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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忧时近狂狷， 彩色照片为@书艺公社上色修复 壹 在一般印象中，晚清政治人物郑孝胥（1860—1938）似乎和“金石”并无密切关联，他未尝在此“道咸以后日益盛”[1]的学术领域留下著述，人们也很少从佳拓善本中看到他以题跋发表高见。不过，作为近世最负盛名的书家之一，郑孝胥确凿是“碑学”的拥趸，他一贯强调应由汉碑及南北朝碑中汲养，对汉隶的推崇无以复加，认为习学楷书和草书也必该借重隶书[2]；作为“同光体”诗家中最具成就和影响的代表，郑孝胥亦时常应请品题金石器物、碑帖墨拓之类，以诗人角色保持着和金石收藏家及学者的交往。值得提及的是，郑孝胥在书法方面终身奉行的最重要的主张和实践“隶楷相参”，最早就出现于他为《瘗鹤铭》拓本题写的诗中，所谓“君谟老眼有微言，指出隋贤参楷隶。隶楷相参转出奇，谁将此意试求之”[3]。从这些角度考量，郑孝胥并非绝缘于金石，虽未“深度介入”，毕竟“若离若即”，正像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86）建成濠堂之际自设答问：“壁间复何有？旧拓兼新诗”[4]，作为郑孝胥日常生活背景的“拓”和“诗”，两者间亦存在互动，而其各类金石题咏之作正是此一互动的终果与呈现。 据传存的拓本题跋原物来看，凡郑孝胥有所留迹，多数时候似乎仅见寥寥数字观款，且每写于不起眼处，这似乎和他自负矜傲的性格与形象不符。事实则是，若论以韵语咏赏，郑孝胥则绝不省啬笔墨，必得于同题诸家中出一头地，如他曾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应端方（1861—1911）之请，为其当岁新获之秦石铜权初拓本题诗，云： 开皇穿地证量器，隗状或作林者非。 匋斋尚书出所得，始信黄门不吾欺。 四钧为石云极数，先后二诏具刻辞。 辞意精严书亦称，典重气欲无鼎彝。 吾闻先王岁稽器，量衡律度殊等差。 地官司市禁伪饰，不中不粥市乃讥。 政行四方实赖此，季末杂乱风亦衰。 前隋后宋慕复古，悬式俄弛谁能持？ 今观此铸审且谨，明壹别白除歉疑。 轨物垂则圣有作，坊民正俗礼所宜。 儒生论秦轻诟病，对此使我增歔欷。 尚书忧时近狂狷，必采隅说容瑕疵。 会稽刻石彼犹取，昆山可作真吾师。[5] 此本所拓铜权为吴大澂旧藏，为秦权中体量最大者，端方初赴湖广总督任时得之，视若拱璧，不仅特摄“陶斋评权图”照片以酬僚属同好，更命人拓出征题。郑孝胥所写长诗，位置最近铭文墨拓，用笔也最沉厚，即远视亦跃然入目，所言“今观此铸审且谨，明壹别白除歉疑。轨物垂则圣有作，坊民正俗礼所宜”等句，似首肯秦权乃至秦制足以述礼乐而兴王道，但此念颇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主流立场相左。“儒生论秦轻诟病，对此使我增歔欷”显示出郑孝胥自感不见容于俗论，叹息伤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他矜倨不群的本性，而其诗寄意幽远，也确与一般金石家体物考实的题跋异调。二十四年之后，这份拓本辗转流入宝熙（1871—1942）府中，郑孝胥再度应嘱以隶书题端，此时他已去伪满“国务总理”职，犹力售其“王道”之说，终难免落得举国讥唾的下场，反观前题诗句，直若谶语。 《海藏楼诗》题咏金石之什，绝少涉及商周彝器、嬴秦权量，盖郑孝胥对此原无精诣，正合藏拙，上引品题权拓者实属稀见，当然，郑孝胥也确实绕开了秦权有关“金石学”的话题，专在“史”、“政”层面发挥敷衍。