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危机公关”这个字眼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野里。无论从影视剧、新闻报道还是社交媒体，人们都会或多或少的目睹，甚至潜移默化的参与到一场“危机公关”的行动中去。那么问题来了，“危机公关”究竟是什么？
危机公关是指应对危机的有关机制。根据公共关系学创始人爱德华·伯尼斯的定义，公共关系是一项管理功能，通过制定政策及程序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接纳。具体指机构或企业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包括危机的规避、控制、解决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于“危机公关”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其最终目的就是保证“口碑”。现如今这个“流量”至上的环境下，几乎所有行业、任何人和事都会在意“流量”。越重视流量，自然就会维护流量。在融媒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不仅内容要好，公关维护也必不可少。
这篇文章读到这也许你会好奇，在身体、技术、输赢等等元素构成的足球圈中，也需要“公关”，甚至是“危机公关”吗？答案是：肯定的！
几天前中国足协杯赛场上，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之间的“沪上德比”引发了众多热议。过往两队交手时总是火星四射、异常激烈，毕竟对于谁是“上海滩足球圈真正的老大”这个话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歇过，而比赛的输赢则直接决定着这个位置的归属。
带着过往的恩怨情仇，两队在足协杯赛场上展开了厮杀。都以为又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进球大战，没成想最终竟是上海申花1:5的惨败解决。相较于大比分溃败，更多“流量”被锁定在了比赛进程中双方爆发的冲突上。孙世林、奥斯卡的冲突、二人双双染红出场是坊间这场比赛最大的“流量”。
赛后，上海申花蓝魔球迷会在官博发出致申花俱乐部的一封信，对申花的建队思路和球场表现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球队表现“让人丝毫看不到球队必须拿下'不能输的比赛’的荣誉感，看不到德比雪耻以及联赛登顶的希望！”并且声称，“暂停到场为球队助威，直到俱乐部做出重大改变为止。”上海申花在“沪上德比”的直接对话中不堪的1:5惨败，忠实拥趸的官方声明直接让上海申花俱乐部进入了“危急时刻”。
面对1:5的惨败，面对自家球迷的失望之声，这个境地的上海申花该怎么处理，该如何解释？面对这个危机，到底要不要进行“公关”？
比赛结束的不久之后，一份未盖公章的上海申花俱乐部对足协杯上海德比判罚问题的申诉材料出现，申诉直至比赛中自家球员遭遇了多次侵犯的严重不公；针对当值裁判员的错判、漏判表达了严重不满；直言这不是第一次遭遇不公；呼吁中国足协可以为中国足球从业者创造一个更好的公平环境。申诉最后直接拔高了这回申诉的高度，同时表示不想为难领导，这个申诉可以不做回复。
看到这里，有许多看过比赛的球迷很好奇：为什么明明镜头里“恶人”角色的孙世林反而在申诉中成了“受委屈的人”。一场溃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说是因为裁判员和对手的不公，使得比赛失衡。这则申诉几乎都在说遭遇的不公，却只字未提“动手”的冲突事件。就好像，是因为如此这般的不公平，最后才出现“迫不得已”的动手冲突。
这种“以退为进”的申诉过程，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次“危机公关”的处理。有球迷说，这份申诉没有俱乐部公章，肯定是坊间好事者的杜撰。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媒体转发热议的时候，上海申花俱乐部没有发出官方声明否认这份申诉的真实性呢？这个，或许就是这则申诉的“高明之处”。个人看来，这则声明上永远不会出现上海申花俱乐部的公章。
那么这一次“危机公关”的成效，究竟怎样？这则申诉参照文初对于“危机公关”的定义，实际上并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的“公关”。其根本就是要营造一个“舆论”，而后“引导舆论”。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将实际上实力不佳的失利、球迷的寒心之声，转化为实际上我们才是“受委屈”的人。将流量的焦点从“失败”，转化成“为什么失败”。将许多球迷出离愤怒的情绪，引导至比赛中遭遇的不公，从而引发可能的回头探查和探查后的理解。
悄然之间，一次“引导舆论、危机公关”就这样上演了。当然，这样的公关是否能够达到效果和期望，每一个球迷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评判。
1997年的金州事件
如果你仔细回味和翻查，其实足球圈中一直不缺乏“危机公关”。只不过是彼时互联网、传播渠道和社交影响力还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况且当时也远不像今天对“流量”如此关注。但他们确实在中国足球圈的历史长河中，真实存在。
1997年11月8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卡塔尔和伊朗之战终场哨响，预示着中国足球队新一轮冲击世界杯再次失利，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梦想再一次变成“理论上的可能”。那一刻，球迷对于世界杯的美好向往、憧憬、畅想，转化为失望、忿恨。外放化、激烈化的言辞、行动不断出现于各类媒体上。中国男足究竟实力几何？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中国足球的形象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一次，球迷群体的失望愈演愈烈，最后几乎渲染了全民的情绪。在伤心欲绝的环境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中国足球决策者“给个说法”。
