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戌本、庚辰本在正文（包括回目名）之间的异文有多少呢？ 季稚跃先生写作了《也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的底本正文》一文，其中说道：“《十六回本》与《庚辰本》的正文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异文，据我极粗略地互校，在16回中至少有1500条左右的异文”。[1] 杨传镛先生在他的文章《甲戌本是怎样成为“己卯·庚辰”本的》里面也作了这种异文统计，只不过他认为许多异文不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异文”。 大家知道，甲戌本和庚辰本都是后人的过录本，甚至是多次过录本，错抄漏抄不可避免。比如，甲戌本错抄了、漏抄了，而同样的地方庚辰本是正确的；庚辰本错抄了、漏抄了，而同样的地方甲戌本是正确的。这样产生的异文，很清楚，不能代表甲戌本最早前身和庚辰本最早前身的文字形态。 还有的异文是，多了一个“的”、少了一个“了”之类的可有可无的语气助词，以及一般性的异体字、通假字等等。 杨传镛先生说道：“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异文，只有200处左右。正是这200处左右的异文，才是我们必须仔细认真研究的对象。”[2]（每个人的统计都不相同，暂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异文为“200处左右”来展开论述。） 几十年来，版本研究者在他们的文章或著作中，的确大量地引述了甲戌本、庚辰本在正文（包括回目名）之间的异文，特别是那些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异文，为自己关于甲戌本、庚辰本先后的观点，为自己关于甲戌本、庚辰本之间异文的优劣，为自己关于何人写作了这些异文的看法提供了佐证。 “再评早本说”、“再评晚整说”的研究者占大多数，他们使用大量的甲戌本、庚辰本之间异文的例子，极力证明甲戌本最早前身在先。 而“四评晚整说”的研究者占少数，如赵冈先生、徐乃为先生等人，他们也使用大量的甲戌本、庚辰本之间异文的例子，却要证明庚辰本最早前身在先。 在论证究竟是甲戌本最早前身在先，还是庚辰本最早前身在先时，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方法是比较甲戌本、庚辰本之间异文的优劣。 冯其庸先生、林冠夫先生认为甲戌本文字、庚辰本文字虽有先后之分，但都是曹雪芹写作的文字。 冯其庸先生还特别强调一个是现存曹雪芹生前最早的本子，一个是现存曹雪芹生前最晚的本子。因此当他们面对甲戌本、庚辰本之间的大量异文时，不判定甲戌本整体异文优于庚辰本整体异文，也不判定庚辰本整体异文优于甲戌本整体异文，而是具体异文具体分析谁优谁劣。 因此，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而校注的当代最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中，与甲戌本有异文时，仍基本保留了庚辰本通顺的文字，不过也有一些词句按甲戌本的文字作了校改。 除了冯其庸先生、林冠夫先生等人之外，现在多数版本研究者都像胡适先生一样，主张甲戌本整体异文优于庚辰本整体异文，或甲戌本多数异文优于庚辰本多数异文。 周祜昌先生、周汝昌先生在《石头记鉴真》中认为：“《甲戌本》之可靠与可宝，因为它是芹、脂自己的定本。《庚辰本》之不可尽信，更不可迷信，是因为它是经过别人妄加改动的一个本子。”[3] 蔡义江先生在《甲戌本〈石头记〉“凡例”校释》一文中说道：“甲戌（1754）之前，已完稿了，'增删五次’也是甲戌之前的事；甲戌之后，曹雪芹再也没有去修改他已写完的《红楼梦》稿。故甲戌后抄出的诸本如'己卯本’、'庚辰本’等等，凡与'甲戌本’有异文者（甲戌本本身有错漏而他本不错漏的情况除外），尤其是那些明显经改动过的文字，不论是回目或正文，也不论其优劣，都不出之于曹雪芹本人之手。”[4] 杨传镛先生在《甲戌本是怎样成为“己卯·庚辰”本的》一文中说道：“甲戌本跟'己卯·庚辰’本之间差异的生成，并不是出自作者曹雪芹本人之手；从己卯冬到庚辰秋的那次'定本’，实际上是脂砚斋等圈内人物们，在做誊抄、阅评、对清等等工作而已，换句话说，就是：由甲戌本到'己卯·庚辰’本的这个嬗变，是由脂砚斋们所完成的。这便是为什么'己卯·庚辰’本在经过了一番'定本’之后，跟甲戌本的差异不是那么很大很多的原因，也是它的文本质量，反倒远逊于甲戌本的原因。因此，它就成了一个退变。”[5] 郑庆山先生在《红楼梦版本源流概说》一文中说道：“甲戌本文字最早，质量最高。它的高质量的文字不是修改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结果，反而是己卯、庚辰把甲戌的文章改坏了。”[6]在《〈脂本汇校石头记〉修订本跋》一文中，他说道：“甲戌本无疑是现存最接近雪芹原著的本子。”[7]在《甲戌本与庚辰本论纲》一文中，他还说道：“因此，所谓'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不过是脂砚斋的评定和编定”。