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茨威格笔下，她既非保王派所说的纯洁无瑕的伟大圣女，亦非革命派攻击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 罗兰夫人在临行前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名言：“啊，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 为了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而描绘一个人物，很难指望舆论的热心帮手会态度公正。 但是同样，一个中等资质或者甚至天性荏弱之人遭遇到极不寻常的命运，肩负的个人职责把他压垮，击成齑粉，就会产生悲剧。这样一种悲剧的形式，我甚至觉得在人性上，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出类拔萃的人在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极不寻常的命运；英雄气概地或者像尼采所说，“危险地”生活，这完全符合他那超乎寻常的天性；他通过寓于自己体内的强劲要求，以暴力向世界提出挑战。所以天才的性格归终对于自己的苦难并非完全无辜。 每一个不善于把握命运的人，只能听凭命运摆布——在所有的失败当中都有意义和过错。 在凡尔赛她自己的这个私人舞台上，她已自我钟情地作为首席女演员演出了二十年之久，风姿卓绝叹为观止地扮演着洛可可风格的王后的角色。这座舞台犹如一条缀满鲜花的日本小径，建造在一道深渊之上。 她心想，倘若真有什么横祸出来，咱们也有一个好人在前面顶着。事情一旦暴露，那么这人也会把事情摆平，这就是红衣主教罗昂大人！他一定不会让这个事件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位法兰西的大布施官，这个事件可要让他贻笑大方，永远成为笑柄。他宁可保持沉默，吃哑巴亏，眼睫毛眨也不眨，自掏腰包偿付这条项链的价钱。所以干吗担心呢：有这样一个业务上的伙伴，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睡在缎子被子里高枕无忧。这位能干无比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她那值得尊敬的丈夫，还有那个善于舞文弄墨的秘书，他们的确毫不担心，而是大口大口地享受他们用机灵的手，从人性愚蠢这一取之不尽的资本中汲取的利息。 他像平常一样犹豫不决，采取中庸之道。这在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证明是最为错误的事情。 永远是这样，人民感到哪儿有罪，就要看到一个罪人。 她可以理解的，永远只有那些人性的，自己身边的感性的东西。从身边附近来看，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浑浊不清，一种思想一旦在尘世间得以实现，其形象每次都立即扭曲。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根据领导革命的人来判断革命——她又怎么可能有别的方法呢？在发生颠覆活动的时代，嚷得最凶，嗓门最高的人在这里永远不是最正直最优秀的人士。在贵族当中，总是债台高筑臭名昭著之辈，像米拉波、塔勒朗 这样道德败坏之徒，首先对自由大表热心，这能不使王后疑虑重重吗？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现，天性吝啬，贪得无厌，每件肮脏勾当都要插手的奥里昂公爵 热衷于新的博爱，她能把革命事业看成一种诚实、正经、道德高尚的事业吗？国民议会把米拉波选作自己的宠儿，此人无论在贪污行贿上，还是在撰写各种猥亵下流的笑话方面，都是阿累蒂诺的门徒，这个贵族的糟粕，由于拐骗、绑架和其他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法兰西的各个监狱里都蹲过牢房，然后作为密探打发光阴，倘若这个事业为这些人设立祭坛，这个事业能够神圣吗？这些贩鱼的婆娘，街上的野鸡，把砍下的脑袋插在血淋淋的长矛上，作为她们胜利的残忍的标记，难道叫王后把这些污秽不堪的垃圾似的女人，当真看成一种新的人性的先驱？正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先只看见暴力，不相信自由，正因为她只看见人，就没有预见到在这狂野的扰乱世界的运动背后，隐藏着看不见的思想；对于这个运动伟大的人性的成果，玛丽·安托瓦内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理解。这个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人性关系中最为了不起的基本原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业自由、集会自由，它把各个阶级，各个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一律平等作为首要条款，镌刻在新时代的法律石板上。把中世纪可耻的残余，刑讯、拷打、徭役、苦工和奴隶制度全部废止，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大街上血腥的动乱后面的这些精神上的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她也没有理解，也没有设法去理解一点。在这阵漫无头绪的人声鼎沸、骚动不宁之中，她只看见一片混乱，没有看见想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搏击和痉挛之中诞生的新秩序的轮廓。因此，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怀着她那倔强心灵的一切坚定意志，只仇恨那些领袖和被领导的群氓。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便发生了。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对革命采取不公正的态度，革命对她也就冷酷无情，绝不公正。 但是革命却要求向前，革命若不想搁浅，必须前进。因为革命是潮水般汹涌澎湃地运动，停止不前，便是它的灾难，往回运动，便是终结；它必须提出要求，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不断征服，为了不致被人战胜。 忠诚犹如爱情，往往来自肠胃。 恰好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不幸，在这位钟情于她的情人心里激起了极为深切的爱怜之情。费尔森写信给他妹妹：“她常常以泪洗面，非常不幸。我该怎么爱她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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