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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也来个三连。补上普鲁士这一环，德国历史这个话题，就算讲完整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源，基本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普鲁士的观感。从一战到二战，德国都是战争的策源地。即便如此，大家也不能彻底否定整个德国和所有德国人。于是，普鲁士就成了最终清算对象：这家伙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  英国人只是说说，而苏联人则身体力行。进军的德国的时候，苏联红军的一个明确任务，就是铲除普鲁士的历史记忆。所以，不仅普鲁士境内的古老庄园要被毁掉，就连贵族世家的祖坟也要铲平。其中，还包括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祖坟。 但是，苏联人觉得还不彻底。 二战后，苏联要求德国必须把普鲁士首任国王的加冕地，即哥尼斯堡，划给苏联。在彻底改造后，哥尼斯堡变成了一个纯俄罗斯城市，即加里宁格勒。这个哥尼斯堡还是大哲学家康德的故乡。但现在，它已经不属于德国。 欧洲人在感情上恨死了普鲁士，苏联人在行动上清算了普鲁士。杀人不过头点地。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悲惨命运总该有个终点了吧？ 并没有。 1947年，苏联和西方世界联起手来，共同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 自此之后，世界再无普鲁士。 那么，对于普鲁士，德国人又是什么观感呢？ 普鲁士与德国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于战国以后的秦国与天下的关系。秦国统一了天下，但天下人都恨秦国、也恨秦人。于是，秦国灭得最彻底。后世关于秦国和秦朝的批评，也最激烈。 普鲁士在德国就是这个待遇。 简单说，不仅欧洲人、苏联人对普鲁士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德国人自己对普鲁士同样视如仇雠。甚至，这种感情基调还是穿越时间维度的存在。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就特别不喜欢普鲁士。战后德国成长起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直接把普鲁士等同为军国主义，认为普鲁士与希特勒一脉相承。 那么，是不是因为德国人输掉了二战，所以才把罪责和怨恨推给了普鲁士？ 实际上，在一战及以前，普鲁士的人设就不怎么样。 《他们已不再变老》这部纪录片，以众多英国士兵的口吻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值得玩味。 在见到德国战俘之后，英国士兵说，“很多德国军人其实并不坏，非常友好”。  这是一种不带成见的客观评价，但接下来的口风就变了。 “事实上，其中一些巴伐利亚人是非常正派的人”，“巴伐利亚人和萨克逊人，他们是德国人中比较文明的，可能因为有英国血统吧”。 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很友好，而是巴伐利亚人和德国的撒克逊人很友好。那么，普鲁士人呢？ “之前，有个德国伤员，应该是巴伐利亚人，我们（英国士兵）对他很好，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他甚至也开始咒骂普鲁士人”。 不仅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而且连德国俘虏也跟着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了。 “我们前方遇到（德国的）撒克逊人，甚至会提醒我们，要跟他们换防的是普鲁士人。他们憎恨普鲁士人。普鲁士人就是一群残忍的混蛋”。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战战场上的德国士兵未必恨英国人，却特别恨普鲁士人。 所以，对于普鲁士的恨，是不分地域的。而且，还是穿越时间的，现在是这样、以前是这样；二战后是这样，二战前是这样。 但正如“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一样，现代德国的统一框架和底层精神，恰恰源自普鲁士。从德国自身的历史来说，普鲁士必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普鲁士实现了德国统一。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你只能说那是一个德意志地区，而不能说是统一的国家。正是因为普鲁士崛起了，德国才实现了统一。是普鲁士人统一了德国，建立了现代德国。有了这个历史事实做背书，普鲁士的地位就不能被忽视，也无法被撼动。这就如秦国和秦朝不能被忽视一样：大一统加中央集权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政治早熟、建立了“现代”国家。这个历史路径是从秦朝开始的，而不是从汉开始，更不是从周开始。  其次，普鲁士奠定了德国的底层精神。今天我们对德国人的总体印象，即德国的民族性，比如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这些都源自普鲁士，而不是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南德地区。一盘散沙加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更不会涌现出这些东西。正是因为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才把自己的这些特质变成了德国的特质。 所以，追溯德国特质的形成，一定要从普鲁士身上寻找答案。 普鲁士的源头，不是某个部落，也不是某个贵族，更不是某个地区，而是条顿骑士团。这是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军事组织的纪律性，天然成为这伙人的精神气质。 同时，条顿骑士团，还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所以，宗教对它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当时，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十字军东征。这是来自罗马教会的呼召：你们要向东殖民，去征服和改造异教徒。条顿骑士团，自当义不容辞。 