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鼻祖——郑钦安

成都中医药大学　赵致镛

　　郑氏名寿全，字钦安（1824～1906），世人直呼为郑钦安。四川邛州（今邛崃县）城郊前进乡虎墩村白马庙人。郑氏14岁时师从双流县名医刘芷塘，尽得其传，并熟读精研了《周易》、《内经》、《伤寒论》，从而为其奠定了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其尤于《伤寒论》钻研最深，因而形成了甚为独特和迥异于一般的见解。24岁时即悬壶蓉城以其精湛的医理和重剂热药屡愈疑难重症而誉满蓉城，踵门求其治者络绎不绝，故被后世尊为“火神派”的鼻祖。其生平共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与《伤寒恒论》，现将其学术思想归纳如下：

1.人身以阳气为本，以“真龙”为立命之主

郑氏根据《周易》，认为乾为天，属金，乃纯阳，天一生水，则乾金化为“真龙”而入潜于水中；在人身此“真龙”即为肾中元阳又名真阳，“乃人生立命之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医理真传·坎卦解》）。此龙舍于二阴（二肾）之中，变化生出后天坎离二卦，二气往来，化生中土而滋养百骸，于是人身乃成一团活机。但“坎宫之龙，初生之龙也，养于坤土之中，故曰：'见龙在田’，虽无飞腾之志，而有化育之功。是水也，无土而不停蓄；龙也，无土而不潜藏。故土复水上，水在地中；水在有龙，而水不致寒极，地得龙潜，而地即能冲和，水土合德，世界大成矣。”（《医理真传·真龙约言》）如此则阴阳开合升降正常，人身是乃无病。“业医者果能细心研究，即从真龙上领悟阴阳，便得人身一副全龙也。”（《同上》）从郑氏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应用《周易》之理来阐发人身之阴阳生理，认为人身全赖肾中“真龙”得以存活，真龙潜入水中则生命安泰，真龙不潜归水宅则病起，真龙消亡则生命亡息，故人身当以阳气为主，以真龙为立命之主。此种学说，看来是对张景岳等温补派重视肾中元阳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发挥，但又自成一套独特理论。

2.外邪致病以伤阳寒六经为治疗大法

人身本阴阳冲和而得一团正气，正气内存则外邪不能入侵。如若调济失宜，致阴阳乖偏，则风、寒、湿、暑、燥、火六种淫邪之气就会乘虚而入发为外感病。然“六气首重伤寒，因寒居正冬子令，冬到一阳生，一年之气机俱人子时起，故仲景先师首重伤寒。”（《医理真传·外感说》）盖“正气旺者，外寒不入，内寒不生。夫内寒之生，由于内之正气之不足，正气不足一分，身内之阴寒便生一分，故经云'气不足便是寒’”（《医理真传·寒邪外八图说》），所以他认为仲景提出六经大纲以概括外邪挨次传递之顺序及区域，始于太阳而终于厥阴，如此则“论伤寒而暑湿燥火风，俱括于内。其立方立法，即在伤寒六经提纲病情方法上探求，不必他书上求索。须知伤寒论阳明，而燥症之外感已寓其方；论太阳，而湿症之外感可推其药；他如言少阳、少阴、厥阴，而风火之外感亦莫不具其法也。世之论外感者，务宜于仲景伤寒书上求之可也。”（《医理真传·外感论》）郑氏之此种六经辨证将所有外邪致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方药俱囊其内的学说，乃秉承经典伤寒学派之思想，且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何种邪气在三阴经，俱从阴化寒而伤阳，故当用温阳法治之；入三阳经，俱从阳化而伤阴，都可用汗、吐、下、清诸法攻之。“盖凡三阴证，以温补为要，是阴盛阳必衰，故救阳为急；三阳症，以解散清凉为主，是阳盛阴必亏，故救阴为先。然阳中有阴症，阴中有阳症，彼此互和，人每多不解处，由其未将三阳之阴各有配偶认清，遂把病机辨察不确，六经不啻尘封也。”（《医理真传·六经病定法贯解》）由此看出，郑氏已将伤寒六经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是他将疾病分成阳虚、阴虚两大类并着重阳气而喜用热药的理论渊源所在。

