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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帘幕寒犹在，杏花春雨晓江南。 又值孟春，晓色濛濛，华年虽逝，今思犹在，然情之所寄，终非昔者也。当理剪思绪，勘破纷乱，于春丛中辟一蹊径，以徜徉，以自娱，或深陷空山，静听鸟鸣，或独步古庙，伫立佛前，亦或闲暏旧物，凝视移影，无不可也，而能聊慰此心的，无非一片西湖群山而已。寻常无过西湖山，峰峰单列出来，它们平淡无奇，既无突出高度，也无绮丽风光；亦可说醉美不过西湖山，连成一片之后，烟峦叠嶂里，蕴雅藏瑰丽，含秀而不露，盈盈馈相知，在匆匆的时光里，也有人寸寸探索，处处寻幽，甘为题刻，尽掘其美，山中之各代造像刻石，犹如其内韵外化，让人得以窥其娟妙。石窟偏北地，江南石刻多。其实，南方的气侯条件并不利于石刻保存，因此，西湖群山中现存的佛教造像殊为难得。 江南造像艺术的兴盛应是北方政治南迁而带来的文化偏移现象，我发现的现存最早的西湖群山中的造像是五代时期的，那个北境戡乱的年代里，江南钱塘地区大概是飘萍流落中难得的一方净土；在众多南逃者中，除了贫民，应不乏随迁的官员、学者、匠人，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身寄乱世，心安何处？信仰当然是最佳精神寄托。 于是，在江南迷濛的烟雨中，便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空前盛况，造像艺术也天女散花般在西湖的峰峦间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至此，无论在历史风格和雕刻艺术上，北境式的石窟艺术都在江南的水土中得以传承与延续。在五代时期造像的基础上，宋、元、明、清各代亦有所增益，如宝成寺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灵隐山中飞来峰造像群、西湖宝石山造像、烟霞三洞石刻造像、南高峰无门洞造像等，其余的一些零散石刻漫涣于山间闾里，如圣果寺遗址、南观音洞造像、部分水乐洞附近造像等。 在这些石刻造像当中，当数飞来峰造像（江南秋色：從妙趣法華到靈隱尋蹤）保存最好，并借着灵隐之名广为人知，其余石刻造像则多湮没于湖山之中，殊几无人问津，它们历经岁月磨难，默默承受了风雨洗礼与人世浩劫，相当一部分已经面目全非了。这也恰合了人间的两出悲剧，一出是万念俱灰，另一出是踌躇满志。每逢万念俱灰时，我们建立一尊尊精神家园，以图获得它们守护，每当踌躇满志时，亦会挡杀神佛，务必毁之而后快；生活就是这般破与立之间的摇摆，没有上帝的诗意与智气，都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 其实，毁掉的何止于宗教信仰，应声倒下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这是一种历史价值、文艺价值与哲学价值的失落，也是一段民族文脉与集体潜识传承中的断裂。
近年来随着文保意识的增强，许多遗址得到较好保护，比如天龙寺造像，但也有些维护是破坏性的。人们常以景区式开发思维对待遗址保护，部分文保工作似乎偏重于工期的规划与收益之间的平衡，而缺乏匠气的独特展现，流水线施工磨灭了灵魂的情趣，固化了审美意识，修缮往往沦为伤筋动骨的改造，即破坏自然，也损伤遗迹，更无法传递善与美，自然也散失了文保的价值。我对杭州的偏爱在于湖山，对湖山的认知源于一本《杭州的山》。一直认为石窟艺术只存于北方，但路途遥遥，无缘得见，直到徒步过程中，陆续的发现了西湖的石刻造像，先是慈云岭，随后在天龙寺的介绍中，了解到了烟霞三洞的情况，接着，无意中遇见了石龙洞，近来又寻着南高峰无门洞明代造像 ，我为类似遗址在山中兜兜转转，曾断断续续耗费了许多时光，如今算来，前前后后差不多十年已逝。 我亦深知记录西湖群山，佛教造像是绕不过的一篇，但提笔犯难，每处造像都有独特之处，留与弃难以取舍，一些地方反复去了多次，留下大量照片，但以自己怠惰的个性，是不屑于搜肠刮肚为每一处造像编排照片与文字这种苦力的，由是搁笔暂寄，直到年初找到无门洞石窟，终觉该有个了结了。 