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志是一座文化宝库，在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文化及文学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一方面应该深入发掘、系统梳理中国方志以及地域（例如江南或苏州等）方志的传承体系，另一方面也应该“志”为今用，古为今用，努力发掘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文化价值乃至审美价值。  陈书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 一、方志与江南名家名篇研究《任光禄竹溪记》是明代中期唐宋派领袖唐顺之所写的名篇，徐朔方、孙秋克的《明代文学史》中指出：“以竹喻人，赞美不谐流俗、孤高傲世的士人君子。……全篇文字流畅简雅，取譬舒卷自如，是唐宋派论说文中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但是，其竹溪园记中 的主人“任光禄”是谁，一直没有弄清楚，至今流行的明代文学史、古文选本及高校教材古代文学作品选本中多说“待考”或“不详”。徐朔方、孙秋克的《明代文学史》中对于竹溪园主人也只是说“江南人任光禄”，称其官职而不知其名字。 既然“光禄”是官职（光禄寺丞，从七品）， 这位曾为“光禄”官职的“任”姓人是谁呢？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中说“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荆溪，水名，以近荆南山而得名，在明南直隶南部，今宜兴市南的南溪。显然，“任光禄”为江南人。吕柟《唐母任氏墓志铭》中说：“唐母任氏者，兵部主事武进人唐应德顺之之母也，宜兴人。” 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中说：“（唐）珤，字国秀，因父母俱亡，晚号有怀，以乡举授知州，迁员外郎、郎中，官至永州府知府。娶宜兴任儼女，生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可见唐顺之的舅父之家为江南宜兴县任氏。明万历十八年(1590)《宜兴县志》卷8中有任卿小传：“任卿，字世臣。事后母以孝闻，轻财好施，修建桥粱，千金不惜助。入学田千亩，有奇士赖其利。又置义庄于筱里，捐义田千亩以赡族。侍郎陈儒作记勒石。又置役田八百亩给里人之充役者。仕至大理寺左寺副。弟道，光禄寺丞，有才识，尤善成兄志。”  明万历十八年《宜兴县志》中所说“陈儒作记勒石”者指陈儒的《义田记》，其中记述“义兴之筱里村”的“竹溪乐善好施”而建义田，而其弟“筱溪”成其兄志。而据《宜兴筱里任氏家谱》卷9中说“（任）卿，字世臣，号竹溪，竬之子”，而“（任）道，字士充，号筱溪，竚之子”，任卿、任道为堂兄弟。虽然堂兄弟任卿、任道先后任职“光禄寺”，但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中所指的“任光禄”是“号竹溪”的任卿，而不是他那“号筱溪”的从弟任道。这在明嘉靖年间翰林检讨毛起（超）的《竹溪公墓志铭》中得到证实：“君讳卿，字世臣……而止环所居，皆艺竹，尝曰'惟有此君耳’，故别号竹溪。”最可信的内证是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中所云：“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 甥其为我记之 ！”《宜兴筱里任氏家谱》卷五之一《任卿传》中也明确地说“（任卿）所居皆艺竹，故号竹溪，甥男唐顺之为之记”。毋庸置疑，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中园主（也为本园记文的记主）所说的“竹溪主人”应为任卿，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享年五十七。 以方志及家谱与唐顺之的散文《任光禄竹溪记》互证互补，呈现出一位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竹溪园主人任卿的形象，加深了人们对竹溪园主人任卿的人格精神的了解，也加深了人们对唐顺之的散文《任光禄竹溪记》的理解：不仅“以竹喻人，赞美不谐流俗、孤高傲世的士人君子”，而且蕴藏着鄙视朝廷权贵（《任光禄竹溪记》：“京师侯家富人”）、追求自得自适的人格精神，而追求自得自适的人格精神与明代中后期新兴的市民（包括商人）意识中的解放（启蒙）思想相互沟通。在这方面，作者唐顺之与《任光禄竹溪记》中的竹溪园主人任卿是相通的。因而可以说，《任光禄竹溪记》的风格不仅是“流畅简雅”“舒卷自如”，而且托物（竹）以寄讽谕，感概遥深，高风跨俗，傲骨凌霜，充分体现了江南文人的风骨，刚柔并济，温厚灵秀。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龚自珍《己亥杂诗》）江南才子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者，开一代新风，为江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他在诗中所说的“剑气”，象征着尚武刚健，雄心壮志；所谓的“箫心”，象征着哀怨深情，似水柔情，二者均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江南传统文化孕育的精神文明。