至于他有关汉唐宋明古刻、拓本碑帖及金石图籍的诗作，亦多叙史而兼论艺，如《题济宁李一山所藏唐拓武梁祠画像》（1917），自篇首“唐拓旧传李氏本，荆川父子留私篆”直至“猨叟赋诗石洲继，道光季年事非远”，一十八句皆述拓本递传之序，后则感慨“余烬居然脱兵燹”、“时士续咏见盛晚”[6]；又如为徐乃昌题《常丑奴墓志》绝句三首（1916），先溯藏本来源、言其珍罕可宝，复用叶昌炽“如丝如铁笔飞空”成句，自证“隋石风规故不同”之论，谓其“莫与前贤论南派，晋唐小楷在胸中”[7]。应予注意的是，郑孝胥在这类诗中，有意无意之间多蕴之感伤——古物经眼，遐思前尘，不免兴怀，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自其题咏金石诸篇观之，此种情绪却是极为普遍的存在，即使赏观泰西石雕，犹不禁“愁君独居意难止”[8]，本文举以数例，欲略辨作法、稍明本事，意在析论其托兴之旨与情志所寄。 贰 民元后出任四川宣慰使的刘体乾（1873—1940），曾因特殊机缘先后获得杨继震、张度、李希圣及陈树华、陈庆镛等旧藏宋拓《蜀石经》数本，宝爱特甚，遂以之名书斋，遍请当时名家绘写《蜀石经斋图》，并向吟坛朋好征咏。民国八年（1919）春，郑孝胥应请[9]为其题写了一首七古： 蜀经五册在一几，刘氏名斋诚可喜。 世乱谁藏宝阙文，影刻流传殊易耳。 雍都九经想遗范，注本更非开成比。 广政书成皇祐年，天水既亡石旋毁。 国朝黄陈获残拓，毛诗左传闻远迩。 樊榭谢山赏赋诗，辛楣得观已暮齿。 二册当时名最盛，傥令剑合尤为美。 健之健者盍求之，不朽盛业在斯矣。[10] 诗名《为刘健之题蜀石经斋图》，健之是刘体乾的表字，其父刘秉璋曾任四川总督，父子二人先后督蜀，一时称美；体乾与幺弟体智（1879—1962）又皆长于金石碑版之学，庐江刘氏不但庋藏甲骨铜器冠甲海内，亦且热心图籍刊刻，是近代以来文化影响力极为深远的家族。《蜀石经》于五代后蜀广政初年由毋昭裔创议主持刻立，故也称《广政石经》，刘氏藏本中《左传》《谷梁》三卷卷首钤“东宫书府”朱迹，知由内府所出[11]，珍罕不言而喻。 郑孝胥此诗名为题刘氏请人所绘书斋图，其时为作《蜀石经斋图》者甚多，如何维朴、金蓉镜、林纾、陆恢、吴昌硕、汤涤、赵云壑等，皆当世大匠，郑诗题咏对象究竟出乎谁手，其实本不重要，诗以题画为缘由，是要叙评蜀石经故实及拓本鉴藏诸事。石经之刻，始于熹平，嗣有魏之正始、唐之开成，“雍都九经”所指正是唐代开成石经。以往多称蜀石经据唐石经刊刻而成[12]，实际颇有不同，历代七次刻经之中，唯蜀石经兼刻注文以附经，故“注本更非开成比”一句评价甚恰，所述正是蜀石经特点和优胜之处，而“想遗范”三字既明言蜀刻石经渊源有自，又未认同其全据唐刻石经而来，不偏不倚，十分巧妙。 诗谓“广政书成皇祐年”，也属史实：广政年间刻《左传》至十七卷时中断，其十八至三十卷及《公羊》《谷梁》直到北宋皇祐元年（1049)，始由成都府尹田况补刻完全，可惜的是，这些石经悉数毁于宋元之际兵燹，诗中因含“天水既亡石旋毁”之恨。及至清代，金石学者黄树穀、陈宗彝等各藏久已不传的蜀石经《毛诗》《左传》残本，厉鹗（樊榭）、全祖望（谢山）等曾获观瞻[13]，钱大昕（辛楣）则有题跋纪之[14]。刘体乾辑藏诸本蜀石经，《毛诗》尚缺，不可谓不是一大遗憾，因此郑孝胥希望当时“闻远迩”“名最盛”的“二册”“剑合”，鼓励刘氏再振余勇，成就聚藏、校勘、辑印全种蜀石经的“不朽盛业”。 元明以来，蜀石经传本至稀，郑孝胥眼中的“国朝”学者能偶获“残碣”已是奇缘，时至民国欲求其全，更是谈何容易。石经“遗范”令人憧憬，“天水既亡石旋毁”的现实引人喟叹，郑孝胥明知要成就这“盛业”不啻摘星拢云，仍愿积极存抱一理想，此种情怀遂令是作与当时同题其他诗词别判高下。