[8] 季稚跃先生在《也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的底本正文》一文中说道：“综观异文，我认为《十六回本》上的文字，除抄手抄错或漏抄外，远比《庚辰本》好，更接近曹雪芹的原著”。[9] 支持甲戌本最早前身在先的研究者很多，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令人惊异的是，坚持庚辰本最早前身在先的赵冈先生、徐乃为先生等人也主张甲戌本整体异文优于庚辰本整体异文，或甲戌本多数异文优于庚辰本多数异文。 赵冈先生、徐乃为先生等人都认为，小说只能越改越好，因此后来出现的甲戌本异文必定优于早先出现的庚辰本异文，正是畸笏在庚辰本的文字基础上经过精心修改才产生了甲戌本的异文。 赵冈、陈钟毅夫妇在讲述书稿创作过程时说道：“脂砚卒后，畸笏就接替脂砚当年的职务。……在对外发行之前，他也作过整理遗稿的工作。甲戌本的改文，都是出于畸笏之手。”[10] 徐乃为先生在比较甲戌本、庚辰本之间异文的优劣后说道：“我们可以说，庚辰本上的差，而'甲戌本’好。为什么呢？这是稿本演进的规律！稿本总是从粗劣向精美演进的。”[11] 下面我们先举一个整段有异文的例子。在《红楼梦》第五回末，甲戌本、庚辰本有一段来到迷津的文字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异文。 甲戌本的文字如下：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阳台巫峡之会。数日来，柔情绻缱，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那日，警幻携宝玉、可卿闲游，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群。忽尔大河阻路，黑水淌洋，又无桥梁可通。 宝玉正自彷徨，只听警幻道：“宝玉，再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 宝玉方欲回言，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一夜叉般怪物窜出，直扑而来。唬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袭人、媚人等上来扶起，拉手说：“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庚辰本的文字如下：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因二人携手出去游玩之时，忽至了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 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后面追来，告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 话犹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吓得袭人辈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有下划线的文字就是两个本子有异文的地方。要说明的是，甲戌本的这段文字是独异的；而庚辰本的这段文字与现存其他古抄本及程甲本、程乙本基本相同。 甲戌本与庚辰本来到迷津这段文字的主要区别有两点，第一，在甲戌本中去迷津，是警幻携宝玉、可卿闲游所至，而在庚辰本中去迷津，是宝玉、可卿二人携手自行游玩误入的，警幻随后追来；第二，在甲戌本中宝玉是被迷津中窜出的怪物“直扑而来”吓醒的，而在庚辰本中宝玉竟被迷津中窜出的许多夜叉海鬼“拖将下去”了。 来到迷津这段文字的异文，可以说是甲戌本、庚辰本之间“200处左右”具有实质性意义异文的一个缩影。因此请大家认真比较一番，哪个先写，哪个后改？哪个文字优，哪个文字劣？两种异文又是何人所为？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当代最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中就保留了庚辰本的这段文字。林冠夫先生在他的文章里特别说明了这一问题：“二者当都是出于曹雪芹的手笔，也就是说，这种差异，当属于不同时期的稿本文字。但相比之下，庚辰本的文字较甲戌本更为合乎常理。如：甲戌本写二人出游，是警幻携带，至迷津，然后是一番告诫，以此使宝玉警悟，迷途知返，于文理亦无懈可击。而庚辰本则是二人自己出游，非警幻携带，误至迷津，警幻事后追来，有那番告诫。此则显得情理更为严密。”[12] 他还说，甲戌本的文字为早出的原本文字，而庚辰本的文字为曹雪芹自己修定的己卯庚辰本的修改之处。 杨传镛先生、季稚跃先生在他们的文章里也分别觉得宝玉、可卿二人自行游至迷津，再让警幻追来，比警幻携宝玉、可卿游至迷津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当然，他们都认定甲戌本多数异文优于庚辰本多数异文，这也就是说，后者的改文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改得好一些的地方，只是数量比较少而已。 