江南传统文化的整体特色是“剑气箫心”，但不是“剑气”与“箫心”的分割或对立，而是一个整体的文化内涵，相辅相成，相互辉映，尚武尚文，刚柔相济。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是江南文化“剑气箫心”整体特色的一个典范。 二、方志与江南民间歌谣整理与研究《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所收清末民国的歌谣文献，又比如明清正史（《二十五史谣谚通检》）、野史中所收歌谣文献，再比如朱彝尊《明诗综》、屈大均《广东新语》、王士禛《池北偶谈》、刘廷玑《在园杂志》、李斗《扬州画舫录》、徐珂《清稗类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等中清代歌谣文献。还有像“寄生”在各类剧曲、散曲总集中的（如《雍熙乐府》《词林一枝》等）歌谣。刊登在清末民国报刊上的歌谣文献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直接刊登于歌谣搜集和研究的专门刊物，如《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上，也有一部分分散在《绣像小说》《新小说》《余兴》《申报》《中央日报》《语丝》等各类报刊上。在这些已知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搜寻范围，从面广量大的元明清民国史志、别集、笔记、总集、报刊等文献中搜寻歌谣。 ·《太仓谣》其一：“打碗花（兔儿草）子开，今搬州县来。”(元代元贞初昆山县升为州，州治去府治七十二里。延祐中移太仓） ·《太仓谣》其二：“黄狼屋上走，州县住不久。”（元代至正年间迁回昆山原处。清王昶《（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 · '郑懋中，真长者，禁令不烦徭役寡。'（弘治《八闽通志》卷67） · '陶史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4） · '江西有一哲，六月飞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无休歇。'（康熙《江西通志》卷58） ·“三月三，荠菜花儿赛牡丹”（周邨《江苏风物志》，三月初三，古称'上巳’……江苏处处有青山绿水，风景宜人，踏青挑荠，其乐无穷） · '天时多旱，公雨之。民租多负，公处之。西山多饥，公赈之。西山多盗，公寝之。徭役纷沓，公靖之。古有惠政，公近之。“（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191引《池州府志》）  三、方志与江南商贾及文学研究明崇祯《吴县志》卷十：苏州吴县人“人生十七八，即挟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一直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出现了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是我国最早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等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之一。在这种地域背景下，苏州文人与商贾的互动颇有典型性。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明代中前期的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派”有关商贾的文学，各以情、理偏胜；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有关商贾的创作最为丰富，他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经商方式的影响，还有其它因素的促成，文学思想由格调转向性灵与俚俗，既是明代“七子”派复古理论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饱受明清易代之际沧桑的吴伟业有关商贾的诗文、戏曲中多有盛衰兴亡之感，既有时代特色，也有地域特色。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风俗》引《龙游县志》：“贾挟资以出 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故俗有'遍地龙游’之语。” 明清时期浙地商贾(浙商)是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之一，活动遍及全国。明清浙地商贾与文学的互动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理学或心学渗透商贾文学，他们中或像宋濂那样力倡程朱理学，或像王阳明那样亲自创立明代“心学”，徐渭则从王阳明弟子季本、王畿处得心学的传授；二是如同“绍兴师爷”依附幕主那样对豪商巨贾有某种依附性，徐渭曾入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厉鹗、杭世骏等被扬州盐商延致门下，供养优厚，但士商也有相互资助、相得益彰之处；三是在包括商贾在内的市民思潮的推动下，有更多的自由性、独立性、开拓性。 