　3.内伤杂病以伤心君阳气为主

“内伤之论多矣，诸书统以七情赅之，余则以一心括之。夫心者，神之主也，凡视所言动及五劳等情，莫不由心感召。人若心体泰然，喜怒不能役其神，忧思不能夺其柄，心阳不亏，何内伤之有乎？凡属内伤者，皆心气先夺，不能镇定百官，诸症于是蜂起矣。此等症……是皆心君阳气弱，阳气弱一分，阴自盛一分，此一定之至理也。”（《医理真传·内伤说》）由于阳气衰，上之心君之火不能镇摄下焦阴浊之邪气，阴浊之邪由是上干，而肾中之真龙亦随浊阴上升，故显现一派阳热之证：如牙痛、耳肿、喉痛之证。若不识得此因，以为实火或阴虚火旺，误投之泻火清热、滋阴降火之方，则杀人矣。为什么真龙会上腾而现假热证呢？郑氏认为：是因真龙“潜于渊中，以水为家，以水为性，遂安其在下之位，而俯首于下也。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即阴也，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知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医理真传·坎卦解》）郑氏之此种内伤损君火而致肾火上冲、真龙不潜之理与通常的肾阳伤损而虚极才导致虚阳上浮确实不同。乃郑氏理论的独特见解之精髓所在，也是他喜用重剂辛热药以治内伤病的理论依据。

　4.辨证只分阳虚、阴虚

　郑氏认为“万病一阴阳耳”，“发病损伤，即有不同，总以阴阳两字为主。”“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不易之理也”，“此阴症、阳症所由来也。”（《医理真传·卷二》）故尔他只将疾病分成阳虚（包括实寒证）及阴虚（包括实热证）两大类，并有一套独特的诊断方法：“阳虚证，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又有“面赤如朱似炭火者，有脉极大劲如石者，有身火热者，有满口齿缝流血者，有气喘促、咳嗽痰涌者，有大小便不利者”，皆当目为阳虚。（《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阳虚症法》）其实他所论述的证候有的是通常理论认为的实寒症。甚至“病人虽舌见黄苔，无论干黄色、润黄色、老黄色、黑黄色，并未见口渴饮冷、烦躁、恶热、便闭等情，切不可谓火旺热极，当于阳虚真气不上升处理会。”（《医法圆通·卷三》）这种认识确与通常理论大相径庭，乃是郑氏独特的临床经验总结，于此也可见他临证时把大多数疾病当作阳虚诊断的奥秘处：只要舌不红绛苔不干黄无津，不渴饮冷水，二便不黄赤秘结，一概均作阳虚看待而以温阳为主治之。而对阴虚，其诊断要点为：“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倦，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而有力者。”（《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阴虚法》）其实郑氏所述的大多数症候乃是通常理论认为的实热证。

　5.治疗擅用辛温热药

如前所述，既然郑氏只将疾病分为阳虚阴虚两大类，且俱用六经辨证，故他在临床处方用药上，主要用《伤寒论》原方，除他自创的几首以桂附为主温阳的如潜阳丹、姜桂汤、姜附半苓汤等及几首时方外，且常用的仅数方而已：治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附细辛汤；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黄芪理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若属阴虚，在中焦用白虎加人参汤、三承气汤，在下焦用黄连阿胶汤，此外，郑氏常用的加减药物尚不及《伤寒论》中所用的一半。

由于郑氏极重视阳气并将很多疾病都视作阳虚治疗，故尔针对阳虚的治疗皆本仲景而专用干姜、桂（肉桂、桂枝）、附子以治并有独特的认识与经验：“有称桂附为引火归源者，皆未识其指归。不知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潜上之阴气，阴气尽消，太空为之朗朗，自然下上奠安，无偏盛也，岂真引火归源哉？”（《医理真传·坎卦解》）“考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通造化之极，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曰回阳。”（《医理真传·卷二》）正是源于这种对姜桂附的认识，故他匠心独运地将四逆汤用于治疗诸如耳肿、舌黑唇焦、吐血、满口起泡、喉痛等23种按通常理论认为的热证、实证。

此外，郑氏还对服用热药后时常出现的目血鼻血、腹痛腹泻、喉干痛、烦躁，满口起泡、浮肿或汗出等火热之象时，仍力主继续服用，直“服至周身腹泻发热难安时，然后予一剂滋阴之品”则病霍然可愈。盖他认为目血、鼻血、喉痛是阴邪得桂附等阳药而从上窍化出的表现，而腹痛泄泻是阴邪从下窍化生的表现，汗出发斑是阴邪从皮毛化出的表现，而并非热药用之过极而变成的火热证。这种认识与临床经验，的确乃郑氏独特见解和临床心得，颇有研究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