正是在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条顿骑士团从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发展成一个统治1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万人口的准国家组织。在诸侯林立的欧洲，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体量。 但这时候，条顿骑士团还听命于罗马教会。 随即，马丁·路德掀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的骑士团大团长，亲自去拜见了马丁·路德。在路德的建议下，骑士团改为世俗国家，正式与罗马教会决裂，建立了普鲁士公国。 之后，普鲁士成为新教在东北欧地区的桥头堡。新教在这个地区的第一场布道，就选在了普鲁士的哥尼斯堡。  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两个底层精神来源，也就出现了：一个是骑士团，一个是新教。骑士团的纪律、苦行、协作和尚武，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彻底性，共同注入到了普鲁士的民族特质之中。 而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普鲁士越来越远离欧洲的文明中心罗马，而越来越接近斯拉夫文化圈。所以，远征的艰苦和征战，斯拉夫人的坚忍和服从，又对普鲁士进行了一种“深入灵魂”的改造。 骑士团、新教、远征和斯拉夫，以及远离罗马，等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你不能说普鲁士是罗马的，因为它远离罗马；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传统的，因为它改信新教；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世俗的，因为它来自骑士团；甚至，你都很难说它是德意志的，因为它的发展历程独树一帜。 歧视源自选择，选择源自不同。一个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也就难免遭遇各种歧视和非议了。 而接下来，普鲁士还要继续与众不同。 近代欧洲之所以崛起，一是因为资本主义，二是因为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砸破了封建枷锁；理性主义砸破了宗教牢笼。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不是这样。具体而言，普鲁士崛起主要有两个可见的支点，和一个贯穿其中的逻辑。 第一个支点：官僚制。 从理性主义生长出了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配就是官僚制。权可认为这是欧洲现代化的一般路径。 这里所谓的官僚制，你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的官僚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所说，“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 普鲁士建立官僚制的过程，更接近于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 三十年战争打完之后，继位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立即着手建立国家常备军。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建立常备军？ 因为竞争激烈。 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的军队把德意志当成了主战场，在这里反复冲杀。后期，外国军队开进普鲁士的时候，首先遭遇的不是敌人，而是饥饿。因为普鲁士已经俨然被动“坚壁清野”了，很多地方被杀成了无人区。  所以，为了生存，普鲁士必须建立常备军。接下来就是一条类似于秦国变法的连锁反应：为了养活常备军，就要收税；为了收税，就要建立官僚制。于是，一个专业化、高效率的官僚体系就在普鲁士诞生了。 我们一般认为德国人的效率高，实际上不是德国的人效率高，而是德国的国家效率高。而德国的国家之所以效率高，就是因为官僚制。有了专业化、体系化的官僚制，你才能效率高，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从秦战国到秦朝，也是同样的逻辑链条：因为竞争激烈，所以要整军备战；因为要整军备战，所以要集中资源；因为要集中资源，所以要革新国家组织模式。而革新的国家组织模式，就是官僚制。 同时，普鲁士的一些做法，完全就是秦政秦制翻版。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开运河、修桥梁；比如搞统一币制，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这与始皇帝驰道天下、统一度量衡如出一辙。秦朝对农业生产高度干涉，甚至播多少种子都要规定到法令中。而普鲁士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则强令全国百姓吃土豆、种土豆。为了保护水土、促进农业，普鲁士规定农民在结婚之前必须种满12棵树。这种精细化的官僚操作，你在传统欧洲，甚至近代欧洲，都很难找到类比的对象，却都可以拿来与秦国类比。 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崛起路径，应该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觉醒，然后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社会运动，最后逐渐实现了现代化。而国家仅仅负责完成最后一环。英国和美国就是这套标准流程。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国家是监护人、国家是推动者、国家是组织者。自上而下，就是普鲁士的发展特征。 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完全是普鲁士模式在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广泛溢出。而最高效率的溢出方式，就是战争。民族主义成形于法国。拿破仑打遍欧洲之后，民族主义就溢出到了整个欧洲大陆。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普鲁士和德国的统一。