的仁慈所接纳, 或进一步说, 主动地适应到这种集体组织中去”。在《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和听觉退化》 (1938) 中, 他坚持对现代音乐的总体批判性评价, 反对本雅明对电影社会作用的乐观分析, 揭示了大众文化的拜物化、虚假性、欺骗性。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成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把大众文化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1941年, 《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在美国出版大众传播研究专刊,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撰文讨论大众文化。如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对大众文化、娱乐工业的特征和功能作了分析。他说, 在工业社会的最后阶段, 大众文化已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不仅在劳动的工作时间里, 而且在闲暇的自由时间里;不仅在社会中而且在家庭中, 大众文化都起着控制作用。第二, 明确提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的提法。他们认为, 大众文化发展到现代, 其主要特征不再是大众化、通俗化,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现代形态, 它是大众欺骗的工具, 具有极权主义性质, 充当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因而, 必须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的提法, 以免引起误解。之所以选择“文化工业”这种表述而舍弃大众文化, 主要原因在为了消除一种误会, 即防止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 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三,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化工业”的含义、特征和社会功能, 明确提出“现代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的著名论断, 全面否定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 他们一方面致力于社会批判理论哲学基础的构筑;另一方面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推向深入。前者体现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中, 后者体现在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批判中。 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流行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批判;二是对广播、杂志、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批判。从《论爵士乐》到《音乐社会学》 (1962) , 阿多尔诺一直批判流行音乐的标准化、伪个性。认为在发达工业国家里, 流行音乐可以定义为标准化, 它的典型是流行歌曲。相比之下, 爵士乐的伪个性比一般流行音乐更加迷惑人。在《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模式》 (1951) 中, 阿多尔诺指出, 文化工业与法西斯主义是由社会统治、同时也是由心理动力压抑体现出来的两种形式, 二者具有一致性。阿多尔诺在《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 (1954) 中, 对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作了总体性批判和剖析。认为电视集中了大众文化一切可能的特性, 并使之更加典型化。在这里, 他把大众文化的接受方式区分为“外显信息”和“内隐信息”两个层次, 从而有效地阐释了大众文化的内在功能。 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抨击它的压抑性、工具性、单向度性。《爱欲与文明》 (1955) 深受弗洛伊德后期文明理论的影响, 把文化与文明交替使用, 认为爱欲在反对死的本能中创造了文化, 文化是受压抑的性本能升华的产物。由此指出重建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他说, 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上, 爱欲的解放必将作为一种致命的破坏性力量, 对起统治作用的压抑性原则彻底否定。通过这种否定, 废除异化劳动、肯定文化和意识形态, 从而使人得到解放。《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1958) 认为, 苏联文化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附属物, 它是肯定性、辩护性的文化, 其工具性色彩甚至更加明显。《单向度的人》 (1964) 认为, 发达工业社会是单向度的病态社会。在这里, 政治、经济、思想都是单向度的, 人变成了没有反叛意识的单向度的人, 文化也成为丧失否定性的单向度的文化。 二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本质、特征、社会功能的揭示和批判, 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大众文化尤其是现代大众文化, 并不是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化, 而是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 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以文化工业生产为标志, 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 是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的现代文化形态;它把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哲学等融合在一起, 在闲暇里控制、操纵人的思想和情感, 压抑、抹杀人的个性, 平息、消除人的反叛意识, 维护和巩固现存社会秩序。总之, 作为肯定性、单向度的文化, 它具有极权主义性质, 起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它是大众欺骗的工具和巩固现存秩序的“社会水泥”。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批判、否定大众文化, 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大众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和消极的社会功能。 首先, 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物化的特征, 具有虚假性、欺骗性。他们认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文化艺术与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 文化产品并不是艺术品, 一开始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而被生产出来。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如果大众传媒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商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话, 它们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商品形式。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价值规律所统摄, 纳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 具备了商品化的特性。因而重要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品的拜物化, 阿多尔诺提出“音乐拜物教”概念批评流行音乐。他说, 在美国, 音乐文化同消遣娱乐、广告宣传混杂在一起, 当代音乐生活已为商品形式所统治。由于音乐作品商品化的趋势, 使得音乐作品不再表现为轻音乐和严肃音乐之分, 而是表现为适合市场需要和不合适市场需要之分;创作者关心的不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 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效益;大多数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回报率。音乐作品作为一种商品, 它并不超越异化而是加强异化。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是缩短个人与肯定文化之间的距离, 同时给人以虚假的回归自然的感觉;而且用幻想的集体代替个体, 给人以虚假的民主, 其基本形式是伪个体主义。 其次, 大众文化具有技术化、产业化特征, 具有操纵性、强制性。他们认为, 文化工业体系之所以出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 是因为它成功地创造了一切先进的文化手段。现代科学技术使文化产品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成为可能, 使之形成产业化。文化工业通过自己完美的技术取消了过去的低劣作品, 但是现代作品具有一个新特点, 那就是所有文化、艺术和娱乐消遣作品, 都按照一个虚假的公式, 使文化工业完善化。在他们看来, 由于文化工业的技术化、产业化, 导致工具理性支配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样, 不仅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而且文化产品的传播者、享用者都成了工具。文化工业借助于科技手段, 日益发展成为意识操纵系统来实现统治。它不仅调节公众生活, 又控制私人生活;不仅灌输思想, 而且还渗透进了人的心理结构。结果,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苏联,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无线电广播、畅销书刊等, 把确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官员们通过“灌输”“宣传”“教育”成功地操纵、控制着大众, 使之丧失内在的自由、独立的决断能力。这样, 大众文化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操纵性、强制性功能。 再次, 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重复化特征, 具有齐一性、平整性。他们认为, 在文化工业中, 从文化生产到文化产品都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更多地是为了消费而生产, 这种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文化生产不断重复, 文化产品整齐划一, 用神秘的重复代替历史发展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关键特征。阿多尔诺指出, 大众文化生产与现代工业标准化生产有直接联系, 它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 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它促进和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 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广播剧可周而复始地出现, 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这种文化工业的标准化, 文化产品的齐一性、重复性, 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者的个性和创造力, 而且扼杀了艺术欣赏者的自主性和想象力。在文化工业复制品面前, 主体瓦解、个性丧失。 最后, 大众文化具有肯定性、单向度特征, 具有辩护性、压抑性。他们认为, 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不同, 高雅文化具有美的形式而隐含着解放的潜能, 它是一种培养个性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单向度的肯定性文化, 作为统治与宣传的工具, 具有“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特征”。