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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透视 “我省制定了《江西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验收工作规范》，明确关闭退出煤矿要做好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经抽查东村煤矿、建新煤矿等10座关闭煤矿，发现遗留的大量煤矸石裸露堆放，未妥善处置，也未按照要求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排水沟及沉淀池未建设或不完善，淋溶水直排外环境。”这是江西省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日前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经查，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多家煤炭企业，“十三五”期间共关闭退出27对矿井。该集团在产及关闭煤矿产生的煤矸石堆积成山，历史遗留问题未及时有效解决，生态治理修复严重滞后；另有群众投诉的多个矿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矿山绿色发展。按照“谁破坏、谁修复”“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采矿权人应对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负责到底。但据记者了解，上述案例还只是矿山治理修复不力的冰山一角。 “呈现零星分散、小规模、低水平的状态” “大规模煤炭开采具有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广等特点，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以煤炭资源富集的黄河流域为例，彭苏萍坦言，煤炭开采已成为流域生态环境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井工开采引起地表沉陷、地面塌陷及裂隙，进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比如鄂尔多斯121个泉眼，受开采影响减少了104个。如何把影响降到最低？如何实现开采与生态协调？对生态修复工作必须有足够重视。” 然而，部分矿区的主体责任严重缺失。督察组发现，坪湖煤矿矸石开挖导致大面积山体裸露，作业场地、进出道路扬尘污染严重，排水沟不完善，淋溶水直排山塘。该矿存在违法占用林地行为，早在去年5月，当地林业部门就要求其在6个月内恢复林地原貌，但直至今年9月督察组进驻，企业仍未按要求落实。再如，尚庄煤矿矸石山挖掘、分选过程中未采取抑尘措施，截水沟、沉淀池不完善，现场可见大量未经收集的泥浆在低洼处沉积，已经干化皲裂。尽管早已被群众投诉，多个问题依然整改不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教授张博表示：“我国煤炭矿区生态修复现已得到极大发展，但因起步较晚，总体上呈现零星分散、小规模、低水平的状态，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仍是突出的重点任务。”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介绍，为支持和鼓励治理修复，国家从2011年起推行绿色矿山建设及评选工作，针对勘探、开发到闭坑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制定标准，涵盖土地复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多项条件。“在前4批、607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中，煤炭行业累计入选227家，占据大头。但矿山数量多、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目前，已建成的绿色矿山仅占全国矿山总数的1%。” 不少企业依然“处于'要我建’的阶段” 谈及修复工作不到位的原因，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归结为“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生态治理修复和污染防治投入不足，煤矸石综合利用缺乏有效管理”“生态修复治理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在多位专家看来，矿区治理修复还有更多短板。 “不少企业依然认为，发展绿色矿山是花钱的事，处于'要我建’的阶段，这是极其错误的思想。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找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点才能建立良性循环。”武强表示。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胡振琪告诉记者，传统生态修复多为末端治理，待采煤沉陷区稳定后再综合治理。“等待复垦的时间越长，矿山企业越容易逃避主体责任，新账不断成为旧账。理论上说，200—400年积累沉淀才能形成1厘米土壤。损毁土地长期荒废，土壤资源损失量大，垦复难度加大。” 除了企业因素，张博认为，理论方法也要完善。“以往的土地治理、生态恢复，多是在采矿出现环境问题之后，才会采取后处理措施，矿区缺乏超前决策和设计。很多矿山处于以确保安全生产和改善环境为主的初级阶段，距离重建生态系统的程度较远。此外，生态保护是一项伴随开采过程的持续性长期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企业对这项工作创造的真正价值不清，生态投入与效益产出比不明，亟待科学开展生态修复绩效评估。毕竟时间不长，很多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彭苏萍看来，随着采煤重心西移，生态修复面临更大考验。“近20年，我国才开始加速中西部煤矿开发。相比中东部地区，前者开采相对较浅，对地表植被、土层等影响更甚。而且中西部矿区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域，给治理修复增加了难度，过去适用于中东部的方法、经验不能完全照搬，理论和技术创新需求迫切。” 治理修复不是简单翻新土地、栽种植被 多位专家表示，治理修复不是简单翻新土地、栽种植被，而是要实现矿山地质环境稳定、损毁土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改善等目标。 “尤其在降碳要求下，矿山开发也要兼顾低碳化。”武强说，煤炭开采产生的煤矸石，含有残煤、煤质泥岩和废木材等，长期露天堆放破坏矿区环境，内部热量积累还易自燃、排放二氧化碳。