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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寻死路》 (二) 文/莫易    1931年4月，王明指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代表团来到苏区参加领导工作。 在研究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集中兵力、避强击弱“的主张首先遭到'三人团'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分兵对敌。毛主席只好提议召开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毛主席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4月23日，毛主席率领红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15天内，连打五大胜仗，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歼敌3万多人，成功粉碎了蒋介石二十万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5月，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由毛主席代理。 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主席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 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毛主席指挥红军“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在80天内，歼敌3万余人，缴枪1.26余万支，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主席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主席：“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1月，'三人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根据远在苏联的王明定的调子，指责毛主席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上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并根据王明的指示，撤销了毛主席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在以军事工作为重心的关键时期，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把毛主席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夺去了毛主席的军权。 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抵达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离开上海之前，临时中央实际负责人博古给周恩来交待了一项重要任务——攻打赣州。 打赣州，毛主席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赣州三面环水、城墙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易守难攻，要是打的话，很可能久攻不下，国民党援军一来，红军就会背腹受敌，陷入危险境地。 周恩来和朱德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后，觉得很有道理，表示同意毛主席的看法。 但博古却认为，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不能动摇，必须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而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项英也说，攻打赣州势在必行，否则，就是与中央唱反调。 彭德怀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拿下，拿下赣州后，对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发展是有利的。 彭德怀这一说，其他人都跃跃欲试，苏区中央局会议最后决定——攻打赣州。 毛主席见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自己又没有军权，连政府的工作也被项英代替了，自己只挂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空衔，再加上自己有恙在身，便带着警卫员到瑞金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1932年2月13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14000名红军攻打赣州。打了33天，不仅没有攻下赣州，反而伤亡4000人，被俘400人。尤其是，还被敌人包围了。 情况万分紧急，苏区中央局一筹莫展，周恩来只好让项英去请毛主席下山。  毛主席冒雨回到瑞金，大胆起用并亲自指挥红五军团（才起义三个月的原国民党第26路军)前去营救彭德怀。 经过红五军团的浴血奋战，红三军团转危为安。 3月上旬，中革军委又致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要在瑞金东华山养病的毛主席暂停休养，赶赴赣州前线参与军事决策。 3月8日上午，毛主席赶到赣县江口附近的中革军委前线指挥部。在发言中，他再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得苏区的巩固和扩大。 但是，毛主席在江口会议主张'出击求巩固'的战略方针遭到了会议的否定。苏区中央局最后决定还是执行王明的'进攻路线'，主力红军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同时，要求毛主席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 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东路军以闽西老根据地为依托，于4月10日攻下龙岩，4月20日又打下漳州，使扭转了苏区中央红军的不利局面。 5月20日，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毛主席，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评。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毛主席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主席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1932年6月16日，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第四次围剿苏区。 关于如何反围剿，毛主席和苏区中央局再一次产生了严重分歧。 中央局认为，红一方面军北上之后，应该迅速夺取省会南昌，以实现江西全省的解放。 毛主席则主张，北上之后应该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县城。 为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周恩来由瑞金奔赴前线，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在兴国会议上，周恩来据理力争，恢复了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在一周之内便攻克了乐安、宜黄、南丰。歼灭敌人一个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在准备攻打南城的时候，毛主席发现敌人防御阵地坚固，而且有强敌驰援，便放弃了该计划，转而就地休整。 临时中央闻汛极为不满，指示'三人团'到前线召开会议。 在10月3日的宁都会议上，“三人团'指责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主席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对毛主席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的批评，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毛主席在会上发言，不同意上述评价和批评，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会议在毛主席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主席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他们的意见未被会议接受，会议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主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1933年1月，蒋介石采取“军事上杀死、经济上饿死”的围剿方针，加紧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在上海几无立锥之地的临时中央只好迁移中央苏区。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来到苏区后，对拒不执行'王明路线'的毛主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批评，连支持毛主席的人也成为了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弄得所有人都不敢接近毛主席。 对此，毛主席后来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失去职权的毛主席开始专心专意研究起马克思主义。 而失去毛主席的中央红军，虽然基本上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但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0，经过一年苦战，红军主力从11万打剩8万，苏区根据地从21个县打剩7个县，最后还是没有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而长征前夕，博古等人一开始还不打算带毛主席随军行动，准备让他留在地方打游击，在周恩来的一再请求下，才勉强答应让毛主席随队转移。 毛主席虽然随军行动，一路建言，但博古和李德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从不采纳。 湘江一战，红军主力从8万锐减到3万。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 在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要是按照博古和李德的原定计划，等待中央红军的只有全军覆没。这次，好在大多数人都赞成毛主席的主张——通道转兵。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对于“通道转兵”这样写到：“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四处碰壁、陷入绝境、不知何去何从的红军，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才有了延安会师，有了抗日战争，有了解放战争，有了新中国的建立。 正如周恩来总理说的那样：“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轻易反对毛主席。在历史上有几次我认为毛主席是错误的，表示反对，但后来都证明他是对的。后来有一次我确信他错了，坚决反对，但实践证明毛主席又对了。所以毛主席的决策和意见，你可以反对，但不能轻易反对。” 事实证明，集体怀疑、反对毛主席，也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毛主席？ 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要么军校出身，要么留过苏，要么留过洋，他们只相信书本上的东西，只认同俄式革命，不认可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 偏偏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毛主席最了解国情和民情，最懂得一切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自从毛主席逝世后，仍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反对毛主席，极尽污蔑、抹黑毛主席之能事。他们以为毛主席不在了，就可以胡作非为、为非作歹。 虽然，毛主席不在了，但毛泽东思想还在，毛主席缔造的党还在，毛主席教导的人民还在。 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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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天童老僧 > 《毛泽东——人民的大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