郑孝胥为石经拓本作诗题咏，此前尚有《题刘聚卿汴学二体石经》之例，云： 汴学经久亡，残石定有几。 山夫记五碑，为数疑不止。 彭冯杨所藏，著录仅《周礼》。 汴中新出土，《中庸》益可喜。 薄家见四册，犹未及丁氏。 九经得其七，三百数十纸。 竟为聚卿得，默相有神鬼。 聚卿负侠气，好古力尤伟。 罗君劝摹刻，辄以翁孙比。 此议诚大佳，我意欲稍俟。 祥符陈留间，猨叟所亲履。 已云多湮匿，顾朱语非是。 安知开封学，石板果尽毁。 士夫常漏略，碑贾或可恃。 及今力搜索，奇秘傥再启。 石斋断碑砚，珍重已如彼。 得石加护持，摹刻安可拟？ 天惊石破事，亦在人为耳。 却嗟章杨辈，素号精篆体。 蜀经皆题名，此刻胡不尔？ 古人重经学，视书特小技。 用意极尊严，谁欤会微恉？ 老夫丁世乱，睹此空掩涕。 儿时真隔生，背经泻瓶水。[15] 按聚卿即藏书、刻书名家刘世珩（1874—1926）。《二体石经》始刊于北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16]，经文以篆、真二体书写，故名。诗中所言“彭冯杨”及“丁氏”，分指彭元瑞、冯登府、杨继震和丁晏，刘世珩所得石经拓本“三百数十纸”即源自丁氏。丁晏曾撰《北宋汴学篆隶二体石经记》，具言本朝前辈多未及见石经原刻与拓本，顾炎武《石经考》仅列其目而未亲睹，朱彝尊谓已沉于黄河，杭世骏称石板亡于元明之际，然咸丰丁巳（1857）夏月，丁晏竟在淮安一家旧书肆中偶然买到石经旧拓，归后整理粘订为四大册；何绍基（猨叟）在京获观，作长诗答复而兼称颂，也被刻于此书中[17]。是故，郑孝胥才有“已云多湮匿，顾朱语非是。安知开封学，石板果尽毁”之论，丁晏的奇遇让他感到，学者久居书斋，无法完全获悉散存民间的文献，因此难免“常漏略”，而留心商贾手中时常流转的“货物”，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及今力搜索，奇秘傥再启”像是对刘世珩寄望，和前诗中“健之健者盍求之”同出一辙，“天惊石破事，亦在人为耳”也与“不朽盛业在斯矣”的期待略同。 石经残石存世者罕，即拓本亦极不易得，丁晏旧藏的三百七十余纸旧拓，能在江南历咸同之厄而无损，完好地递传于贵池刘氏，诚为难得。郑孝胥题诗时值癸丑(1913)，“旧江山”刚刚被“新世界”所取代，但在他看来，自己分明是不幸遭遇“世乱”，因此对睹汴学孑遗，既为之庆幸，又自伤身世，兴奋激动之余嗟悼无着，终致“空掩涕”。
叁 在另一首同样写于癸丑之岁的题咏之作中，郑孝胥流露出的哀慨更见深切，惘惘不甘之意具足[18]。1896年夏，徐乃昌（1869—1943）与梁鼎芬约郑孝胥、刘世珩、张謇等同游钟山定林寺，寻诣陆游题刻遗迹，归后请人画成《定林访碑图》纪事，众友纷纷题跋，可惜画卷因故失落；十六年后，徐乃昌央汪洛年重绘访碑图，复征诗赋。当郑孝胥见到这幅《定林访碑后图》并再作题咏，时间乃在“民国二年”，初题之际的“光绪二十二年”已成“前清”，政事全非、人事几变，心绪难以平复的郑孝胥落笔发言如此： 金陵承平多士夫，钟山若为人所归。 此山政是老名宿，荆公放翁尝追随。 吾侪流寓亲山色，不啻老辈私相依。 摩挲题名辄继刻，一瞑岂异生同时。 兴亡忽然来见逼，山灵脱命才几希。 名流狼狈鸟兽散，海上存者真孑遗。 当时图咏谓可久，转眼灰烬空余悲。 君今再图重收拾，卷中人物殊参差。 后来观人益论世，未免变节留深讥。 何年更往待事定，聊破寂寞镌岩隈。[19]
