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知识来自文学

我们的历史知识来自文学

2019年4月21日，写了《艺术的“耻辱柱”》，为曹操、高俅、严嵩，说了些公道话。不要认为文学作品小说、戏曲里的人物形象就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有许多文人塑造的形象，只以历史上真实人物为发端，或者借一个名号，其他都是杜撰出来的。结果正史反被文学作品所掩盖。此外，《“莫须有”的疑问》《评议古代人物的双重标准》也阐述这样的观点。

《艺术的“耻辱柱”》里提到被明史列为六大奸臣之一的严嵩，有历史学者，对严嵩的评价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至于在书法上的造诣，在当时是没有什么人能超越的。据说他写下的“贡院”二字，乾隆因恶其名想替换之，赏求于群臣，结果无一中意，只好悻然作罢。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二字里领略严嵩书法的风采和魅力。可是透过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有人说“严嵩一个人撑起了戏曲反派的半壁江山”。《呜风记》《飞丸记》、《玉丸记》、《海公案》、《明史演义》、 《绿野仙踪》、《一捧雪》、《打严嵩》……都把严嵩塑造成大奸臣，如果开展民间调查，认为他是“坏人”的会超过90%（排除根本不知道的）。

其实，我辈耄耋老人（除了专门研究人员），即使还算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知道分子”，真正从学校里学过薄薄的几册《历史》课本，知道所谓历史脉络是改朝换代的线索（大概就是《三字经》水平），以及概念化的对人和事的标签化分类结论。活的“历史”是从演义小说、评话弹词、戏曲剧本、通俗故事、民间传说中获得的，编撰、记录、演绎、创作、复述这些“文学”作品，都带着个人的好恶，倾向性情绪。于是无论课本还是故事，灌输给我们的“历史”都有主观的选择，都有造假的成分。

 

慢慢地，我对文学作品里的“历史”就不那么相信了。就比如“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

实际是曹操率二十万众顺江而下。孙权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共计3万精锐水军，联合屯驻樊口的刘备军一起溯长江西进，与曹军相遇在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染疾病，初一交战，曹军败退，暂驻军于乌林地带，周瑜等人在南岸，双方隔江对峙。周瑜采用部将黄盖的火攻之计，命其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又下令将剩余的曹军舟船都予以烧毁，然后撤退，又因为士卒饥疫而死者大半。

可见此战抗曹主力是周瑜，诸葛亮并无起什么作用。《三国演义》搞得神神叨叨，歪曲了历史真相，恐怕国人知道真相的寥寥！

 

即使近代史的故事也不可信。记得上海话剧团排演过《甲午海战》，其中一段丁是娥（扮演金堂娘）演唱的《祭海》脍炙人口。在当年极左的环境下，金堂娘是群众的代表，是要开战，与日寇抗争到底的代表，是邓世昌奋力抗日、英勇牺牲的力量源泉。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为代表的爱国官兵和威海百姓，两次请战均遭朝廷拒绝。这有悖于历史的真实。其实，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清王朝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长期存在的对日文化优势，蒙蔽了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的眼睛，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崛起，逐渐显露出来的不轨野心，毫无清醒认识，清朝朝野弥漫的是显示天朝神威，“好好教训一下日本”的声音。甲午海战正是清政府盲目开战造成的恶果。

新排练演出的沪剧《邓世昌》，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来反思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谈到新编沪剧《邓世昌》说，邓世昌作为一个军人，他很清楚当时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在北洋水师长期发不出军饷、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不赞成在这时打仗，但皇帝下令开战，邓世昌只能仓促上阵。“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与电影不同（沪剧《甲午海战》是按电影《甲午风云》改编的，其中人物丁汝昌、刘步蟾形象均不符合历史真实），电影是反过来的，皇帝说不要打，老百姓说一定要打，其实历史不是这样的。”

为了政治目的，篡改历史，捏造事实，用文学的感染性误导人们，很多场合，我们被骗了。

 

昨天无意中读到一段文字：说到明朝第六位奸臣内阁首辅马士英以及他推荐的阮大铖，阮大铖曾因争吏科都给事中与东林党大佬交恶，投魏忠贤门下，在崇祯朝以“附逆”罪去职。这两人在《桃花扇》里都是大大的坏人。

对于东林党，我们读过《五人墓碑记》，自然对文人的气节、对义士们的壮举，充满敬意；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痛恨万分，认为明朝的灭亡肯定坏在魏忠贤身上。

然而，令人惊奇的介绍是：

魏忠贤是太监头子、阉党的头领，魏忠贤的政治势力背景是皇帝，阉党并不都是由太监组成的，也有当朝大员。在魏忠贤当权的时期，千方百计帮皇帝捞钱，当然这其中他自己也能捞到不少好处。但是他重点利用矿监，税吏，通过向有钱人征收商税，海外贸易税，使得明朝的财政在天启年间出现了好转。他的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且并没有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有钱之后，大明朝的军队也就有了战斗力。在对付满清的战争中，由于军饷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大明军队开始变的能打仗了。在和满清的战斗中，明军的胜率开始提高。

有人说魏忠贤如果不死，明朝不至于灭亡，虽然有些夸张，细品，发现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东林党这些君子们一脸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可是他们做过什么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嘛？

当东林党上台之后，他们一句不与民（并不是普通民众）争利，明朝政府再次变成了入不敷出的状态。大地主大商人身上的压力骤轻。国家没有钱，但是国家还得打仗，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加派税收。这样一来，原本还能活下去的升斗小民，再也没办法糊弄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成为起义军中的一员。可以说，东林党人是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起义军大佬的地下支持者。

之所以每一次起义军大败之后，他们都能够迅速的崛起，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好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得不加入起义军的队伍。

在民族气节上，阉党分子似乎也比东林党做得更好。阉党马士英一直被作为奸臣骂了几百年，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当福王覆灭之后，这位马大奸臣碾转各地，组织抗清，最后壮烈殉国。

而东林领袖钱谦益，竟然因为水太凉而不敢以身殉国，竟然不如一个江南名妓柳如是，这位柳大美女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的大文豪竟然是这么一个怂货。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东林党人的“爱国”成色。

之所以东林党人能有这么好的口碑，主要在于他们都是一些名士，控制了当时的舆论，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他们没有少干。其实说起实在的，他们对于大明帝国的贡献，远远不如被他们看不起的那些阉党。当然我不能单凭一些资料，全面了解那段复杂的历史，至少不信人家通过文学作品给我的“好人”、“坏人”，两分法标签式结论。旧的戏曲舞台，新的影视屏幕，随他“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他登场”，只能当做娱乐，切不能依它来臧否人物，追踪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