元末明初的宋濂与商贾的互动是其“文道合一”文学思想的动因之一，明后期的徐渭、屠隆与商贾互动中触发文学启蒙思想，清代浙诗派与商贾互动中平添诗歌的清逸之气，这些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大致勾画出明清浙江文学演变的轨迹。 四、方志与江南宗教及文学研究  宝华山实地或文学中的古迹名胜，丰富多彩。历代文人与民众将这些古迹名胜融入到文学作品（包括诗赋文、民间歌谣与传说等）之中，形成特色鲜明的宝华山文学，如山阴道上风景，令人应接不暇。那么，《宝华山志》中的文学有那些主要特色呢？ 其中之一是托物寓意，情景交融，追求中和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紧密相关，宝华山文学中往往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中和之美。明代盛时泰《题宝华山小记》（《宝华山志》卷九）中说：“今之游止在山之西，其他未至者尚多。但山中可游者虽多，而其巅则以志公庵为胜，巅又以洞为胜。洞之外，长江在目，烟树杳霭，望之令人有褰裳之想。”“烟树杳霭”的长江远景引发人们的“褰裳之想”（《诗经·郑风·褰裳》），山川之胜与人文之胜（宝华开山之祖志公创教史等）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清代刘景福在《宝华山记略》（《宝华山志》卷九）中将“戒律精严，古佛香灯，粥鱼茶板”安禅(静坐入定）者与“山风泠然，清扑襟袖，雨过月出，岚翠淡浮”清幽之景融为一体，强调人文形象与山川自然的合一，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清代郑板桥《满江红·思家》词中写道：“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又有南宋辛弃疾《贺新郎》词中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这些都是人与自然交融的点睛之笔。宝华文学中也有某些相似的佳境，只不过往往渗入了佛理禅机，别具一格。例如明代王之卿的《乙亥初冬自京江归白门，道经华山，停车登览，心神交畅，集句四首》（《宝华山志》卷十五）其三：“山静泉逾响，水流心不竞。机闲鱼鸟亲，气肃诸天净。”此诗在写景时融入佛理禅机，首句化用唐代诗人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句，以泉水之响声反衬山林之静态。次句是说诗人望水流而摒弃竞争之心，心态归于安静，颇有相反相成的理趣。三句中有佛理禅机的渗透，写因为我心“机闲”而鱼鸟亲近，颇有我见鱼鸟多悠闲，鱼鸟见我应如此之意。四句写心静而“诸天静”，心与物游，天人合一，向往人与自然和谐之意蕴含其中。  如清代释智眼《赋呈华山定庵和尚》（《宝华山志》卷十五）诗其一说：“不到华山又几年，依然云影日相连。道情浓过人情处，月在波心光在天。” 首句言明诗人与朋友数载未见，而“云影日相连”的景色依然，也象征着双方心心相连的友情依然。后两句用加倍与对比的写法，说双方的情谊就像夜晚的月亮那样，光明洒落而未曾改变，比那些俗世人情要高洁的多。“月在波心光在天”，托物寓意而又情景交融，颇有“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呈现出中和之美的境界。  又如清初神韵诗派领袖王士祯有《往七十诗人林茂之华山，衲至索题诗记，予身历华山日四十年前，三十时华山道中》诗：“万山堆里看云松，曲崦幽溪复几重。为爱泉深过林去，不知烟寺远闻钟。”此诗前两句写宝华山寺所处特点，山寺在重山之中，与白云青松为伴，凸显其高洁气象；而到达山寺又须经过重重崎岖山路、幽静山溪，又凸显其清幽隐秘之特点。后两句将视角投向自我，言爱山中深泉而循迹前行，不觉已不知山寺何在，仅能听到远处钟声，颇有唐代诗佛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境，将视觉与听觉对立互补，在相反相成之中创造出一种幽深之感又有中和之美的境界。 ”明湖看欲尽，远寺即闻钟。不识青莲界，芙蓉第几重。行披三径草，坐对四山松。云际传清梵，天香落碧峰。“（明·周汝弼《华山二首》其一，《宝华山志》卷十五）诗人远远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宝华山周围群山环抱，素有“林麓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深，烟霞之胜”四大奇景。三十六座山峰，似瓣瓣莲花，山势崛起而中凹，群峰环绕其下，若花之含萼，如莲之有房。不知宝华佛寺位于哪一层莲花花瓣之上，其间古劲的苍松，空灵的鸟啼，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高耸入云处传来僧侣的诵经声与寺庙的天香。这是《宝华山志》中展示的多么令人神往的宝山繁花的美景图！江南文化，也蕴含在方志之中；江南美，美也美在方志之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