晚明以前，零星可见学者入山访碑的记录，及至清代乾嘉之世，此风臻于极盛。金石家视访碑为殊具风雅的文化实践和更新知识的重要途径，既为游赏活动增色，又能校证、补苴文献的疏漏讹误；而在访碑行为之后图写“访碑图”，则兼备记录、纪念、传播和塑造形象、建立认同、引领风尚等功用，这类图画也往往结合了实景山水和抒情山水的特色。郑孝胥此诗前八句似全以定林访碑旧事为依托，实则“承平”二字已埋下伏笔，至第九句诗意陡转，由此反观十六年前后之变，在其意念与叙述中便是自“兴”而“亡”。“山灵脱命才几希”一句仿佛仍言画中事物，至后二句索性说破：“名流狼狈鸟兽散，海上存者真孑遗”，极见怅惶沉痛。本以为“当时图咏”能够流传久远，谁知未几即失其踪迹，欲“可久”却“转眼灰烬”，“空余悲”者，又岂止失画之事而已。多年以后再图前事，当时参与访碑题咏的故交，已因世变而各具不同立场，在自居遗老、视“民国乃敌国”[20]的郑孝胥看来，等待那些“变节”者的必是“深讥”和恶谥。按题此长卷的二十余家，所署年款形式不尽相同，一般多用干支纪年；梁鼎芬、沈曾植、王潜三人仍落“宣统”年号；至于张謇，则是唯一写“民国二年”者——郑孝胥在感痛之余究竟讥刺何人，自然不言而喻。 诗以“何年更往待事定，聊破寂寞镌岩隈”收结，看似平淡，实则劲甚，令人惊心，“事定”与前句“收拾”呼应，是知“收拾”绝非只谓重新作画题咏、寻挽旧忆或即从容遁隐，而另有所指，不妨与郑孝胥“莫道湖山终寂寞，遗民满卷足留传”[21]及“老夫未合称遗老，待拨江山反少康”[22]等句合观，其深旨可味。 也许是老友们观新图伤旧国的情绪感染了徐乃昌，他遂对前曾题咏者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将当年所写诗词一并录诸《定林访碑后图》，或能为后人“观人论世”增一助益。民国七年（1918），郑孝胥以小字书前题二诗于卷后，其一《游定林观乾道题名》云： 定林亦何有，惟有石嶕峣。 孤泉涩不驶，灌莽围岩腰。 残寺久难兴，败墙土犹焦。 俗僧赞佛力，诳语空哓哓。 那知记名迹，盛述蛇与猫。 我怀临川翁，松岑寄寂寥。 穿云复涉水，独往不可招。 高躅纵莫寻，神理故非遥。 清咏入山骨，历劫元未销。 空山一怅望，悽怆心潜摇。 猗嗟此何世，仰睇仍层霄。 题名从剑南，终觉习气饶。 光绪视乾道，后来论宜昭。 相牵返城郭，酷日愁山椒。[23]
与其说这是访碑纪游，不如视为咏史怀古。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七月，陆游调任隆兴府通判，赴任途经建康时独游钟山，于昭文斋中谒王安石像，并留墨迹壁上：“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五年后陆游重游钟山，定林寺已毁于大火，而他的题名竟因此前被寺僧摹刻于崖壁上而得以保存。七百年间，定林寺屡经重建圮毁，成坏往复，而摩崖石刻兀自不损，金石坚久、历劫未销，于斯可证。郑孝胥访谒题刻，面对“定林亦何有，惟有石嶕峣”的情景，遥想熙宁、乾道故事，可谓感慨万千。甲午（1894）之战初起，郑孝胥离开旅居三年的日本回国，于8月22日到达南京，在与来访友人谈及战事时，他深恨“中国近年习气极重，自上至下不务名实，徒为矫饰，日趋陋劣，不可骤挽”，“此军无统，小胜而将骄卒惰，早知其不足恃矣”[24]。反对求和割地而“自谓能任大事”[25]却不得一展其才的“诗人郑孝胥”，或不无自比陆游的意思，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归遁此地的历史讯息也时时刺激着他[26]，“空山一怅望，悽怆心潜摇”正是当时写照。至于丙申（1896）初题《定林访碑图》的七律，同样不掩此情： 题名岩腹墨犹濡，惘惘相看入画图。 一段烟云成故事，十年江汉老今吾。 钟山游侣踪谁继，乾道诗人世已无。 