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我 行 走 山 西 许 你 万 里 荣 耀 | 鉴古 |知非 | 旅途 | 视野 | 生活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席卷海外华人的寻根热潮，到如今传统文化精髓的渐次回归，融入日常百姓的生活，大槐树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根祭祖仪式功不可没，特别是西方文化入侵和滥情的当下，千年古韵的再次流行和尊崇，为传统找到新的出口和方向。“我从哪里来”，是哲学命题，也是历史命题，超越着血缘，直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首人间。1911年10月29日，太原首义震惊全国。作为清廷在北方最大后援和军事重镇，遥相呼应辛亥武昌起义。自然清北洋军阀不会作壁上观，大军进伐山西，沿途烧杀抢掠，然而到达洪洞境界时，瞬间偃旗息鼓，向着一棵古槐倒头便拜。《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洪洞县有座宏大巍峨的广济寺。广济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遮阴数亩”的汉槐古树，阳关古道由此穿越而过。洪洞“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要津，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便是以此为始的。“迁山西泽、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洪武三年，朱元璋一纸迁徙令，揭开了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序幕。推翻元朝的统治，并非是简单改朝换代问题，而是由蛮夷之辨诱发了对何谓中国的全民性思考。明朝的胜利标志着“华夏重光”，结束了中华历史上的一次“腥膻统治”，朱元璋将推翻元朝的战争由升级为民族意志的范畴，他那句“驱逐胡虏”名言被后世广为引用，成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迥异于历次农民起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朱元璋：《谕中原檄》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混一寰宇”大一统思想，特别是文化意义的觉醒，构建民族自尊的强大政权是朱元璋的梦想。民族主义的滥觞极大的震撼了元朝遗民，留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开始改为汉姓，如临淄、汝州的蒙古人改为刘、马、宫姓等，甚至朱元璋时期翰林院蒙古编修火你赤改名“霍庄”。元朝虽然没有系统性地组织过民族成分辨识，但却将不同时期所征服的地域笼统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四等人中的上等人诚惶诚恐地对汉文化臣服改姓，朱元璋认识了文化的巨大张力。然而，民间“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特别是宋濂等名士拒绝致仕明朝，让朱元璋深深触动又无可奈何。一方面他要维护大明王朝华夏正统的位置，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元朝“遗民”的威望来维护当下的统治。他对部分饱读诗书但毫无志向在明朝廷为官的读书人表示极大失望，宋濂是一例，王翰、郑玉更是一例。三人均在元朝为官，待朱元璋文治武功后，邀请其明朝效力，但遭到各种理由拒绝，甚至以自杀的方式让朝廷计划落空。最典型的王翰抬棺明志，誓言不事二主，自杀前做绝笔诗文：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祀绝宗良可耻。今年辟书亲到门，有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经历一千五百年的民族战争和融合，文人秉持的忠义观念在明朝开始暴露出极端自私和狭隘。以“宗嗣”“宗庙”为代表的社稷观念、王朝认同感，混淆了国家和民族概念，主观上缺失了民族区分，单纯依靠朝代更迭延续正统而依附，没有超越朝廷的国家概念和情感立场。朱元璋对这批文人欲哭无泪。不得已，他将目光投向了宗族为代表的家族系统和故土情节，即所谓成功人士衣锦还乡的梦想和普通人难忘桑梓、叶落归根的朴素情感。在伦理上，朱元璋竭力保持着中原民族的正统和融合特征，借之前强势民族颓废后改姓契机，强制色目等人与汉人通婚，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突出“中国”二字，维护中原民族的博大宽宏，“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这是“中国”二字第一次脱离了地域范畴而成为政治口令。同时朱元璋又将宗族观念引申到地域范畴，开始由家而国的嬗变，强化家国的概念。朱元璋所用的方式，便是移民，以亡羊补牢的方式，用积极文化对冲弥散在元朝“遗民”中麻木不仁的消极情绪。