它从现存社会秩序的利益出发, 美化现存社会秩序。因而, 它又具有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 由于文化工业控制了人的一切, 不计其数的大众文化机构, 把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的、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集体的努力控制了一切事物, 人的真正本质和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一样, 变得微不足道。人变成非个体化的社会原子, 变成为机器, 变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畸形人。内心世界萎缩, 精神生活空虚。随着内心世界的枯萎, 个人作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想象的乐趣, 也一同消逝了。 三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大众文化研究主题承续。当代文化研究者承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主题, 使大众文化研究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显学”, 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创造性学术思潮之一。第二,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当代文化研究者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 利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大众文化。第三, 理论观点的继承与创新。一方面, 他们坚持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 拓展和深化了大众文化研究, 并逐步形成了与之不同的大众文化理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英国的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逊等人, 在李维斯、新左派理论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 为当代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如霍加特《文化的用途》 (1958) 对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三点重要影响:其一, 用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大众文化现象, 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其二, 用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批评相结合的跨学科的视野研究大众文化;其三, 自传体色彩的著述方式, 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特有的民族志传统。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 (1958) 、《漫长的革命》 (1961) 中, 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明确要求超出“精英文化”的范围来定义文化。他指出, 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 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述;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最后是“社会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因而, 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 而且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威廉姆斯的文化分析为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963) 更是把文化看作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 其中最主要的是阶级斗争。这种观点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尽管上述三人具体观点有差异, 但却有共同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庸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 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都力图把文化从狭隘的精英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 扩大文化的定义, 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社会变迁的关系”;都对大众文化采取批评态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在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葛兰西的影响下, 大众文化研究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向”。这与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葛兰西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 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具有广泛的含义, 但它把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当作最重要的部分;并认为大众文化作为大众欺骗的工具, 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和社会功能。这种看法对当代文化研究影响至深。阿尔都塞主体建构理论和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 由于他浓厚的决定论倾向, 促使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本尼特认为,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众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 一方面避免了庸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 另一方面又坚持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这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抛弃了文化研究中的阶级本质主义, 强调文化实践意识形态阐述的多元性;超越文化精英主义与文化平民主义对立的立场, 把文化研究视野扩展到阶级以外的性别、种族等领域。 威廉姆斯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 尽管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 但与法兰克福学派 (本雅明除外) 完全否认大众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 它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 对之也有某种程度的肯定。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英美文化研究出现了新变化:从文化共同本质的揭示转向亚文化异质性、复杂性研究。如《仪式与抵抗》 (1976) 对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中流行的“反文化”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威利斯在《学习劳动》 (1979) 中揭示了工人阶级青少年在学校内外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从阶级考察转向性别、种族等问题研究, 文化研究中心理学、人类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凯特·米勒特的性别政治理论;麦克卢比《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对工人阶级少女亚文化的分析。最重要的变化是创立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在这方面, 费斯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 他批判了阿多尔诺等人的“大众”概念, 认为它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他指出, 大众不是单质的整体, 而是包含了由某种利益关系、政治立场、社会政策形成的群体, 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复合。其次, 他分析了大众文化商品属性的特殊性。针对阿多尔诺等人对大众文化商品化的指责, 费斯克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的属性。但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它不仅在经济体制中流通而且在文化体制中流通。从前者的角度看, 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的;从后者的角度看, 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产生意义和快感。因此可以说, 大众文化不是工业生产的, 而是人民创造的。最后, 他在巴尔特“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区分的基础上, 提出“生产性文本”概念, 发展了大众文化资本理论。他指出, 生产性文本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开放的大众文化文本。它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 尽管它并不情愿, 但仍然让读者看到它预设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它声音, 尽管它同时又力图淹没这种声音。它的复杂意义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 它的文本间隙使读者得以从中产生新的文本,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因此, 大众文化就是特定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 它既依赖于文本提供的意义框架和空白, 又依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制造。这样, 读者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阅读就包含了双重愉悦:一是体现在反对权力集团的象征生产中, 二是体现在自我行为的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大众文化生产性文本的这种特点, 故对大众文化的分析需要双重聚焦:一方面分析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另一方面分析特有的接受特征。 总而言之,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分析、研究、批判, 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的思考。它对大众文化商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消极作用的揭露, 确实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极腐朽的方面;它关于大众文化本质、特征、社会功能的阐述和批判, 对当代文化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有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同时,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也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但是, 它对大众文化愤世嫉俗式的激进批判和否定却是片面的, 不可取的。  文稿 | 王帆 编辑 | 王帆 审核 | 王帆 排版及文字稿由本公众号设计，转载请注明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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