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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家仇此恨绵绵，现将李天倪生平略述如下，也可供研究近现代史者参考。惟事隔年代久远，虽属亲闻目睹，难免挂一漏万，为着存真求实，尚希老一辈的社会贤达深知详情者，赐予补充指正。
李天倪（1891—1937），又名慰施、曼公、逸虎，滕县张汪镇五所楼人，家有土地千余亩。青年时期，在兖州、济南求学，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参加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后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为推翻满清，在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指导下，曾组织同志三十余人，以暴力手段，迫使山东省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提出山东省独立与清廷断绝关系。据堂兄李乾九来信回忆说：“三叔（指李天倪）参加同盟会，组织了同志卅余人，先把自己的辫子剪掉，并于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手持武器，闯入山东巡抚衙门用剪刀把巡抚孙宝琦的辫子剪掉，又将他的官服和大门上挂的龙旗统统撕去，换上中华民国大旗。”事后孙宝琦派兵到处捉拿革命党人，当时受害者不计其数，虽然这次革命未获成功，却给反动统治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李天倪的儿子十余岁时，有一天翻看父亲的一卷照片，有张照片非常吓人，只见一个死人，身上长满了毛，面部肿胀且腐烂。问母亲这张相片是谁，母亲说，死者叫丁健三，是当时革命党的一位基层领导人，你父亲的好朋友、好同志。推翻满清后，袁世凯又要称帝，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在北京大肆逮捕杀害。丁健三约李天倪到他家（山东同乡会）去研讨讨袁对策，李天倪到了丁家，只见大门被查封，封条上的浆糊未干，门前尚有血迹。李天倪见此情景也不敢回家，遂乘火车逃往大连，这才免遭毒手。这时与组织上也失去了联系。一天突然来了两名日本浪人找李天倪询问，问他是否是革命党人，并说如果是逃避来的革命党人，他们可以保护（当时大连市区大部分由日本人管辖），李天倪不敢承认。后来见他们没有恶意，就跟随他们去了。不久，袁世凯称帝未遂而倒台。为弄清丁健三被害的情况，两个日本浪人陪李天倪来到北京，才了解丁健三被袁世凯暗害的经过。丁被捕后，遭严刑拷问，被吊在一个杆子上，后脊背上挖了个窟窿，浇入煤油，用火点燃，活活地烧死（叫点天灯）。李天倪为着给先烈留下纪念和惨遭杀害的罪证，由两位日本人帮助，挖出了遗体，并拍这张照片，想保存下来激励后人。可惜的是，这张重要文物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家人（李妻系民革成员）遭到迫害时，才被毁灭了。 李天倪历任国民党职务期间，深感国是日非，军阀连年混战政治腐败，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祚危殆，人心惶恐，觉悟到培育人才，才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当务之急。于是毅然将祖遗田地三十四亩捐献出来，1925年在家乡五所楼创办了一所小学。
滕州市张汪镇五所楼村，东南与薛城区接壤，西南与微山县相邻，位于滕州、微山、薛城三县市交界处，总人口达三千余，是滕南一带有名的大村庄。“懋榛”是本村老弟兄七个远近闻名的大富豪（号称七大门）老三李化西之别名。他博学多才，秀才及第，故有“三秀才”之美称。他虽系富豪，却不以物喜、不依权贵，在我村邻一方，素有美誉。因平生无子，嗣子李天倪。李天倪是“七大门”老五李化宣三子，过继其三叔李化西（懋榛公）为嗣子。
由于李天倪曾一再反对军阀割据，响应北伐，遭到当时驻山东军阀张宗昌极端仇视，并下令通缉，李天倪只得逃往河南，幸免于难。可是当时，济南家中被抄，滕县懋榛小学被毁。直到1928年北伐取得胜利后，他才回家乡，重新整顿学校，又从多方面劝募款项，购置校具，于次年正式开课。由李天倪任董事长。当时建校伊始，李天倪对于师资是慎重考虑的，遴选思想进步、品德兼优的充任，学校十余名教师，均系滕南一带思想进步、博学多才的知名人士。如中选的校长李季民（系“七大门”老七李化之的儿子，中共党员，已故），李文府（又名李焕壁，系中共党员，现住本市南门新桥街居民楼二楼三号），语文教师李叔铭（1931年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泗北战斗中牺牲，省市烈士录皆有记载）。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孙仲起老师，于1934年至1935年期间，李天倪聘请他为自己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之后李天倪把他送到滕县懋榛小学任教。