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一千二百三十个姓氏从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汇聚洪洞大槐树，领取“凭照川资”后，奔赴全国三十省二千二百十七县，成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人口迁徙。传统上认为当时山西物阜民丰。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元统治下的山西亦是千疮百孔，自然灾害应接不暇，特别是元大德七年八月辛卯日，公元1303年9月17日，“夕，地震，太原、平阳尤甚”，这场地震山西475800人死亡。以这场发生在洪洞赵城的强烈地震为标志，山西进入近二十年的地震频发期，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各种水、旱、蝗灾也贯穿整个元朝历史。山西高原本身粮食产量有限，又兼之元政府推行牧民政策，很多土地变更为马场，山西人的日子也是举步维艰。朱元璋看到了山西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具有集体意志的国民性格。与宋濂等人针锋相对，在元朝统治最为紧密的时期，有元好问和郝经这样敢于直面元朝残暴统治的儒生，以精神的自觉直面元朝的残暴，保留对文化的追求和整个社会精神空虚的强烈控诉。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城，十二岁的河曲人白朴长大以后第一次与他的父亲白华见面，在场见证的还有元好问。作为元朝官吏，白华见面就将光宗耀祖的期望给予白朴，白朴却将山西被狂虏屠戮的事情压在了心底。自从与父亲分别后，虽然有幸得到了元好问的帮助，但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元好问也不得不痛斥元军的凶残：短衣匹马，白头重过洛阳城。百年一梦初惊。寂寞高秋云物，残照半林明。澹横舟古渡，落雁寒汀。河山故亭。人与镜、两峥嵘。争信黄垆此日，深谷高陵。一时朋辈，谩留住、穷途阮步兵。尊俎地、谁慰飘零。三十年后，白朴面对江南的凋敝，以“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回应了元好问养育之恩。在无力更改现实的情况下，做上了以文字宣泄而隐藏内心忧患的道路，成为元曲巨匠。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又何尝不是？游走在官府的黑暗和民生颠沛的现实中，元好问从暗夜中寻找另一种鲜活和光明，在“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社会中，定位文人的自尊。著名的《雁丘词》，便是通过生活中来寻找精神世界永恒的元素。成吉思汗的子孙骑着矮脚马占领中原尽管不到九十年，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摧残是刻骨而深刻的，继五胡乱华之后，中华文明首次以断代的形式被硬生生地割裂。但山西，通过文学、文字的力量，保留着中原民族最基本的灵魂和核心。大明的建立，朱元璋首先从恢复唐制开始作为对元朝统治全盘否定，并将目光投向了表里山河的山西，试图从尧舜遗风中寻找立国的根本和依据。司马迁在《史记》大书特书山西“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唐朝人柳宗元在《晋问》中指出，晋人之言表里山河者，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显大也。吴起所谓“在德不在险”，此晋人之藉也。因为地理因素，山西始终处于与北方游牧民族直接对抗的尖峰地段。尽管公元前479年太原城的兴建，将中原民族的防御纵深向北扩展了一千华里，即后来决定宋朝命脉的“燕云十六州”一线，但汉朝以来始终与游牧民族处于犬牙交错的现实，使山西民众性格具有刚毅和韧性。从西汉开始遍地山西的坞堡，成为保留民族基本元素的最小单元，文化始终以正统方式传承，从北朝风骨到唐风晋韵，无不显示了文化的包容和聚合。在万物萧疏的明朝初年，拥有4103450人口数量、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山西，向外移民势在必然。