清理思绪后，决定收窄对象，只聚焦于烟霞洞、慈云岭和天龙寺三处，不仅因为它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西湖南山造像”，更因为我可以借机再访并重温一次流走的那些年。两次游踪，一并分叙。 二月初，起于浴鹄湾，穿越玉岑山，经过满觉陇，拾级进山，直往烟霞洞，再登南高峰，并寻着无门洞，原路而归。无门洞的罗汉像是明代石刻，显著风化，面目模糊，而烟霞洞罗汉与观音像保存完好，尤其洞沿的两尊北宋菩萨像，峨冠华鬘，博带霞裾，琼佩璎珞，瑰姿丰腴，仪静体闲，婉丽动人。 两尊菩萨像是被精雕细琢出来的，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匠人全情投入的工作状态，对形神的描绘极为生动，对饰物的刻画一丝不苟，在边角等细节处理上也做到了尽心尽力，这不禁让我想起旧时闺阁中的一种“千工床”，费时三年而成，可想而知，这是飞旋时代所无法忍受的龟速，估计也是当今匠心缺失的原因，它也表达了《刻意训练》的主旨，除了极少数天资聪慧的人，匠心独运都体现于大量时间反复练习和对事物一以贯之的专注上。二月下旬，从水澄桥至白云路，经白云庵上山，先访天龙寺，在其门口数十米处有天真精舍遗址，是王阳明门人钱德洪、薛侃等人为纪念先师所建，兼有祭祀和讲学功能，王阳明病逝于嘉靖七年（1529），精舍落成于二年之后，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召除天下书院，精舍被废。 钱德洪是《传习录》署名作者之一，这是一本记录王氏思想精华的集录，其学说在思想上内倾反思，在行动上务实变通，知行一体，并重而进，将认识论与实践论完美结合起来；民国时期，陶行知很崇拜他，并身体力行践行了他的学说；去年初因疫阻于家中，拜读煌著，深为倾倒。天龙寺造像现存三龛，共计十二尊佛像。东龛的水月观音（或观自在菩萨）通高0.6米左右，发髻高耸，颈佩璎珞，右腿曲蹲，左脚自然垂落，右手轻轻搭于右膝，左手支撑，自然垂于左侧，面部表情已损，身量玲珑苗条，整个状态随性洒脱，流露出一股打破常规，冲出束缚，自在不羁的气息。 水月观音因静观水中之月而得名，基本认为与中唐画家周昉有关，周昉根据玄焋《大唐西域记》而“妙创水月之体”，成为后世三十三种观音法身之一，也是诸多法身之中表现最自由、最具人性气息的形态。晚唐、五代时期水月观音造像已经各地寺院壁画中能够见到，北宋以后影响日渐扩大，成为后世观音像最常见表现形式之一，菩萨相本是大丈夫相，唐代以后，女相观音才渐成主流。中龛七佛，凿于整面崖壁之上，主尊弥勒，袈裟敞胸通肩，左手扶膝，右手举于胸前，无著与世亲随侍左右，再两侧是法花林和大妙相菩萨，最外侧金刚力士像，皆披甲执戟；龛楣浮雕二尊飞天，襟带飘逸，迎向主尊。西龛为无量佛（即阿弥陀佛），全跏趺坐式，作闭目禅定状，身后饰火焰纹，头顶光圈。经由老玉皇宫，下行数米至慈云岭造像，两龛十尊佛像镌刻于后晋天福七年（942），由天越国王钱弘出资筹建。右首侧龛内陆藏居中，供养人随侍在左右，龛楣云气浮动，引出“六道轮回”浮雕像，从右至左，依次排列着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与畜牲，前五者尚依约可见。
正面龛中七尊摩崖石刻，主尊阿弥陀佛，左右观音与大势至，组成西方三圣，皆座于莲台之上，再两侧为菩萨立像，最外侧是执戟天王像。主尊面目已非，左侧两尊菩萨像面目亦损，保存较好只有两尊天王像和右侧的一尊菩萨立像；其中，右侧菩萨像从侧面看象极了《千与千寻》中的面具人，而最右侧的金刚天王像带着两只外翻的帽纰，活灵活性酷似猪八戒。仰瞻崖顶，尚有些浮雕仙人，已看不分明了。五代 · 主龛七佛局部：右侧金刚力士像，惟妙惟肖酷似猪八戒 ▲石龙洞分布于慈云岭北侧林间，相去不远，此地人迹罕至，崖侧藏着一条土路，向上可通至山中的游步道，沿着石阶往前里许至山顶，便是将台山排衙石，再往下行至圣果寺遗址，迎面一面高耸的山崖上，依约可见西方三圣的巨大轮廓，由此下山便是南宋皇城遗址，山脚的馒头山公园边上有散落着梵天寺经幢遗址。