解放以后，才知道孙老师是济南师范的学生，当时韩复榘认定他是共产党员，要逮捕他，是李天倪把他隐蔽在家中。后来因难于掩护，才将他转移到滕县懋榛小学任教。全国解放后，他曾任湖南省第一任教育厅长，于1956年还来济南李家看望李天倪的家人。总之，懋榛小学自创办以来，一直是宗旨正确、师资先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祖国东北大片土地沦丧，人民抗日救亡的吼声直冲云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声音，也充满了懋榛小学的课堂、校内，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逐渐形成和发展，懋榛小学成为滕县早期共产党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场所，确实培育了大批的革命骨干，如在交通界离休休养的钟鹏飞（原名钟文芝），济宁地区公安处长的李佩林，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广立等。此外还有不少参加革命斗争而牺牲的。因此懋榛小学在过去誉满邹鲁，桃李遍及山东。经过4年的教学，建校舍十九间，分一至四年级。懋榛小学的发展和影响越来越大，学田的收入已不能支撑生源的增加和费用支出。于是，李天倪又发起募捐，前后募集资金6000余元，其中拿出2700元建校舍，剩下的作为办学基金。在办学的过程中，李天倪先后献捐4000多元。李天倪精诚办学的精神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何思源（1896—1982） 
陈名豫（1882—1966） 1933年6月，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撰文，时任国民政府参事的陈名豫（滕县城郊乡七里沟村人）书丹，于懋榛小学校前立石碑两通，一通是建校经过的“纪念碑”，一通是捐献人姓名的“功德碑”。（如今功德碑碑文已模糊不清，纪念碑文革时期被面朝下放置，才幸免于难，完整地保存下来。）
滕地毗连邹鲁，渥被先泽，邑人士类皆重道义、轻资财，公而忘私，其风夙著。正当国忧家难不遑宁息，犹能举先哲兼善乐育之旨，发挥而广大之，以导扬风教，惠迪童蒙。如李君天倪者，尤足称焉。君精研法学，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之余，深以培养国本为务。先是，君之胞伯懋榛公殁，无子以奉，生父潘公命暨族人议，承嗣遗产百余亩。除留赡弱稚，并资助贫乏，尚外余田三十四亩，悉捐作学田，创立斯校。即以懋榛公之字名之，曰懋榛小学，所以奉尊显也。民国十四年秋，方将部署开学，乃为鲁督张逆宗昌所惎，遭名捕。君微服出走。校具半为逆兵损毁。迨十七年夏北伐成功，君始归里，重整旧基，正式开课，日新月异，校誉寖隆。四年之间，蔚成学薮，顾学田所入已不敷用，校舍亦狭不能容。君复多方劝募，前后所得款六千余元。乃以二千七百元建筑校舍，四千储作基金。于是，广厦连甍，藏修裕如，厚资蕃息，膏火罔缺。校基既固，发达存续有攸赖矣。夫以私财倡公益已为常人所难能，况当只身远窜，八口流离，衣食无所取给。斯既中止办学，移其资以赡妻孥，亦必为世俗所曲谅。而君卒不为。迨校成募捐，将伯一呼，应者四起。此固诸君之好行其德，而未始非君之热忱有以感召之也。即谓斯校之成绩皆君精诚所铸造可也！君前后捐助校款并学田合计不下四千余金，尝谓：“教育事业须赖地方士绅之赞助。”使各地皆得如君者倡导其间，普及之效曷难致耶？负学务主责者可不急为表彰耶？兹勒名校庭，镌志捐款，诸君衔名，用彰公义。因书君办学始末，附刻于石，以示来兹云。
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初，张学周、李叔铭、王右池在五所楼懋榛小学秘密建立了中共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这便是滕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张学周任书记，李叔铭、王右池分别担任宣传和组织委员。同时于同年10月创办了《图存报》（此报为不定期油印小报，每期数百份，发放范围：东至山亭、羊庄；西至微山湖边；南至临城、沙沟；北至皇殿岗村一带，直到“七七事变”后才被迫停刊），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了很多共产党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懋榛小学停办，学校校舍也被本家族人居住。建国后，1950年在原校舍恢复办学，改称五所楼小学。1953年，滕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辛大兴到该校调研，按其建议又恢复为懋榛小学。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最辉煌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共三十多个班，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2010年，张汪镇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将懋榛小学撤销，原校舍整修后改为五所楼村幼儿园使用至今。其原址尚保存有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校舍一排七间，1933年所立功德碑、纪念碑各一通。2011年12月其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9月，文物部门启动实施了懋榛小学修缮保护工程，将其作为爱国教育基地。这既是对先烈的缅怀，也是对后人的激励吧！ 学校大门