选择洪洞作为移民始发处，并非是大明朝廷随意而为之。北宋之前，太霍山为中原地区最后的自然屏障，中镇霍州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决定唐朝命运的雀鼠谷大战便是依托太霍山展开。从战略防务的角度，朱元璋也极其重视对山西的守备。在封王建藩的时候，在二十六子中，一口气将三个儿子送到山西就藩，即晋王、代王、沈王，处于抗敌前沿，而三子的身后便是广袤的晋南盆地，当隘而繁华之地，便是平阳和洪洞。唐宋时这里称为天府之国。宋朝方志中记载，临汾、洪洞、赵城分别誉为望县、紧县、上县，是天下人求之不得的发达地区。特别是洪洞县城，处于北上太原、大同，南下平阳、河东的咽喉要道，选择洪洞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条件。于是一棵大树便成为六百年来慎终追远的象征。槐，有着怀乡的深切韵味。移民后裔在三、四代以后，对家乡故土已经完全模糊，仅是意识和想象中的模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对大槐树有着美好憧憬和向往，甚至在发展到现在，很多后裔发达的起点已经变更为移民目的地或者更遥远的海外，但总有一片桑梓情仰视着洪洞。这便是文化传承的根本意义和终极目的所在。朱元璋将封建朝廷的概念上升到国家和民族范畴，大力强化了中原民族即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同化功能，并对北方民族形成对峙、坚守格局，来维护民族的文化的纯正发展。在大明王朝，涵盖了中华民族风骨的基本元素：长城、黄河以及服饰、信仰和传统。现在人所看到的绝大多数长城，便是明朝修建，宏伟壮观，迤逦“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在崇祯皇帝自缢梅山之后，明亡之后无华夏。从发展角度看，这种观点未免狭隘。但从当时社会发展角度看并无可厚非，并且这种思维惯性和定势在民间得以珍藏保留，并酝酿着更加壮观的汹涌浪潮。在现代洪洞大槐树祭祖习俗的发展史中，洪洞人景大启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宣统末年，他从山东曹府观城厅典史卸任后返回了洪洞老家。在山东他受到了当地移民的热情款待，方才感知移民文化的厚重与不朽。回乡后，他在古大槐树遗址旁建立起碑亭、茶社等建筑，编纂《古大槐树志》，奠定近代大槐树祭祖的雏形。槐树祭祖发轫在满清政权轰然崩溃的时刻，正是民族情绪开始聚集的关键节点，西方文化蚕食侵袭。然而一百多年过去，祭祖仪式并没有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而简化，相反却从文字典章的记载中被挖掘整理，并得到了海内外广大华人的充分认可。这便是文化的力量，厚积薄发彰显的人文自信。在对大槐树祭祖习俗的传播和推广中，因为当初移民在骨肉分离和创业艰辛，而增加了悲情成分，并作为重点抒发。但是不能忽略移民先祖在当时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担当，义无反顾的意志和决心。从西晋中原陆沉到南北朝衣冠南渡，以及安史之乱时唐王朝的慌张无措，洪洞大槐树移民之前，中国历史上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迁徙都是迫于北方军事压力。唯独洪洞大槐树移民，是在天下初定时刻开始，对民族文化和创伤的自我修复和主动作为的过程。越是外来文化纷至沓来的关键期，移民文化挖掘的力度便越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开始在一片沼泽和荒凉中兴建。但是出国热潮和寻根人流重叠交叉，双向逆流中一曲“河山只在我梦影，祖国已多年未亲近”成为那个时代最浓乡愁。民族文化深厚积淀的理性思维最终战胜了洞开国门后盲目崇洋，世界在中国的特色发展中高行注目礼。“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观看过洪洞大槐树祭祖仪式的人们表示，祭祖仪式有着国人的充分自信和阳刚，这是民间任何仪式都无法比拟的震撼。祭祖仪式所体现的不是张、王、李、赵个体的祖先崇拜，而是民族先祖的群像集成，代表着先祖的智慧、善良、刚毅、果敢和不屈不挠、勇于奋斗的精神。2008年6月7日，代表着洗雪百年东亚病夫耻辱——盛世奥运开始前夕，大槐树祭祖习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获得国家的最高肯定。独立于山西地理大发现的既定概念，洪洞大槐树祭祖仪式成为山西人文大发现的杰出代表，以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为标志，诱发全国性的祭祖热潮，家国情怀的文化路径怦然而出，“天下故乡，华人老家”从此不再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而是真实场景的现实观感。时间还在继续，祭祖将无限延续。孔子之后，因为发现了人的存在和伟大，中国人对宗教信仰开始漠视和淡化，唯独对家国文化情有独钟。无论是人文士大夫的人文信仰和人文精神，还是普通百姓纲常宗祭，都与民族苦难紧密相连，有着国破家亡之后伤痛思维的沉淀，更有着近代民族遭受苦难之后精神的重构，宛若凤凰涅槃浴火。时代选择了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回归的标志，更作为象征，因为精神泉涌的丰润和不竭，才能使民族和国家在当今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原创 图片来源：洪洞大槐树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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