所以，理解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普鲁士军队。 第二个支点：普鲁士的军队。 “其他的国家是拥有一支军队，但普鲁士却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但是，法国有拿破仑的军事政变，英国有克伦威尔的军事革命。然而，普鲁士的军队，却从未发动过政变和革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普鲁士的军队，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为军国主义。 军队在普鲁士的地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军队要么走在国家的前面，成为改革的急先锋；要么走在国家的后面，成为保守的反对派。 普鲁士的军队属于前者。 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建立普鲁士的国家常备军。于是，有了官僚制的连锁反应，即：为了养兵，必须收税；为了收税，必须用官。 但官僚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结构转型，所以这个连锁反应缺少了重要一环，即：普鲁士怎么搞定反对派？怎么才能把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官僚手中？ 实际上，这就是政治集权的问题。在秦战国，主要是通过商鞅变法实现的。而在普鲁士，则主要是通过军队来实现的。 因为三十年战争打得实在太惨，还因为普鲁士处于四战之地，所以必须打造统一的国家军队。这是基本共识。但军队建立起来之后，应该由谁指挥？如果由贵族来指挥，那还不如不没有。所以，军队要由君主来指挥。到这一步，还是商鞅变法的套路。 但是，接下来则出现了分叉：政府官僚制、军队尚首功，然后干废贵族，这是秦战国的路子；而普鲁士则是让贵族加入军队，担任军官和君主的侍从。贵族被普鲁士的军队吸收了。所以，普鲁士的军队成了国王和贵族间的联系纽带。 军队在普鲁士很重要，但普鲁士的军队为什么能打？ 军队优先，一直是普鲁士的国家传统。脉络之下还有脉络、地基之下还有地基。而普鲁士最深的脉络和最底的地基，恰是条顿骑士团这个军事组织。所以，军队优先也就不奇怪了。这个路径依赖一旦确定，普鲁士军队就只能越来越重要，直至被打造成欧洲的样板军队。 制度再先进，也要靠人来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跟那个大选侯同名，但不是一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鲁士是个奇葩，“士兵国王”则是奇葩中的奇葩。 “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完全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而这种吝啬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忧虑这个吝啬孩子将来会怎么当国王。果不其然，当了国王之后，这家伙堪称吝啬到变态：各种排场花费一律砍掉、全国财政亲自审查。在花钱这件事上，“士兵国王”要多认真有多认真。 但唯一例外的就是军队。 对于军队，“士兵国王”不仅肯花钱，而且花大钱。就是在他当国王期间，普鲁士的军队从3.8万人扩张到8万人。在当时，普鲁士的总人口在欧洲排在第十三，而军队数量却能排进前五。如此规模的军队匹配如此体量的国家，必然导致畸形的财政安排。普鲁士的年财政收入是700多万银币，却竟有600万花在军队上。所以说普鲁士是军队拥有国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接下来是腓特烈大帝，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技能和军队的精神。军事演习，就是腓特烈大帝率先开创的。通过平时的军事演习，普鲁士军队不断磨练军事技能，提高了战术水平，脱胎为欧洲的样板军队。同时，腓特烈大帝还把普鲁士的国家主义注入到了普鲁士军队，强调军队不是为国王打仗，而是为国家打仗。  真正检验普鲁士军队的，当然是战争。七年战争期间，作为英国的同盟，普鲁士独自面对法、俄、奥三大强国。普鲁士的人口是500万，法、俄、奥的人口是8000万。但就是在这种悬殊对比的情况下，普鲁士硬是扛到了最后。 除了腓特烈大帝的明智指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普鲁士拥有一支堪称欧洲样板的军队。普鲁士的军队，成就了腓特烈大帝的威名。 但是，1806年，普鲁士遭遇了真正的劲敌。这个劲敌就是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的样板军队一败涂地。战败之后，领土被割走一半，军队由20多万人裁减到4万2千人，而且还要赔款一亿两千万法郎。 但60余年后，普鲁士的军队一雪前耻，六个礼拜就将法国打到投降。而且，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强大的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普鲁士是怎么重新崛起的？ 一个逻辑：自上而下。 从普鲁士的官僚制到普鲁士的军队，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运作特征。那就是普鲁士一直不断创新、不断改革，而创新和改革的方式一直是自上而下。 英国、美国，甚至法国，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化方式，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普鲁士是自上而下，也就是国家主导、国家推动。 耶拿会战后，普鲁士痛定思痛，立即着手分析原因、实施改革。 普鲁士军队的战败原因，不是自己太差，而是对手太强。但对手的这种强，不是质量和数量的强，而是结构的强。样板军队的普鲁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排队枪毙”的线式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队能够组成密集队形，然后一枪不发地压向敌人，在接近敌人后按照命令统一开枪。这是普鲁士的优势，却在耶拿会战中成了劣势。 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三板斧。可能未必管用，但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则把炮兵运用发挥到了极致。（PS：法国的炮兵学的是普鲁士，但进行了重新编组，能够灵活在战场上移动，能够有效支援步兵）所以，密集队形的普鲁士军队一旦遭遇法国炮兵，就是一场灾难。  同时，拿破仑创造了师一级的军事单位。