由此重返山中，欲访栖云寺而因疫情封禁未果，经月崖，返至石龙洞下山，察看观音洞造像，穿过八卦田寻找胡汉月墓，前番几回寻觅不得，这次终于在一片瓦砾中找到了入口，此时以日薄西山，我也该回家了。吴汉月（912～952）是五代吴越国国王钱弘俶的生母，《吴越备史》卷四载：“夫人钱唐人，讳汉月，中直指挥使吴珂女也。幼而婉淑，奉文穆王。时恭穆夫人尤宠爱之......性慈惠而节俭，颇尚黄老学，居家披道士服，余皆布绢而已……封吴越国顺德夫人，薨年五十九。” 西湖南山造像在2006年5月被列为国保单位，包括慈云岭、天龙寺和烟霞洞三处造像，是五代吴越国统治时期崇奉佛教的产物。五代时期，北境兵燹动荡，北方石窟造像艺术因丧失稳定的发展条件而逐渐衰落，同时期的吴越王朝奉行“保境安民”政策而繁荣，其治下的三代五王，信奉佛道，广立梵宇，加上南来之民勒石技艺，西湖南山造像应运而生，蔚然成风，造像既承袭了唐以前北地石窟艺术的宏大气象，也蜕脱了粗犷与生硬，体现着江南的特有的瑰丽与圆润，技法娴熟，开启了两宋艺苑隆盛之先河。慈云岭造像主龛局部：左侧大势至、菩萨立像与金刚力士像 ▲烟霞洞又称烟霞三洞，分石屋洞、水乐洞和烟霞洞三处石窟，石屋洞位于山脚，有造像数窟，水乐洞位于山间，仅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书刻，烟霞洞位于南高峰西侧翁家山南部山腰，为一窟深长的洞穴，洞口座北朝南，背靠南高峰，西望龙井，南下满觉陇；慈云岭位于玉皇山与将台的结合部，造像处坐东面西，西望玉皇山，北靠将台山；天龙寺造像位于慈云岭西南方的天真山中，坐北面南，北靠玉皇山，南对钱塘江，山脚是白云庵与八卦田。烟霞洞造像始于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由僧人弥洪在洞内镌刻罗汉六尊，吴越时期扩造千官塔与罗汉群像，后周广顺三年（953）吴越国王钱弘俶建寺，旧额“烟霞”。宋治平二年（1605）改额清修寺，后年久而倾圮，明万历年间重建，清光绪年间，由僧人学信募资修葺，题额“烟霞古洞”。“烟霞此地多”石碑为湖州南浔人金焘（1856-1914）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立。石碑正面刻隶书“烟霞此地多”，化用唐代持人朱放《题竹林寺》中的诗句，恰切地体现了烟霞岭烟浮霞映，彩错斑斒，洞幽林深的美景，题刻的落款为”光绪二十二年南林沁园甫金焘题“。北宋 · 杨柳观音立像，高2米，身后浮雕火焰纹顶光，身侧缠枝纹饰 ▲洞沿的两尊北宋菩萨像，高两米许，峨冠华鬘，博带霞裾，琼佩璎珞，瑰姿丰腴，仪静体闲，婉丽动人。烟霞洞造像开凿于洞内东西两壁之间，顺着岩壁天然肌理进行镌刻，各罗汉之间相距不等，方向不一，现存造像15尊，分别是洞口的2尊北宋菩萨立像和五代时期的12尊罗汉座像，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早石刻罗汉造像之一，70年代末另补的数尊罗汉像和弥勒像一尊。洞内东壁还有浮雕小僧立像、武士供养人、菩提树、驾法船侍者像和吴延爽造像题记一方，另有北宋至清代的摩崖题记和碑碣多处，大多漫漶。天龙寺初刻于北宋乾德三年（965），由吴越国王钱弘修治建天龙寺时开凿，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额感业寺，南宋建炎三年（1129）焚于火，后重建，元明清屡有毁建，但建寺这处的造像保存较为完好。
