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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有一些美可以通过文字进行描述传达，而有一些美，固有其姿态，事实与描述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天堑，比如土陶，这来于泥土最终归于泥土的器物。我需要深入，深入，再深入，去寻找与它的契合点，去领会它无人替代的风华。土陶早已在我的生命中立足，它是我年少时接触最多的器物。一寸山河一寸土，乡村，本是泥土的世界，这泥土出庄稼，出树木，出陶器。当然也出诗歌，出乡愁。土陶乃“水火既济而土合”的产物，这些乡村最古老、最纯朴的器物，与人类文明几乎同时诞生，却也因悠久，普通而普遍。它遍布村人家中的角角落落，吃喝拉撒，随手一拎可能就是一件陶器。确乎，米缸水瓮，糕盆面盆，盘盘碗碗，孩子们热衷的陶制小玩具，甚至死人用的丧盆等，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生死死，陶器都伴随着人类。如此看来，乡村生活，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盆盆罐罐等陶器的磕磕碰碰中度过的。往大了说，一部土陶史就是一部乡村史。当然，用土陶史去概括乡村史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土陶太顽固了，它们始终伴随着乡村生活。而我恰好经历了土陶的最日常也是最后的繁荣。记得刚学会挑水，我就执着于一趟趟将家中那个硕大的水缸填满，让它以最好的状态盛载生命的喜悦。碧水盈盈，映着蓝天白云，生动了一个院子。只是，那个土黄色的陶缸真大，我稚嫩的肩头总是沉甸甸的。乡村人做活赶时间，披星戴月是常事。早上扛着农具出门时，人人手里还拎着个陶罐，盛着中午的吃食。陶器盛熟食，透气，不易馊。日常用陶罐煮水，泡茶，甚至煲粥，汤汤水水都保留着一份原汁原味，具有天然的养生功效。这些陶器，有着泥土一样的表层，即便上了层粗釉，釉下的毛骨眼也自动吸收水份、光热，以及人的灵气，天长日久，让它变得愈加温润柔和，那种黑，那种红，那种黄，恰到好处地呈现出自然的原色，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我从没有关注过这些陶器从何而来，它们仿佛就是家中烟火气的一部分，有血，有肉，有温度，无需过去，也无需未来。酷热的夏季，我躺在被母亲洒了两遍水的院子里，星空满怀，偶而会想到邻家二奶的话，我真的是从山上捡来的吗？天上的哪颗星是我的命运星？那是年少的我对人生的终极思考，而陶器不在此行列。直到2014年，我在茱萸山脚下那个叫土盆的村庄目睹一窑陶器的精彩亮相。那个画面如此动人，一个个整整齐齐摆放在馒头窑里的陶胎，经历窑火淬炼后的着色和裂变后，魔术般改变了它原本的朴质，线条流畅，内心丰润，浑然天成。原来它们是这样炼成的，原来它们可以如此美好。这个小山村原来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杏花村”。村后的山坡上今天依然满布一片野生的杏林。它们以一种极其自由和奔放的姿势，长在向阳的一片山坡上，远离村庄，远离热闹。因为没有约束，它们疯了似的长，没有边界，没有规则，就那么肆意地生长着。一棵树与一棵树隔着几米的距离，不妨碍，不牵手，孤独而又骄傲。冬天的时候，连鸟巢都少有。就这么黑黝黝光秃秃地立在冷风中，画面感强烈地以为是一幅古人的泼墨山水画。春来了，它们开出洁白的花，一团团，一簇簇，像天空的云，又似大片大片的雪从天而降，用一生中最绚烂的色彩妆点着山坡，没有蜂舞，没有蝶曼，也少有人前来欣赏。它们照旧开着，用尽全力地开着，开成一种绝艳的寂寞。它们的脚下是坟，一座又一座。树老，坟也老。村人忙忙碌碌一辈子，最后回归山林，在杏林中静静地长眠。我是在冬天发现它们的。冬天的山野，空旷而又寂寥。野杏树们在这片空旷中，灰暗着，挺拔着，和我望见的那山一个颜色。而那个已改叫土盆的村庄就在山脚不远处，红瓦灰墙的房子错落分布，参差几百户人家，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小山村。那一次，我只在杏林盘桓，错过了与它的相遇。也许，它是为了和我更好的相遇？据铜山《大泉乡志》记载，三百多年前，一张姓夫妇从山东滕县逃荒至此，一路仓皇，饥困交加，已是疲惫至极。就在这时，一片红彤彤与别处明显不同的土地呈现在眼前，捧起湿漉漉的泥土，透过手掌的肌肤感受到土质的粘性与韧性，这是做陶器最好的材料啊。夫妇俩的心立刻安定了下来，决定留在杏花村。日出日落，种几亩薄田，更多的时间，重操旧业，做起了土陶，从此掀开了杏花村做土陶的历史。杏花村的土陶，朴实无华，却经久耐用，名声远扬，久而久之，人们慢慢的淡忘了杏花村，干脆就叫它土盆村。土盆村最兴盛的时候有28口窑屋、十几座窑，火光翻滚，烟雾弥漫，承载着村人美好的期盼。高峰时，每天可出3000多件色彩明快、形态迥异的陶器。拉土的、制陶的、烧窑的、卖陶的，人流如织，车马鼎沸，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一度很热闹。富在深山有远亲，因为土陶，土盆村被挂在许多人的嘴里。