但是，周汝昌先生、蔡义江先生、郑庆山先生都主张甲戌本整体异文优于庚辰本整体异文，即他们完全排斥庚辰本异文，因为他们认为甲戌本的文字是曹雪芹的原文或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而庚辰本的异文都是别人的妄改。 周汝昌先生、蔡义江先生、郑庆山先生各自都出版过各自校注的《红楼梦》本子，他们都是以甲戌本为底本的（不言自明第五回末来到迷津这段采用的都是甲戌本的文字），很可惜甲戌本只有十六回，其余的回目就不得不使用己卯本、庚辰本为底本了。 于鹏先生曾写有《“作者自云”与“迷津”——说脂评作者对原文的改动》一文，就对脂评作者修改迷津这段文字很有意见，认定其修改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本来作为仙姑的警幻是掌控着宝玉行为的，来到迷津和一番教导都是有寓意的，然而脂评作者的修改竟使得这种掌控完全失效了，寓意也完全丧失了。宝玉竟自行拉着可卿误入迷津，见到狼虎同群，也不害怕；更离奇的是，随后追来的警幻正说着“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话犹未了，宝玉竟被许多夜叉海鬼拖着堕落迷津之中。 宁荣二公本来是特意恳求警幻帮忙，指导宝玉走他们希望的路，结果这里警幻不帮忙还好，一帮忙，反而把事情完全搞砸了，特意托付的仙姑警幻变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 于鹏先生最后说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甲戌本忠实地抄录了曹雪芹原文；而到了'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己卯—庚辰’本（也就是他本的祖本），便有了对原文的改动与荼毒。”[13] 我们再举甲戌本、庚辰本回目名、正文各一处具有实质性意义异文的例子。 在甲戌本第七回上半回“送宫花周瑞叹英莲”部分，有一段如下： 周瑞家的……进入凤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慌的蹑手蹑脚的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 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奶奶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正问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 而庚辰本第七回上半回回目名有异文，为“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庚辰本此段文字与甲戌本大体相同，只是关键异文为“睡中觉”的前面不是“奶奶”，而是“姐儿”。 与甲戌本相同的有立松轩的改动笔墨（它的三个后代抄本蒙府本、戚序本、戚宁本均为“奶奶”），还有程伟元、高鹗在程乙本上的改动笔墨“二奶奶”。与庚辰本相同的有己卯本、舒序本、列藏本、梦稿本、卞藏本、程甲本，均为“姐儿”，甲辰本也为类似意思的“姐姐”。 究竟是“奶奶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还是“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呢？ 其实，这是周瑞家的进入东屋，看到奶子后，用人们通常的明知故问的方式打了一个招呼。巧的是，“奶奶”、“姐儿”都在睡中觉的时辰里，所以周瑞家的提到不论“奶奶”还是“姐儿”的这句话好像都是合适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前一句从整个这一段文字来看，是十分合适的；后一句从“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这一句来看，似乎也合适。 要告诉大家的是，因胡适先生特别推荐了程乙本，所以从1927年年末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到1982年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早期以作家出版社为副牌）出版的《红楼梦》都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编校的，这样人们看到最流行的本子中就是“二奶奶睡中觉”。 而1982年以后，最流行的《红楼梦》本子是冯其庸先生、林冠夫先生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人员校注的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此处却为“姐儿睡中觉”。 在同样的一段文字里，其中提到一个人，部分本子指的是母亲王熙凤，部分本子却指的是女儿大姐儿，虽然两者好像都能说得通，但恐怕不能认定两者都符合曹雪芹的原意吧？那么，曹雪芹的原意是甲戌本的“奶奶”，还是庚辰本的“姐儿”呢？ 