师这一级，不仅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能够更为灵活的独立部署。这时候，法国军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师组成的模块，排兵布阵成了拼图游戏。而普鲁士的军队结构，却仍然是几十、上百个营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大兵团。在战场上，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也就立见分晓了。 此外，法国主要是革命军队，训练时间短、士兵不专业。所以，法国直接放弃了密集队形的“排队枪毙”，而是组成了各种小而灵的作战队形，横队、纵队、散兵应有尽有。在配合上炮兵以及师一级的战争模块，法国打普鲁士，就成了高维打低维。 但是，这些原因属于后视之明。当时的普鲁士未必能够找到。普鲁士只能看到海面上的冰山，所以改革只能从看得到的地方着手，诸如成立统一的陆军部、开放军官团以及设立军校等等。 但是，这些改革统统没用。因为根本就没有落地。但是有一点改革却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拿破仑的军队怎么干，普鲁士的军队就怎么改。 1813年莱比锡会战中，打头阵的普鲁士的军队就是按照法国军队的方式，再一次迎战拿破仑。战后，甚至连拿破仑都说：“这帮畜牲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 但是，普鲁士学到的，还不止如此。拿破仑首创了师一级军事单位，而普鲁士则首创了参谋部的指挥幕僚机构。 大兵团作战，往往依赖将军的聪明睿智。所以，才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说。但是，一个人再怎么睿智，也无法如臂使指地指挥庞大规模的军队。军队超过一定规模，将军不仅点不过来，而且也指挥不过来。比如莱比锡会战中，法国军队有18万人，但有一半以上的军队没被指挥到，也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只有专业化的军事幕僚组织，即参谋部，才能指挥得动大兵团。 此外，还有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创新。在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定的前提下，军队只能在不确定性中适应战争，而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所以，虽然德国在一战和二战都战败了，但德国军队的战术从不落伍，甚至一直超前。这就是军事思想的作用。 自上而下的逻辑，一直主导着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和创新。同时，自上而下的逻辑，也主导了普鲁士的国家改革和发展。 1806年以后，普鲁士着手实施了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包括解放农民、城市改革、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普鲁士就获得了再次崛起。通过改革，普鲁士的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基层，行政管理能力再一次升级。 1870年，普鲁士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竟然实现了帝国再造，建立了一个足以改变欧洲格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德国人、欧洲人，甚至苏联人，为什么都恨普鲁士呢？ 没必要寻找其他解释。与众不同，就会招人恨。普鲁士的独特发展路径、行为方式以及外在表现，使它成了欧洲的一朵奇葩。普鲁士跟谁都不一样。挨骂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最招人恨的，可能还不是普鲁士，应该是法国。因为法国把自家国王都给杀了，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奇葩而是变态。所以，几乎全部的欧洲王国，不仅恨法国，而且怕法国。一战以后，比德国更招人恨的，是苏联。因为苏联比德国的普鲁士风格，更为与众不同。放到今天，也是一样。 普鲁士对德国很重要、对历史有影响，那普鲁士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轴。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的反面，就是轴。一战之前，德国只有一套作战方案，就是施里芬计划：无论跟谁打仗，都要先灭掉法国。连德皇威廉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就问我们能不能不打法国、先打俄国。但总参谋部的回话是我们只有一套作战方案。普鲁士和德国的军队不政变、不革命，也不造反。但是，它极为讲求专业化，打仗是军队的专业，所以皇帝也要靠边儿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轴。否则，德国先打俄国，法国未必插手，一战很可能不会打成世界大战。 再一个隐含其中的问题，就是负担。 历史提供了经验，但历史也提供了负担。越是历史深厚的国家，其所背负的行囊也就越是沉重。比如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时候，德国就把向东殖民当成了历史依据。向东殖民，实际成了一种历史的负担。 军队优先也是一种负担。两次世界大战都策源在德国，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英国人擅长搞外交，德国人擅长搞军事。遇到事情，英国人想的是：能不能谈判，而德国人想的是：能不能打赢。 而普鲁士最沉重的负担，则是国家主义。普鲁士能搞国家军队、能搞官僚制、能够坚持自上而下，都是因为国家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权重过大。好处是效率特别高，而坏处则是导致社会难以发挥缓冲作用。在关键时刻，更无法阻止国家犯错误。 德皇说打法国、总参谋部马上画策、军队立即动员，老百姓说啥也不好使，甚至议会也要靠边儿站。希特勒挞伐欧洲、侵略苏联，几乎是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换做是英国和美国，希特勒能搞成吗？ 功过是非也罢，普鲁士的影响都不能被忽视。虽然世界已无普鲁士，但理解德国却始终不能绕开普鲁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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