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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多名开国元勋联名写信请求中央帮忙寻找一位救命恩人，此事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据元勋们提供的线索，这位救命恩人名叫牛宝正，代号为英文“OX”，除了名字外只知道他的籍贯是山东省的。 为了早日实现元勋们报恩的诉求，中央便拜托山东省代为查询这位名叫“牛宝正”的下落。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山东方面不敢怠慢，很快便展开了调查。在初步排查中，山东省所登记的户口档案中并未查询到牛宝正的存在，即便有重名的，经排查也被一一排除。 初步排查未果后，为了不辜负元勋们的期待，山东省专门成立相关调查小组，安排到个人负责查找牛宝正的下落。  一、“救命恩人”的下落为了尽快完成中央所托，山东省负责此项目的人员决定亲自下地方进行调查，并在全省发布公告搜集线索。 1950年年初，山东省省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一名自称自己曾是牛宝正同事的人说自己知道牛宝正是无棣县人。为了确保消息的正确性，项目组当即对拨通这通电话的人进行了身份确认，原来，这个人是曾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就职。 至此，牛宝正老家的具体地址进一步缩小，4月份，山东省委的项目组将此事正式托付给无棣县所属的中共垦利地委，山东省委还着重强调，此事为中央所托，一定要尽快找到牛宝正的下落。 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垦利地委当即便派遣专人前往无棣县。由于此事事出突然，垦利地委并未提前通知无棣县委。因此，在得知垦利地委派遣专人赶往无棣县时，未接到任何通知的无棣县县委书记张雨村很是疑惑，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上级来人怎么会这么突然？ 一头雾水的无棣县县委书记张雨村，匆忙地嘱托手下准备好一切工作，等待上级检查。  很快，垦利地委的委派人员就抵达了县委。出乎张雨村意料的是，一见面，委派人员并未表示要对相关事项进行抽查，只是递给自己一封密函。 带着疑惑的张雨村，当面便打开了这封密函，密函上只写了一件事，寻找牛宝正。“牛宝正？这是谁？还是省委的密函？”一时之间，张雨村心里的疑惑纷纷涌现出来。 “这……”还没等张雨村开口询问，委派人员抬手打断了张雨村的询问，“这是中央的指示，请务必尽快找到牛宝正的下落，中央领导很重视。”交代完一切之后，委派人员便离开了县委。 送走委派人员后，张雨村当即就交代了下去，“请办公室主任赵延津来一趟。”在赵延津进办公室之后，张雨村直接提出，“老赵，上级安排了一个任务，我觉得这件事交给你我最放心，找到一个人，叫牛宝正，就在咱们无棣县，他还有一个代号“OX”！” 线索实在是太有限了，赵延津一人很难完成这项任务，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也随之参与了寻找牛宝正之事。 两人进行分工后，很快便开始着手调查了。一边，赵延津负责到派出所查找档案，另一边，张学德负责联系乡村干部，从基层开始查起。  没隔多久，就有一个乡长给张学德反映：确实是有一个牛宝正，只不过现在正在接受管制。“一点线索也是线索，一丝希望也是希望，先去看看再说”，抱着这种想法的张学德立马就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关押牛宝正的地方。 城关公安分局内，激动的张学德撂下自行车就跑到局长办公室，“局长，你好，我是县委办公室的张学德，我能查看一下牛宝正的档案吗？” 见张学德还喘着大气，公安分局局长张权温并未直接回答张学德问题，而是给张学德倒了一杯水，请张学德先坐下歇一歇，之后，局长张权温才张口说道：“这个人历史有点复杂，你应该也能猜到，要不然他也不能现在在这管制着。”对于局长张权温的回答，张学德张了张嘴也没能说出话，心里却凉了半截，“看来这个人多半不是自己要找的”。 可是，局长张权温接下来的话令张学德的心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过，这个牛宝正确实是东关人，他之前呢，先是干过县里的警察队队长，之后又在国民党的监狱担任过看守班长。我在你来之前已经先看过他的档案了，没有发现和我党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先见见他，看他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保守起见，张学德在和牛宝正见面时，并未表明自己的身份，也并未向其透露自己和他见面的原因。 在两人的交谈中，张学德得知，牛宝正曾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当过看守班长，期间还帮助过自己看守的中共人员暗中做过联络员，此外，牛宝正还说出了自己认识的中共人员的名字“徐子文、刘华甫”等。 