蔡义江先生曾写过分析这个异文的文章，他认为“奶奶”是正确的，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而妄改为“姐儿”是很不合情理的，大姐儿是哺乳婴儿，白天黑夜多数时间都应该睡觉，凭什么非要“请醒”她呢？而且这“请”字也未免用得太恭敬了吧！ 周瑞家的进院后，看到小丫头丰儿坐在王熙凤房门槛上，向她连忙摆手儿，让她往东屋里去，她就会意，肯定是王熙凤睡中觉，不愿让别人来打扰，便蹑手蹑脚地往东边房里来，心里还有点儿抱怨，这也马上过了睡中觉的时辰呀。 她入了东屋，见到奶子，（也许对“正拍着大姐儿睡觉”的动作并没有特别关注，）便用“奶奶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的话语打了一个招呼。 但见，奶子摇头儿，其潜台词是：这不是你说的那种睡中觉，这是琏二爷“戏”二奶奶。我和丫头们现在大气都不敢出，还让我们进去“请醒”，那不是找死嘛！故而在甲戌本“摇头儿”三字旁，还有朱笔侧批：“有神理。”说明这条脂批明白奶子的心理活动。 “有神理”应是脂砚斋的批语，那“姐儿”就不可能是脂砚斋所改。因为周瑞家的说完“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就摇头儿，其潜台词是：我才不请醒姐儿呢，我刚刚好不容易哄睡了她。这种心理实在没有什么“神理”可言。 这些异文除了先后、优劣之外，何人所写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冯其庸先生、林冠夫先生认为甲戌本、庚辰本的两种异文都是曹雪芹所写，恐怕在一般的读者层面更容易接受。 但对一些深入研究《红楼梦》版本各种文字的研究者来说，接受起来就十分困难了。不说周汝昌先生、蔡义江先生、郑庆山先生等人对庚辰本异文的排斥，你就看一看于鹏先生对庚辰本改文所用的“荼毒”二字也就清楚了。 蔡义江先生所谓甲戌年之后，曹雪芹再也没有去修改他已写完的《红楼梦》书稿，所以此后书稿的修改，都不出之于曹雪芹本人之手。蔡义江先生说这样的话，的确有些绝对化了，如此走极端，必然有缺陷。不过，他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能够打破人们固有的思维桎梏。 如果我们知道曹雪芹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书稿交给了脂砚斋之后，自己就移居西山一带了。而住在城里的脂砚斋在近十年间的四次抄阅评点中，真的只会写作批语，而从不敢改动回目名和正文吗？脂砚斋改动回目名和正文的每一个字，真的都要请示曹雪芹并得到他的认可吗？在己卯本、庚辰本上有“定本”字样，那它到底是曹雪芹手里的定本，还是脂砚斋手里的定本呢？对《红楼梦》创作、评点历史过程的真实状态，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呢？ 冯其庸先生在《论庚辰本》中对这种情况也作了分析，仍基本维护了传统看法，他说道：“当然，就'阅评’和'定本’这两个词来说，它们各自的概念，具如上述，不能混为一谈。但如就这两件事（改定正文和加批语）来说，则脂砚斋完全可以一身而二任，既改定正文又加批语，这是并不矛盾的。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这定稿的工作，曹雪芹完全交给了脂砚斋，自己完全不管了，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定稿工作，主要还是曹雪芹本人，脂砚斋当然也可以参预其事，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提意见帮助定稿和写批语。”[14] 杨传镛先生支持了蔡义江先生的观点，也认为从甲戌本到己卯庚辰本的嬗变，不是曹雪芹所改，而是脂砚斋们所为。很清楚，杨传镛先生和一些研究者觉得，脂砚斋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批语，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回目名和正文。 而且己卯本、庚辰本上的所谓“定本”字样，正是脂砚斋们自己修改的“定本”，不需要征询曹雪芹的意见。书稿第五回末有关迷津那段文字的修改，就被于鹏先生认定是“脂评作者”所为，其内容变动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周汝昌先生排斥庚辰本异文，并称那是经过了别人的妄加改动，但他没有指名道姓。按周汝昌先生的观点也绝不可能是脂砚、畸笏。因为他认为脂砚、畸笏是一个人，只是这个人壬午年以前自号“脂砚斋”，壬午年及以后自号“畸笏叟”。 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女人，正是曹雪芹日夜相伴的夫人。而大多数研究者不认同周汝昌先生的这种观点，却认定脂砚、畸笏是两个男人。当然也有个别研究者只认同脂砚是女人，而认定畸笏是男人。 蔡义江先生在为杨传镛先生的著作《红楼梦版本辨源》所写《序》中，就讲到了杨传镛先生关于甲戌本与庚辰本之间差异的观点：“他说，这些'差异的生成，并不是出自作者曹雪芹本人之手’，而是由圈内人物'脂砚斋们搞的’……只是现存的己卯、庚辰本皆出自怡亲王府抄存，所以，在圈内人'脂砚斋们’之外，还不能排除有怡亲王府的过录者们也动过手脚。”[15] 这就是说，蔡义江先生对杨传镛先生所谓“脂砚斋们”的修改也表示理解和接受，但实际上他更强调怡亲王府抄手们的妄改行为。 