 院内德育宣传牌
 院内树立的纪念碑
修缮后的学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上进逼中国，而且在经济上也力图控制中国，山东是他们侵略的重点。当年济南的当铺很多都是日本人开办的，尤其是商埠，日商当铺，如瑞丰当、吉来当、庆来当等，更是横行霸道。他们估价低、利息高，条件非常苛刻。为遏制日本当铺对济南市民的重利盘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裕国便民”为宗旨，打算在济南开办一家官办当铺“裕鲁当”。李天倪对这种爱国利民的商号十分赞成，于是在韩复榘的邀请下，便投资成为了裕鲁当的常务董事。 1932年6月16日，在济南按察司街，开办了山东最大的官办当铺“裕鲁当”，韩复榘亲笔题写了石匾。当铺资本为30万元，当期12个月，利息2分。裕鲁当的开业，无疑给当时横行于济南的日商当铺以巨大冲击，日本当商在济南的活动也因此受到了极大扼制。
1932年夏，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长沈鸿烈下令镶修微山湖湖东大堰。这条大堰底宽4米、顶宽2米，北起岗头、南到夏镇，长达30余里。由于滕县东高西低，河水西流入湖，加高湖堰不利湖东沿岸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加之修堰费用太大，湖东每亩地平均分摊二至三块银元，全由沿湖人民交纳。消息传来，沿湖三十多个村的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中共滕县特支分析了这一形势，决定由王临之、刘炳文因势利导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活动，刘炳文率领100多名地方绅士和农民代表，去济南山东省政府请愿。为了取得胜利，事前派人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参议员李天倪、省政府秘书杨士生等进行联系，并送去3000元作为活动经费，交给李天倪打通上层关系。
李天倪积极支持，大力配合，多方斡旋。待刘炳文率领请愿团到达省政府门前，传达人员说：“韩主席（指韩复榘）正在开会，你们在大门外等候。”他们等了很长时间，韩复榘才散会。韩的车队刚到门口，传达人员立即上前联系，韩复榘随即下车，问刘炳文等人：“你们来有什么事？”刘炳文回答：“我们是从滕县来的。因镶修湖堰费用太大，对湖东百姓有害无益，请韩主席明断。”边说边递上了呈子。韩复榘因为有所了解，没看呈子就说：“你们回去吧， 我叫建设厅停修就是了。”不久，省建设厅就下令中止了镶修湖堰工程。反镶修湖堰斗争取得了胜利，湖东人民免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当中李天倪功不可没。1930年代，中国出现严重的金融恐慌。先是银行、钱庄及工商企业大规模倒闭，进而演化为各行业经济的普遍萧条。其中尤以农村所受冲击为最大，可谓全面破败。1934年3月16日，李天倪在经过实际调查研究之后，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提高粮米价格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载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4月第11号），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兢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 附捐称是（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约斛斗担余），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李天倪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他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 李天倪曾先后担任过鲁豫清乡督办公署政治处处长，青岛特别市渔航总局局长，韩复榘的视察主任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国大代表，与孙科、蒋伯诚有密切联系。其兄李天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李天倪虽生在富贵之家，但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虽系国民党员，实为我党的同路人。他倾心爱国，坚定地站在抗战派一边。1937年“七七事变”时，李天倪任山东省政府参议。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掌握山东省军政大权，不惜丧权辱国，屈膝投降。曾一面暗派他的秘书长张绍堂与汉奸日寇在青岛谈判，一面准备带领他的部队撤退南下，放弃山东。当日寇侵占到德州时，韩复榘派了一个师长（孙桐萱）去德州抵挡一阵，也是想摸摸日寇的底。