比赛结束后的一周，中国男足在大连金州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为主持人，时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为主要发言人，戚务生、金志扬、迟尚斌、陈熙荣为教练组代表，范志毅、区楚良为运动员代表出席会议。何慧娴首先表达了中国队非常希望与新闻媒体见面，共同为中国足球会诊的真诚愿望。王俊生作长篇发言，分析中国队失利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家队在这次会议上还宣读了致全国球迷的公开信《擦干眼泪，奋起直追》。
中国足协的这次记者招待会，后来被看作是“中国足球大反思”的一个起点，同时也是一个足球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更多时候，它也却被视为中国足球失败之后迅速展开自救的一次“危机公关”。
在公共关系学中，危机管理是一门深奥的学科，1997年金州惨败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虽然事后在民间存在一些争议，但在危机公关处理中却是中国足球难得的系统化案例。中国足球的金州事件后来被广东省教委下属的一些培训教育机构以“中国足球队化解危机的公关”为题，写入了《公共关系案例》。
要说2007年，绝对是中国足球“不太平”的一年。从年初国奥队海外拉练，在与女王公园巡游者队的比赛中大打出手。时任领队李晓光、中方教练组组长贾秀全、打架事件的当事人郜林先后宣读了三封道歉信，向全国球迷和媒体表示歉意。再到旷日持久的女足“马良行风波”、“多曼斯基离职迷团”，最后年底“双主帅”杜伊与福拉多下课。2007年之于中国足球，风波可谓不少。
2007年，“铿锵玫瑰”中国女足的危机最为密集和多发。那一年的3月，中国女足兵败阿尔加夫。舆论的角度几乎全部聚焦在主教练身上。不过不是谴责主教练，而是谁来当主教练？因为那一年的9月有“女足世界杯”。
彼时中国女足的主帅是王海鸣，用现在的话讲他是一位“救火队员”。而原本这个位置上的人是谁？马良行！那么他又去了哪里？在2007年初，时任中国女足主帅的马良行，在广州女足四国赛前夕，突然一生病为由像足协请假暂时回到上海住院修养。大赛在即，主帅却走了。王海鸣火线驰援，接受中国女足。临阵换帅，结果无需多言。
女足世界杯近在眼前，可主教练却迟迟未定。中国足协绞尽脑汁想出两招，这两招可谓“一硬一软”——“硬招”是快速启动全球选帅机制，最终敲定由洋教练多曼斯基出任中国女足的世界杯之旅主帅，“软招”是从《中国体育报》借调拥有广泛人脉资源的资深记者孟洪涛出任女足新闻发言人。
为女足球队配备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开创了中国足球的先河，这也被视为中国足协施展“女足危机公关”的一个重要手段。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因为中国女足面临的舆论环境非常不利。个别媒体的炒作，加之当时足球职能部门不太重视与媒体的交流通气，让中国足协决定希望借孟洪涛的出现改进与媒体之间有些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引导舆论导向，为女足备战世界杯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从事后的效果看，多曼斯基和孟洪涛的双双出现，的确缓解了中国女足的内外部矛盾，也暂时冲淡了笼罩着这支队伍的危机，而且经过一系列的动作，这支女足在媒体口中被视作最“团结、自信、快乐”的队伍。
这一次“危机公关”的效果有多显著？最终在那一年的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依然延续了2007年几乎一年的不佳状态。但正是那时的“危机公关”，让原本口诛笔伐的媒体舆论调转风向，对这一次失利几乎都给予了“铿锵玫瑰”无限的鼓励和关怀。
还是在“风波不断的”2007年，那一年，外界盛传国家体育总局有意在2008年的中超联赛推行“南北分区”制，并压缩赛程。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年份，为了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进行。2008赛季中超联赛原则上1月至8月不能进行联赛”。各俱乐部、媒体、球迷闻讯，纷纷感叹：这不是要了中超的命吗？
那段时间里，中国足协、参赛俱乐部俱乐部、各大媒体和球迷的利益史无前例地拧到了一起，一场全民“中超保命危机公关”上演了。
在这场挽救中超的危机公关战役中，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郎效农。因为正是他的一封电子邮件，成为了关键。
据报道，郎效农在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当晚，向时任国家体育总局主管足球的副局长崔大林写了一封号称“万言书”的电子邮件，直言总局力保奥运的战略是所有足球工作者所希望的，但不通过调整联赛格局也一样能够达到目的。
郎效农的这一举动，在那个时间点是极其大胆的。后来的媒体把郎效农的这一举动喻为：“以个人抗拒中国足球命运”的危机公关。最终在郎效农和众人的持续行动中，中超联赛得以按照原有赛制继续进行。
其实，“危机公关”是一种有必要、有意义的解决行为。但是无论从过去人类历史文明的书本记载中，还是当下实际生活的日子里你会发现：危机不会消失，永远都会有。不管对于像上海申花这样的足球俱乐部、亦或是中国足球而言，危机永远都会存在，只不过是或大或小罢了。
真正的危机公关并不是危机一临头，你才想起公关。看似危机消失了，可实际上只是暂时的隐匿了。对于目前中国足球底层所呈现的现象而言，不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只会按下葫芦起了瓢。
把“危机公关”当做是救命稻草，并不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如何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才是更有效的途径，老话讲“居安思危”，时刻保留着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过错。多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出台一些保障利益的政策等等，相比危机出现时刻被动的“亡羊补牢”不是可以更好的规避危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