剩就徐郎求拓本，霜松雪竹共模糊。[27] “钟山游侣踪谁继，乾道诗人世已无”，实际指向正是郑孝胥自己，但奈何“十年江汉老今吾”，光阴蹉跎间，恐真要抱生陆游之憾。只是不知这“惘惘相看”[28]的失意，同游者如徐乃昌等能否领会。 肆 郑孝胥诗名、书名并高，常所交游者颇多金石大老，故品鉴题咏之类应酬自是时来迭至，但前已述及，传于今日之拓本存见郑跋者实际相当稀少，即有墨迹也多系简单的观款。究其缘故，除他于此途涉猎匪深而欲藏拙外，偶有应承则常写于别纸也是重要原因，如此拓本与题字极易分离，后世递传、保存稍有不善，便难两全；另外，郑孝胥对题咏对象也有所甄选，并非来者不拒，因此所作既少，题材亦趋类同，稍作审视，不难发现他对见证亡国、易代的金石古物最有兴趣，而这些也最利于其“借题发挥”。
刘体乾弟刘体智为近世收藏巨公，酷嗜金石之学，特建小校经阁于海上藏弆图籍善本、吉金彝器，士林仰重。辛亥鼎革，郑孝胥自谓“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29]，退至沪西南此前即已筑就的“海藏楼”中蛰居，莳花种草，赋诗作字，亦频繁接待访客，或谈艺文，或议时局。民国六年（1917）四月，刘体智与刘体藩兄弟二人同访郑宅，适逢当日郑孝胥赴何维朴生日宴，未获晤面，然刘氏留下了请予题咏的瀛国公印及正德印拓本[30]。两印之中，前者或为降元的南宋恭帝赵㬎受封之印信，据云系洪亮吉嘉庆间流放伊犁时偶获，后携归江南，又辗转多处，终归小校经阁。时隔三个多月，郑孝胥完成了命题之作，为瀛国公印题写的是一首五古，为正德铜印仅作二十字的五绝[31]，且前者收入自订诗集，后者则无此“待遇”，已不知存佚，由是足见两印在郑孝胥心中分量悬殊。题瀛国公印拓本诗曰： 赵氏一块肉，史不知所终。 十二徙上都，其年犹童蒙。 十八赴土蕃，不娶归真空。 给粮复赐钞，衣食知不充。 无后爵遂绝，杞宋嗟难同。 徒闻上尊号，懿圣仍孝恭。 岂如昰与昺，海上留遗踪。 忠义动百世，烈士悲其风。 稚存自伊犁，得之归江东。 晦之偶获此，哀歌气填胸。 亡国不祥玺，姑置何足恫。 天命诚未改，少康灭有穷。[32] 起句“赵氏一块肉”横空飞来，使人触目而惊，本系杨太后闻少帝赵昺死讯后泣语：“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33]言毕投涛中，南宋国亡。崖山既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8岁的赵昺蹈海，十万军民竟尽随殉国，悲壮之景亘古未见；前此，9岁的端宗赵昰因浮海奔逃不堪颠簸，已殂于碙洲。相比“昰与昺”，赵㬎的命运更充满曲折、屈辱和莫测，他6岁时逊国后被送至上都，降封瀛国公，至元二十五年（1288）往吐蕃为僧，至治三年（1323年）受英宗赐死。在郑孝胥看来，赵㬎更应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顽强抗元、尽葆忠义，而非苟全性命于虏廷。这样的态度也许不无偏激，实际上其中很大程度隐藏着郑孝胥对逊清皇室的不满情绪。1912年2月，隆裕皇太后正式下诏退位一周之前，郑孝胥在日记里写道： 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34] 政权交迭看似并无剧烈动荡，旧朝廷延宕时日不肯逊位，却只是斤斤于优待条件，这讨价还价的嘴脸和行为着实让“忠义之士”如郑孝胥感到无比尴尬，即使他立定决心要做遗民，对此“故国”又实在不免羞愤，夹在新旧之间，一时择处竟然显得有些两难。“海上留遗迹”的二帝宁死不辱，为王朝和臣民保存了尊严，这才是郑孝胥心中遗民效忠对象的完美典范。