弥勒龛造像坐北朝南，位于三龛最高处，主尊弥勒，袈裟敞胸通肩，左手扶膝，右手举于胸前，无著与世亲随侍左右，再两侧是法花林和大妙相菩萨，最外侧金刚力士像，皆披甲执戟；龛楣浮雕二尊飞天，襟带飘逸，迎向主尊。龛楣浮雕二尊飞天，襟带飘逸，左手托盘，右手散花，飞向主尊 ▲侍立于左侧的无著，身披袈裟，脚踏覆莲座，全手合于胸前，面盘饱满圆润，神态虔诚，恭立在侧。慈云岭造像建于后晋天福七年（942），由吴越国王钱弘出资筹建资延寺时镌刻，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资延寺为上石龙永寿寺。造像分两龛，主龛左侧有摩崖石刻篆文：新建镇国资延遐龄石像记，下有北宋绍圣元年（1094）惟性和尚凿平原文而改刻的正书《佛牙赞》。右侧龛中是地藏菩萨，通高1.98米，形如僧侣，闭目沉思，右手斜举胸前，左手施禅定印，掌心向上，身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大衣下摆垂落在叠涩座上；地藏像两侧各有一尊侍女像，均呈站立姿态，身材修长，头顶束丫形发髻，拱手胸前，上穿交领广袖衣，下着长裙。主龛中横列七尊摩崖大佛，以圆雕技法刻画西方三圣，主尊阿弥陀佛、左右观音与大势至，皆座于莲台之上，再两侧为菩萨立像，最外侧是执戟天王像，上部浮雕飞天和伽陵傧迦金翅鸟各两尊，两端为骑狮的文殊菩萨和骑象的普贤菩萨。坐佛两侧的坐姿菩萨，右边一尊通高2.87米，左边一尊通高2.82米，它们在造型与服饰上几无差异，只是手姿有所不同，右侧菩萨双手拱放胸前，左侧菩萨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斜举胸前执一仙草。主尊面目已非，右侧一座一立两尊菩萨像面目亦损，保存较好只有两尊天王像和左侧的一尊菩萨立像。下图中左侧菩萨像从侧面观之，有些类似《千与千寻》中的面具人，而最左侧的金刚天王像带着两只外翻的帽披，则活灵活性酷似猪八戒的形象。右首侧龛内陆藏居中，供养人随侍在左右，龛楣云气浮动，引出“六道轮回”浮雕像，从右至左，依次排列着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与畜牲，前五者尚依约可见。龛楣的云气浮动与“六道轮回”浮雕，右下角依稀是匹马 ▲石龙洞造像始刻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依山势雕凿，造像题材较丰，有释迦与弟子、菩萨、金刚力士、罗汉等，其中午佛龛为江南一带少见，因其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于1992年被列为市文保单位。
释迦牟尼及弟子像居于千佛龛左侧岩面上，左右分立迦叶与阿难，再两侧为菩萨像，此五尊佛像皆立于莲花须弥座上。西侧现存16尊大小相仿的罗汉像，基本上面目不清了，但我发现，距离释迦像最近的一位罗汉面目尚可辨识，端居而座，左手握杖，还是比较生动的。
千佛龛位于释迦像东侧，除了中间一尊较大的佛像，更有浮雕五百余尊，但已基本风化殆尽，十分难辨了。
再往东侧下方看，有金刚力士，带甲而立，左手执斧钺，右手施无畏印；造像群的最东面，是一尊菩萨像，全跏趺坐式，身后背光饰火焰纹。圣果寺遗址位于凤皇山主峰之下，原称崇圣寺，隋文帝开皇二年始建，唐昭宗乾宁间；宋室南渡，这里被划作殿司衙，徙寺包家山；元代还故址，至正年间毁，明洪武年间重建。此地虽迭经变幻，但存留的古物颇多，有西方三圣浮雕、十八罗汉造像，宋高宗赵构手书“忠实”两字题刻，还有凤凰池和赏月佳景月岩等名胜。梵天寺经幢由吴越国王钱弘俶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经幢为一对，南北对峙。双幢在形式与构造上基本相同，皆由基座、幢身、腰檐、短柱层及幢顶五部分组成，总高15.76米，是研究宋代营造制度的实物资料。 
圣果寺遗址：西方三圣 ▲ 基座为须弥座形式，雕刻覆莲、盘龙和菩萨造像等；八角形幢身，覆置幡盖、腰檐，檐下施七铺作双抄双下昂偷心造转角铺作，单补间为六铺作双抄单下昂偷心造，南幢幢身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北幢幢身刻“大佛顶陀罗尼经”，两幢皆刻有“建幢记”；腰檐上依次叠置山花蕉叶、宝珠、四隅抹角的方形短柱，柱体四正面雕壶门形龛，内设造像；再上为三层短柱层，每层雕刻幡盖、山花蕉叶、宝珠、佛教人物造像等；顶部安花苞形幢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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