通过煤矸石发电、充填开采等方式加以利用，不仅节约资源、优化环境，也是减少煤炭开发过程中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让企业真正做到“我要建”，实实在在感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关键。“比如，利用煤矸石进行充填开采，工程本身虽要花钱，但建成之后可以减少沉陷、征地、防渗处理等其他投入。综合算下来，企业就有了动力。”武强表示，绿色发展要做好经济评估。 中国煤炭学会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树志提出，煤炭开采活动扰动影响剧烈，涉及地形、地类、植被、安全隐患的类型多。治理修复应分区分类因地施策、地上地下综合治理。“建议统筹煤炭矿山生态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多因性和地域性特征，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依据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水则水、宜建则建、宜荒则荒，充分考虑土地复垦、资源开发利用、城市功能建设、产业导入转型等不同建设要求。同时，按照财力可能、技术可行的原则，合理确定生态修复方向、方式和措施，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最大限度发挥修复后的长期效益。” 胡振琪强调，末端治理模式亟需转变为“边采边复”，将源头控制、过程治理贯穿采矿全过程。 张博也表示，我国矿山生态建设要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纯的土地复垦、环境改善到有目的进行生态重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绿色发展之路。 评论丨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刻不容缓 文丨本报评论员 煤矸石堆放成山、矿区废水直排山塘、矿区山体大面积裸露——督察组发现的一系列问题，再次揭露了煤矿开发“重开采、轻修复”的顽疾，值得引起相关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客观来讲，近年来煤炭行业的发展质量实现了大幅提升：产能结构持续优化,其中，自2016年以来，全行业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以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期，我国持续释放了一大批先进产能，目前120万吨/年及以上绿色化、智能化、安全有保障的大型煤矿已成为煤炭生产的主体，产量占比八成以上。这“一降一升”，为煤炭行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智能化煤矿建设大步提速，从2015年全国仅有3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到2020年增至494个，智能化装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矿井的标配。随之而来的是安全生产的质变。数据最有说服力——2020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降至0.059，比2015年下降63.6%，煤炭行业正在撕掉高危行业的标签。 且不论拉动投资、促进就业、带动致富等巨大贡献，单从每年为经济社会发展保供近40亿吨煤炭能源来看，煤炭行业就是难以替代的，其功劳之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继续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才能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虽然进步显著、成就巨大，但必须指出的是，煤炭行业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轻修复”就是行业未来提质发展绕不过去的必答题。作为煤矿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的关键一环，修复工作一直是煤矿开发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行业、企业落下了很多课，亟需补上。 客观来讲，有的煤矿确实存在技术条件方面的限制，无法按要求实现治理修复，但这种案例数量很少，属于极个别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现役煤矿而言，修复工作根本不存在技术、方法上的问题。 简单梳理不难发现，“重开采、轻修复”现象之所以长期、普遍存在，核心原因就在于“开采是挣钱、修复是花钱”。这“一入一出”，让煤矿矿区治理修复工作始终得不到有效落实。因此，让相关投入落到实处，才是破解“轻修复”难题的关键。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很重视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并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促矿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例如，为支持和鼓励治理修复，国家层面从2011年起就开始推行绿色矿山建设及评选工作，针对从勘探、开发到闭坑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制定标准，为矿区修复工作树立了新标杆。另外，即使在当前煤炭供应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对于新投产、复产煤矿，内蒙古等主产地仍然提出了严格的治理修复要求——“决不允许打着保供的旗号破坏生态环境、回头走老路”。可以说，对于煤矿矿区治理修复问题，主管部门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严厉的。 但10年来“已建成绿色矿山仅占全国矿山总数的1%”的数据，说明治理修复工作的成果仍然有限，这种被动局面必须尽快扭转。 形势逼人，实干为要。矿区治理修复虽是花钱的差事，但相关要求已经写入规章制度，这些钱省不得，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当前，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于美丽生态环境抱有极高的期望，主管部门和企业不能等闲视之。于法、于情、于理，煤矿矿区治理修复都势在必行，“重开发、轻修复”的老路行不通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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