很明显，郑孝胥并不认为这方甚或带有“不祥”意味的印玺值得刘体智“哀歌气填胸”，即使如此，他也仍在诗中流露自己的伤感，只不过伤“时”的成分远过于伤“史”，收束两句更让此诗此情增添了些许貌似激越贞坚的意味：发生于酝酿题咏瀛国公印期间的丁巳复辟，已如闹剧般仅上演十二天便草草收场，“少康灭有穷”固然是一段信史，但在负气行强而欲挥戈回日的郑孝胥这里，注定只能成为一份憧憬而已。 伍 当郑孝胥再次遇见这类触动自己敏感神经的特殊古物，是在十一年后的栩楼雅集上。1928年，栩楼主人郭则沄（1882—1946）邀约同道“各携所藏金石书画，共评赏之”[35]，席间最吸引人们目光的，便是郭氏自藏文天祥蝉腹砚和章钰（1864—1937）带至现场的黄道周断碑砚。文天祥砚上尚有同为宋遗民的谢翱题铭，黄道周砚则由苏轼墨妙亭诗碑残块所制，两物原是乾嘉间骈文大家曾燠旧藏名品，以往诗家多有吟咏，百年之间散而复聚，可谓金石缘深。郑孝胥触抚最受后世景仰的两位宋明遗民手泽，内心起伏，不能不赋句寄遣：
入春转寒雪弥日，杯酒端宜试诗笔。 金石书画藏竞出，文山石斋研无匹。 题襟馆中尝并列，今为郭君章君物。 摩挲咨嗟肠益热，文采风流各殊绝。 浩气入石涵碧血，相见难回经百折。 功名不终终义烈，事业纵隳论忠节。 吾侪相顾愧孱劣，俯仰高斋损心骨。[36] 从对物主藏此“无匹”两砚的歆羡，到对它们再度聚首的赞叹，从遥想古遗民文采忠节流传万代而生感佩，到反顾自我不能用志济世而生惭恨，题咏不但显示出郑孝胥细腻敏感的内心，亦透露出其时进退消息及此中隐约略存的忧惶纠结。1923年8月，郑孝胥由陈宝琛和庄士敦引荐给溥仪，不时“行走”“进讲”；直奉战争期间，溥仪被驱逐出宫，在郑孝胥协助下潜居日本公使馆，次年出走津沽，张园会议时对他所提“列强共管”建议即予认同，遂接受日本“援助”。1925年，溥仪令郑孝胥“总管总务处”，1928年更总管外务，其子郑垂奉命承办，两者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37]。最为热衷的利禄事功近在咫尺，所谓“政治抱负”或实现在即，郑孝胥似乎越来越符合他对自己浩气忠义之臣的身份定义，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北辙南辕。未及数年，“九一八”事起，郑孝胥竟助溥仪入东北附逆，托庇日寇而建伪满洲国，后失势于极不堪间，若忆及当年品鉴先哲遗物所言“功名不终终义烈，事业纵隳论忠节”，恐真要“相顾愧孱劣”矣。
金石虽为无情之物，但因其本身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岁月痕迹，每每能够引起隔代观者的情感共鸣。郑孝胥非金石家本色，然其人精悍顽傲、素负经略，故本身自带一种近乎金石的奇崛气，他言语中和所理解的“金石”，也不入金石家所治器物之学范畴，更兼情性与精神，故曰“荧荧一念偶不灭，坐使金石为精坚”[38]，病中读经亦颇自许“啸歌不废声金石”[39]。郑孝胥一生泰半消磨于仕途奔竞、政事浮沉，功名之心炽烈的他即使少有坎坷，也仍然时常抱有不遇和不遂之感，这种悲观和郁结多从诗中流出，他的金石题咏也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慨和寄托，愈重而拙、大，即使它们往往是用以应酬的同题群咏之作，却依然别有“我”在、特立杰出，题咏与抒泄、自负与自伤，竟终能在其笔下得以浑融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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