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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国人对于东汉张衡的认识远没有概念。据说张衡老家当时的南阳行署官员，面对外国同行要求拜谒张衡时，还在左右四顾问及张衡同志是否到场，这就不止是一个笑谈，更是一个历史“圣人”从未知到被感知的佐证。 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自明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始，翻译西学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根据西方人熊三拔介绍的西学知识写成的。但是整个所谓“西学东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文化一开始鄙视西方文明与妄自尊大的倾向，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有所改观，这时自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成为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的标志。不过，从魏源到严复，一直都在中学、西学谁为“体”，谁为“用”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出现过“义和团”那种妄图持守本土文化，以爱国的名义实则逆历史潮流的群众性运动。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康梁变法、“五四”运动、袁世凯复辟、蒋介石独裁、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改革开放……，历次运动固然是求民族独立发展，又何尝不是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模式的“左倾”“右倾”演进同样提示了一个真理：决定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变迁，更不是阶级争斗，而是靠科学发展，只有科学发展才能促进物质生活的提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直接催生了“科教兴国战略”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理念。长远看来，这样的认识，对于中国更进一步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具有理论奠基和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
总之，近二百年来中国学习西方走了一段相当曲折前行的道路。从“大清”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是学习欧洲宪政，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选择欧美不同政治学说的实践，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更是马列思想理论在中国建设进程中的科学调整。这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是靠科学技术来提供源泉。中国以往前进中的曲折，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不深入，而自以为已得到精髓所导致的必然恶果。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中西方文化之差异，广义说，是差在科学技术异在文化。具体说，中国文化传统保守造成政治上的落后，最终限制了科学技术发展；西方文化进取竞争，促进了政治上民主和法制完备，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达。 举例来说，当近代欧洲孩子们在公学学习数、理、化的时候，中国只有少数幸运的孩子在私塾里读五经四书；欧洲开始批量生产汽车时，中国官僚们还以乘轿规格炫耀职务高低；当英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时，爱因斯坦试图揭示原子内部巨大能量的秘密时，中国才刚刚废除科举制度。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早已火箭升空、卫星上天、然而比之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综合科技实力差异仍有很大差异。这就是现实问题，那种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事实条件，实不应成为中国人学习先进文化的“包袱”(引述自叶青山《文化基因解密》）。 叶青山著 《文化基因解密》 尊重科学、重视科技、培植科研人才，成为中国面临国际竞争和发展的时代需求。与此同时，在中国需要大胆学习西方的时候，几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古文化的研究兴盛也成为一个主流，从儒家文化热到“国学热”再到“百家讲坛”，延续至今方兴未艾。叶青山先生总结，此类古文化热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误以为“中国哲学先进于”西方哲学；二是中医等“国萃”被世界的重视；三是西方工业发达导致生态失衡，使人们对科学认识产生误解；四是信仰危机寄托转向与抵抗西洋文化渗透的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流文化都在力图恢复儒家文化倡导的三大价值观即集体性、秩序性、中庸性。这三大价值观，正是儒家文化稳定社会的三大“法宝”，似乎只要中国文化稳定，中国政权就会稳定。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无论怎样变化，文化的稳定性大体上却始终如一，这正是当下“古文化热”持续兴盛的深层次背景。发展与和平是世界两大主题，在中国就是发展与稳定，表现在文化上就呈现了科学技术发展与传统文化热，这是中国当下时代社会表面呈现出的两大文化流向。
国际文化名人张衡因其科学成就同伽里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并列，这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中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他们都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做出了划时代的成就。张衡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乃至东方科学史上的一张“王牌”，更是企图证明中国古代科学曾经牛逼轰轰过，以此鼓舞今日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张衡这个形象，可以说凝聚了千年中国自强不息探索科学真知的人文精神。所以张衡走向中国人心目中的神而圣之的殿堂，几乎已成为民心所向，真是想“隐逸”都难了。 作者简介：二水崔，70后，民主党派，爱好文字，对历史、文学、经济多有涉猎，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发表。代理策划出版过《地震来了》、《反思河南人》、《较量》、《古村妖物志》、《纸糊的民国》、《行者文集》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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