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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1818—1891），首任驻英公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首先得解释一下，我从未把公知一词当成贬义词，哪怕官媒也经常把它当作贬义词使用的现在。我觉得把一个词的正常意思非要颠倒，只能体现出使用者的别有用心。否则，他为什么不去另外找个合适的词汇，非要把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词汇说成一个贬义词呢？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反映出的就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 公知的污名化，其主要理由就是被攻击只看到洋人的好，而看不到自己的好。这些人把爱国简单到只是一个口头的表述，而不去深究这些语言后面的真实意思。 口炮爱国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壮大起来，走到极致可以以现在的“大棋党”为标志。我们看一下这些“大棋党”，哪一个不把公知当成死敌，哪一个不把爱国当成口号？ 这次的“下一盘大棋”终于连央视都看不下去了，当画皮被扒下，这些人都开始隐遁。可见口炮爱国，害的是国家，是民族，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些人只要有名利，国家民族的利益前途都可以拿来赚钱。 这些人的害国远超一个汉奸，这样的文章居然有几千万的阅读。 郭嵩焘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可以称为标准的公知。郭嵩焘这样的人，当时人不理解，把他骂成现在的“公知”，能够谅解。毕竟当时大多数人的认识都很浅陋，都看不清社会的发展，也还不知道郭嵩焘的人格人品。 郭嵩焘最后在忧国忧民，风雨飘摇中的晚清孤寂死去，其一生履历足以证明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可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如果放到现在，依然是会被攻击的公知。如果郭嵩焘生活在现代，我不相信他的处境会比那个时代更好。 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见《郭嵩焘日记》册一 469页）写过这样一段话：“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 郭嵩焘把晚清政府处理洋务概括成这么几个字：怕、诈、蛮、蠢。这当然让许多人不服，僧格林沁就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最后全军被灭，最终造成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剧。 其实当时的人，只关注到郭嵩焘对政府批评的一面，按现在的说法只看到负面的，没有肯定正面的。他们不知道，郭嵩焘的这段话既指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告诉满清政府，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不怕、不诈、不蛮、不蠢。 郭嵩焘在他的这段话里也开出了药方，很奇怪的是别人愣是没有看到。 郭嵩焘的思想不只是理论，他在现实中也是这样处理洋务的，并解决了别人处理不好的难题。 三观一致加好友，注明“少爷” 1866年，郭嵩焘在离任广东巡抚前，于不动声色中解决了英国人进入潮州入城事件。郭嵩焘的处理方法，可以说是理论应用到现实的很好案例。 潮州开埠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但英国人始终未能按照两国条约进入潮州。咸丰十年，英国领事依据约定要进城与地方官洽谈，被当地绅民阻止。英国人向总理衙门抗议，朝廷下诏，要求广东巡抚（此时巡抚不是郭嵩焘）按约办理，允许英人入城。但潮州民风彪悍，绅民始终不从。 郭嵩焘处理此事已经到1866年了，此事拖了八年，英国人越来越没有了耐心。 为了避免随时会激化的矛盾，郭嵩焘派人了解潮人为何拒绝英国人入城的真正原因。据了解所知，潮人坚决不同意英国人进城的理由有二：一、怕洋人进城“开张行店，设立关卡”，侵夺商利；二、怕洋人建立高耸的天主教堂，有碍风水。 郭嵩焘派道员张铣与英国领事协商，英领事一口答应，不开店、不建教堂。 本来以为事情解决的郭嵩焘，没想到地方官员横生枝节，英国领事进入的时候潮州府太守，海阳县令都拒不见面。 双方矛盾于此已经剑拔弩张，处置失当就可能引起一场战争，而此时的满清政府是根本没有抵抗能力的。也就是说，地方官的颟顸，很可能遭来民生的浩劫。 郭嵩焘亲自出面，约请潮州地方士绅。郭嵩焘的理由如下：条约是朝廷认可签署的，违反条约就是抗旨。同时他提醒这些士绅，和英国人打交道可以据理力争不用担心。处理原则是：“条约所不载，以理拒之；条约所载，不得不附从”。 在郭嵩焘看来和洋人打交道，一定要据理力争，不要蛮、不要诈。 郭嵩焘自己对此次事件的处理也颇为自得，他晚年回忆说：“在粤处理洋务，无不迎机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也”（见《玉池老人自叙》） 当然，看一件事情的处理，我们不只是要看当时，还要看以后。潮州后来的商业繁荣，民生富裕，都可以追溯到郭嵩焘的这次成功努力。 郭嵩焘在当时并不被人理解，他因出使英国，坐的船都被乡民烧了。 对于以前乡民的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用愚昧形容。可现在经常坐高铁、飞机的大棋党们，其认知能比那些乡民更高吗？我看未必。 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嵩焘再世，依然会被貌似接受现代文化教育的大棋党们骂成公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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