谁也逃不过斗转星移，山河变换。在今天，土盆的没落是必然的。土盆村依然约定俗成地成为它正式的户籍名。没有土盆的土盆村先是因为大洞山、督公湖景区开发，硬是劈山开出一条茱萸路，贴着它身旁笔直向南；接着因为徐州五环路外延，这条路更宽阔，一直深藏山中的土盆村走到了“前台”，却泯然于众村。而恰恰因为离开，土陶有了过去，那些过去在心中枝枝蔓蔓，有了自己的追随者。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传统文化遥远而又小众，大部分传统民俗手艺，不过是在小众人群中小心翼翼地传承，普通如我们只作远远观望，最多是个看客。土陶不过是其中之一。不再偏僻的土盆村有个叫张开业的村民，父传子，子传孙，张家传承手工制陶已历经五世。年迈的爷爷依然沉浸在土陶的时光里，每年都要烧制几窑土陶，提示着土盆村平凡而又切实存在的过往。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张开业不时涌动一种渴望与激情，他下决心重拾祖辈的制陶工艺，做起了陶盆、陶缸、陶罐等。让他欣喜的是，一直没有放弃的陶土罐烧制技艺，被列入了徐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儿子也开始学起了传统的制陶技艺。而在我看来，张开业的努力也在无形中构建了土盆村的今天，联接了土盆村的昨天。这种变化，对土盆村来说，无论如何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只是，贾汪612平方公里，土盆村是唯一的制陶之所吗？扩大到整个徐州地区呢？《汉书.郊祀志》记载：徐州贡五色土，各一斗。五色土，因其所含矿物成分不同，呈现不同颜色，红色是粘土，黄色是硝土，黑色是碱土，腐殖质的是黑土和青土。这样看来，徐州自古便是一处制陶之所。历史的风云变幻与天荒地老的大地，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历史的痕迹。在徐州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很多邳州大墩子遗址（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那件饱经岁月洗礼的彩陶钵造型圆润，彩绘的色彩依然鲜亮。汉代是徐州陶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徐州汉文化三绝之一的兵马俑是徐州高超制陶技艺的见证。当更加细腻鲜亮的瓷器的发明，陶器渐渐退居幕后。乡村的土陶没有因为瓷器而中断，它依然与乡村相依相守。有水的地方就有鱼，但有土的地方不一定有陶。具有良好可塑性的粘土才可化土为器。我的家乡与土盆村不过二十余里路程，黏土遍地都是，母亲垒锅灶的土，就是黏土。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也喜欢用泥巴捏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但我的家乡从没有做过陶器。以村人执着的性格，也许曾试着做过，可能都失败了，所以村人用陶都是购买或以物易物交换。我们村用的陶器，可能有一部分就来自土盆村。一个村的土陶供应了周边无数个村庄。因为土陶，村与村似乎具有了相同的烟火气。只是，今天，当我们习惯了瓷器和不锈钢的精致华美后，面对土陶，几乎很难自觉地爱上它，它不太符合当下人的审美趣味，显得过分地直白，简单，不耐品味。张开业的逆水行舟就显得难能可贵，这让我想起马庄村一辈子沉浸在香包世界的王秀英老人。也正是由于他们这些人的坚守，传统文化保住了古老而安静的灵魂，又不断超脱，蝶变。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点情结的人，那就像一个种子，当性格和环境契合时，就会被浇灌，迅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体验过“低头看炉火，抬头望孤星，寒窑陶匠顶烈风，夜深人静听水声，天寒肚饥盼精品，抱得精品两袖风”的苦熬苦掖，体验过独自一人前行的孤独寂寞，张开业对土陶反而有了更深的领悟。热爱与努力，再加上开阔的视野，构成了巨大的体量。在张开业的制陶作坊里，一件件朴实无华的陶器，声如罄，薄如纸，亮如镜，硬如瓷，接受世人惊羡的目光，我不是第一双被惊艳的眼睛。它们平和，冲淡，悠远，无拘，微微地还有那么一丝骄傲。张开业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努力把手艺向艺术靠拢，或者说，这些陶器，不仅仅是实用的，还是美观的，有自己灵魂的。撇去浮华的虚光，这些历经几千年的民间技艺，已悄悄成为一些人内心深处最妥帖的所在。《论语》有云：“虽小道，必有可观焉。”小小的土陶，却承载着传统美学、中医养生、天人合一的精髓。你可以不喜欢它，你可以不去珍藏它，可它的价值，谁也不能抹杀。千帆过尽，陶器散为土，重新与大地融为一体。尘归尘，土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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