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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播音人真的难，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年轻播音人。一边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带来的全方位挤压，另一边则是内心的焦虑与彷徨。这就像是又被扔回到了艺考前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人生抉择正确与否而辗转反侧。但好像又和那会略有不同，如今的我们除了喂饱自己，肩上还多了几分家庭、家人的责任。 数字媒体和互联网，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格局。一方面，我们（80后-95前）完整经历了中国互联网的时代嬗变，见证了一种新型传播手段从无到有，再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重塑生活。可同时，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些我们曾坚信不疑的行业规则、职业特性，在与这股浪潮的博弈中，被悄无声息地修改和再造着。  播音人开始思考：我是否还被需要、我的工作是否还有价值？80后成长于记者仍被称为“无冕之王”的时代，成为传媒人与无上荣光几乎能划上等号。一句“我在台里工作”，能引起听者无限的遐想。手握话语权，站在舆论的制高点，把自己的声音和图像送进千家万户，这堪称传统媒体时代的顶流群体。这造就了无数人在孩提时代最初的、懵懂的传媒梦。 如果说，21世纪初，媒体市场化所带来的分众化，是瓦解传统媒体只手遮天的导火索的话，那么，近几年移动传播、短视频的爆火，便成为了压倒传统媒体绝对权威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单纯只是从传播工具与载体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人人都已拥有了一支大到可以向世界喊话的麦克风，虽然音量有大有小，听者有寡有众，但传统广播、电视、报纸的媒介唯一性不复存在已是既定事实。绝大部分广播电视人不得不开始焦虑两件事：接过如烫手山芋般的越来越难看的收听收视率报表，以及面对与辉煌时不可同日而语的逐年下降的薪资收入。会玩、懂玩的年轻传媒人，尚可以及早掉头，试水新媒体，找到新方向。可那些35+、40+，在传统媒体浸淫多年的“媒体老兵”，不论是技能上对新型创作工具的使用，还是思维中对传播法则的更替，都面临着不小的阻碍。这就意味着，即将或正在步入传媒职场的年轻人，既要坚持公平、公正、仗剑直言的职业底色和人生信条，还要开始向优秀的自媒体人、融媒体人学习“恰饭”的本领。我觉得，这个过程里，我们既要脱离“一个毫无感情的播稿机器”人设，但也不能掉进“拿底线换流量”的窠臼。而是找到自我能力价值、媒体职业认同感与新型传播方式这三者的平衡点，衡量这一目标是否达到的标准，或许是这样一种状态：1、自己的工作成果有人欣赏，且认同者呈上升态；2、会累，但内心始终抱有激情，明白自己的劳累是为了什么；3、能看到自我内心与技能的成长，能基本确定三到五年后能取得的进步；4、虽未必能做到家庭富足，但至少小康。 传统媒体人，改变不易，但不去改变，可能终有一天会无路可走。从我们刚刚亲历的世界来看，这并非危言耸听。 艺考生、大学生开始思考：我的前路在何方？客观地说，现在是否还需要播音员主持人，答案仍然是肯定的，甚至于比早些年电视台一统天下那会，用人单位还更广了。不光是传统的省市电视台，还有传统媒体的新媒体端、独立的自媒体企业加入进来。我想，对于当下的播音生而言，除了要去思考去哪个平台播音或主持，不可避免地，还要去做出本科毕业上一线，还是继续考研攻博进学校做教学的抉择。一定程度上来说，播音系学生是稍显幸运的，因为博士点的匮乏，导致播音研究生如果想谋一份高校教职，只要自身条件、毕业院校尚可，基本上不会很难，但当然工作本身的档次另当别论，比如公办民办、待遇高低等等。但也正因如此，那些有志学术科研的同学，不得不早早去考虑播音硕士到手之后，怎么设计更长远的申博之路。新闻学传播学也好还是说艺术学也罢，看上去似乎都和播音沾边，待到实际申请阶段，方才知道隔了何止十万八千里，不排除有人（比如我）此刻会自问：本科研究生我到底学了啥。 只是，对于那些立志教学的硕博毕业生，其实也难逃被时代大潮裹挟前行的命运。好学校往往意味着高门槛，好不容易挤进去了，可代价就是青椒们的压力山大：平日里要跟00后“斗智斗勇”，把课教好。科研课题任务、发刊压力还得把剩下的所有休息日、寒暑假填满，毕竟，非升即走不是闹着玩的。至于去到一般院校的人，也难得躺平：工资高的，要不就是课多事多劳心费力，要不就是虽然给钱多事也不算海量，但拿教资评职称就只能论资排辈，只能有名无份地先干着，至于什么时候能到手，谁也说不准。但事实上，“钱少事多离家远，位低权轻责任重”仍是多数从教者的描摹。 播音人有播音人的苦恼，但也要看到，如若放置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比我们辛劳之人有之，比我们挣扎之人有之，不少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或许我们无法逆潮流而行，那就只能唯愿至少还做一个心中有光之人，照亮自己与前程，也点亮他人与希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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