这位师长出发之前，李天倪在济南《诚报》社设宴为他们壮行，该师长到达前线后，就带了一个团，夜袭日寇一个炮兵团，缴获大小炮七十二门。 该师长立即致电向韩复榘报捷，并要求增援，想把缴获的大炮运回。韩复榘收到电报后，既不给官兵鼓励，也不增援。他们坚持到次日天明，终因支持不住日寇的还击，放弃了辎重，退却到黄河待命。当时韩复榘并不采取措施，也不服从国民政府的调遣。此时，李天倪已经觉察了韩复榘的企图，多次在省参议会上响亮地提出，只有抗日救国才能够挽救民族危亡，妥协投降就要亡国亡家，哪还有个人利益？并在当时的济南《诚报》上以其子李果（现在台湾）的名字，发表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评论文章，义正词严地揭露了韩复榘“妥协投降、叛国投敌”的阴谋。因此引起了韩复榘对李天倪的仇视。
韩复榘所部的几个师长，曹福林、孙桐萱、展书堂、李汉章等与李天倪交往甚密。李天倪召集他们座谈，晓以“抗则存、退则亡”的抗战方针。一再重申保家卫国是军人天职，勉励他们坚持抗战，要与韩复榘彻底划清界线。正当他们观望徘徊，举棋不定之时，李天倪又将当时鲁省情况如实的向南京孙科、蒋伯诚作了详细的汇报，因此更遭到韩复榘的嫉恨。据时任济南商会会长和“裕鲁当”董事长的辛铸九（1880—1965）晚年讲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南下，11月抵达黄河北岸，济南岌岌可危。已成惊弓之鸟的韩复榘拔腿就跑，撤退前还采取“焦土抗战”，纵火焚毁了省政府（今珍珠泉大院）、劝业场、进德会、火车站，“裕鲁当”也葬身火海。辛铸九回忆说，焚毁“裕鲁当”的主谋是韩复榘的秘书长张绍堂、军法处长魏汉章，目的是掩盖他们窃掠当铺高档当品的罪行。纵火之前，当铺监事李新儒、董事长辛铸九、常务董事李天倪当面向韩复榘提出反对意见，韩答复，中央让“焦土抗战”。李新儒说，我们不是抗战而是“焦土”！这下触怒了韩复榘。李新儒当晚回泰安，次日晨，韩复榘电令泰安驻军将李新儒就地正法，所幸李新儒避居山里逃过一劫。辛铸九被韩复榘拘留一昼夜。
1937年12月被焚烧后的裕鲁当 阻止韩复榘弃城无望，眼看日寇逼近济南，李天倪当即回到滕县，筹备组织一支“鲁南民众抗日游击队”（由于李天倪在鲁南有一定的声望和号召力），当时宁阳煤矿警备队立即响应，准备拉到滕县山区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各县也纷纷响应。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殒，于1937年10月27日夜，突来暴徒十余人，闯入李天倪在滕县临时下榻住所，滕县西门里同仁钱庄，将其暗杀，时年46岁。卫士李登云同时遇难。
翌日滕县城内戒严，韩复榘派专人来滕假惺惺地吊唁，并通令“尽快缉拿凶手，为李参议报仇”。相隔四、五天，南京蒋伯诚亲到徐州，派人来与李天倪妻子相见说，蒋不便来山东，叫其妻子派一亲信人去徐州和蒋面谈。李天倪妻子因处理丧事，遂派堂侄李凤楼去徐州，见到蒋伯诚，带来了蒋的亲笔信。信中内容除安慰其妻子外，还说明暗杀李天倪的是韩复榘的特务队，刘跃庭部下的“剿共班”班长宋鸣时（共产党叛徒分子），并叫其妻子带领孩子们赶快离开山东免再遭韩的毒手，因此他们母子四人逃到峄县山区的亲戚家中，才幸存下来。韩复榘祸鲁七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为世人所共知，但他毕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于1938年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枪决，伏法前曾经国民党军委会特别法庭审讯，并供认李天倪是他派人暗杀的（当时该军事法庭庭长系鹿钟麟将军，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万彬闻评，2019.10.12 12:24:27，原题《山东滕州同盟会会员、党的同路人李天倪遭韩复榘暗杀》，作者李杲，滕州市张汪镇五所楼村人，李天倪先生次子，现在济南第一机床厂铸造分厂工作；2.简书，小兵战士，2021.06.13 20:34:21，原题《讲述家乡党史追寻革命踪迹——记红色摇篮滕州市张汪镇懋榛小学》，作者李兴寅，字凤柏，1940年生，滕州市张汪镇五所楼村人，中共党员，曾于1969年至1985年在五所楼村小学担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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