总而言之，周汝昌先生、蔡义江先生、杨传镛先生、郑庆山先生、季稚跃先生、于鹏先生等人认为甲戌本优于庚辰本，就是因为前者是曹雪芹的原文，后者为脂砚斋们或外人所修改。 而赵冈先生、徐乃为先生等人也认为甲戌本优于庚辰本，却对异文作者作了完全相反的认定。他们认定庚辰本是曹雪芹的原文，而甲戌本的改文才是畸笏所为。畸笏的改文优于曹雪芹的原文是因为文学作品只能越改越好这一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对本节作一个小结。 首先，徐乃为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用大量的例子来证明甲戌本优于庚辰本，并不断强调版本修改有一条判断先后的一般规律，他说道：“在书籍的初稿向成稿演变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衍夺、增删、修改的情况，而且一般地总是呈现着粗稿向精稿、劣稿向优稿演化的一般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种版本的比较研析中，判断两种本子的孰先孰后。”[16] 真的有这样的“一般规律”吗？假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100%都是越改越好，那么，这一规律就是成立的。我们的版本研究必将进入一条“坦途”，要判断两种版本的先后关系，只需分析两种版本的文字优劣，劣必先，优必后，没有二话。 但文学作品演化的历史事实真是如此简单明了吗？不是。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演化的历史事实大概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是文学作品越改越好（包括作者自己修改和别的文人修改，下同），这种情况的确占多数；二是文学作品越改越差，这种情况占少数；三是文学作品改前与改后各有千秋，即各自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特色。 面对这样三种情况的历史事实，我们大家还能够坚持用所谓的“一般规律”来判断两种本子的先后关系吗？还能够坚持劣必先，优必后的研究方法吗？如果遇到越改越好的文学作品，先后判断也许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遇到越改越差的文学作品，先后判断就正好相反。让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变成碰运气，这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呢？如果遇到改前与改后各有千秋的文学作品那就更犯难了吧？ 实际上，我们不是不允许徐乃为先生坚持自己的甲戌本底本晚于庚辰本底本的看法，而是想请徐乃为先生反思一下自己坚持的“一般规律”的说法是不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真理性？ 其次，我们都知道，周汝昌先生、蔡义江先生、杨传镛先生、郑庆山先生、季稚跃先生、于鹏先生等人与赵冈先生、徐乃为先生等人都认为甲戌本优于庚辰本，但奇异的是，他们双方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先后结论。 周汝昌先生、蔡义江先生、杨传镛先生、郑庆山先生、季稚跃先生、于鹏先生等人在举出许多甲戌本优于庚辰本的例子后，坚称甲戌本底本先于庚辰本底本；而赵冈先生、徐乃为先生等人在举出许多甲戌本优于庚辰本的例子后，坚称庚辰本底本先于甲戌本底本。 而且双方在举出大量例子后，都难免有些情绪化的表露，这么多的例子、这么多的说明你们对方难道还不能接受这种正确的观点吗？我们非常理解他们的心理，也非常理解他们的执着。 其实，从版本源流上讲，甲戌本最早前身与庚辰本最早前身两者关系必有一先一后，即总有一方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只是他们现在的论证尚不能说服所有的研究者。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文字优劣与文字先后真的能画等号吗？其实，研究者不仅有优先劣后与劣先优后之类的争论，从上面的例子还可以看出，对文字优劣的个人感受也是大相径庭的，即你说优，他却说劣；你说劣，他又说优。 因此，林冠夫先生就明确指出用文字优劣判定文字先后恐怕是一种行不通的研究方法：“文字优劣，以推断版本形成时间的早晚，前几年很流行，许多研究得出某一结论，用的都是这种方法。……谁也不能以一己的优劣评判，让大众接受。所以，判定优劣来论版本形成的早晚，是行不通的。”[17] 我们认为，林冠夫先生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文字优劣与文字先后的确是两回事。文学作品演化的历史事实是复杂的，因此文字优劣与文字先后的关系也是复杂的。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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