仅靠张学德单方面的口述并不能验证他的身份，在将自己掌握到的一切信息上报给上级之后，张学德便接着赶往牛宝正老家进行进一步确认。 最终，在张学德以及当地公安部门的联合调查及走访，终于，证实了牛宝正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担任看守班长之事属实。张学德报给上级的信息也得到了回复，“徐子安、刘华甫”等正是安子文和刘澜涛当时所用的化名。 至此，牛宝正的下落终于被找到。  那么，这个代号为“OX”，名叫牛宝正的人，为何会受到安子文等多名开国元勋的重视，牛宝正在担任看守班长期间又做了何事？ 二、看守班长变身“OX”1931年6月，在叛徒的出卖之下，包括安子文、殷鉴、刘澜涛等多名秘密党员被国民党逮捕，之后，甚至为了防止我党人员进行营救，多次转换这些秘密党员的关押地，最后才确定将其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在被捕之后，我党被抓人员一直在积极准备自我营救工作，决心扛着红旗打开监狱大门，并且在狱中，为了稳定大家心中的信念，以殷鉴为首的多名党员提出建立狱中党校，坚持学习马列主义。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争取“OX”。 “OX”就是牛宝正，“OX”的由来，是根据牛宝正的姓的英文发音起的，当时的牛宝正刚刚担任监狱的看守班长不久。  其实，我党被抓人员选择争取牛宝正的原因还要从牛宝正拜托他们写一封信说起。 一天，在刚吃过中午饭，抱着纸和笔的牛宝正，一脸着急地来到了杨献珍所在的监房。起初，牛宝正支支吾吾地不愿说清楚自己这么着急是来干什么。可是，就算牛宝正不说，杨献珍也明白牛宝正是来干什么的，“你带着纸和笔，是来找我帮忙的吧。” 见杨献珍已经主动开口询问了，牛宝正也不再扭捏，“俺想让你代笔给俺娘写一封信。”说完，牛宝正觉得自己这样让别人帮忙，不太妥当，便接着说道，“俺娘生了重病，需要钱看病，可是俺这刚当上班长，实在是没有多少钱，俺就是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帮帮忙。” 言到此处，眼眶通红的牛宝正再也忍不住，抽泣了起来。 牛宝正的这封信不仅打动了杨献珍，也给狱中党支部带了希望，他们觉得牛宝正是一个值得发展的对象。 为了能够拉拢牛宝正，每当牛宝正值班之时，杨献珍就主动和牛宝正打招呼，询问他家里的情况，狱中党支部甚至还集众人之力给牛宝正凑齐了他母亲的医药费。  慢慢地，见时机成熟，一次在与牛宝正的闲谈中，杨献珍暗示，自己很长时间没读过报纸了，看牛宝正能不能帮忙从外面带点报纸进来，过期的也行。受了杨献珍等人很大恩惠的牛宝正，在纠结了一下后，便隐晦地说道，“你们要悄悄地看，不能太过于明显了，要不然我也很难办的。” 这件事，从侧面展示了狱中党支部对牛宝正的拉拢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逐渐，在革命人员的思想熏陶之下，牛宝正心中的那杆天平已经倾向了共产党。 在此之后，牛宝正经常会在暗中保护殷鉴等人，甚至会暗中帮忙和狱外的组织取得联系。一封封信件，一批批文件，一组组书籍，在牛宝正的掩护下都被顺利带进了牢房，这所监狱慢慢地变成了充满马列主义的监狱。 即使豁出性命，牛宝正也一定会保住狱中党组织人员的性命，同时，与狱外组织共同营救在押人员的任务，成为了牛宝正的“心事”。  1936年，在全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我党党员干部极度缺乏，解救草岚子监狱人员成为了重中之重。牛宝正便成了传达指示和狱中情况的中间人。 在中央的指示发出之后，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当即就找到了牛宝正，请他向狱中传达“要求狱中人员尽快争取出狱”的指示。 牛宝正当时就答应了柯庆施，主动担任起了营救狱中人员的任务。随着牛宝正第三封信的传出，狱中党支部的出狱行动开始启动。 当时，只要是狱中在押的中共人员主动在报纸上发表《反共启事》就可离狱，为了能够早日出狱，在中央对狱中人员作出明确指示“发表反共文章，在出狱后经查证不予追究”后，以殷鉴为首的在押人员分批出狱。 1936年9月初，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在内的九人被释放；22日，余下的21名在押人员获得释放。就这样，在牛宝正的联络下，先后共有多达61名共产党员获得释放。  不幸的是，1936年年底，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的除夕夜，牛宝正因多次与“政治犯”交往被国民党监狱局逮捕。被逮捕后，为了从牛宝正嘴中尽快得到共产党员的相关情报，监狱局连夜对牛宝正进行了审讯。面对监狱局的严刑逼供，牛宝正始终闭口不言，牛宝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彻底惹火了监狱局，审讯终止后，便判处牛宝正死刑。 得知牛宝正的危难处境，北平的中共秘密组织立马安排营救计划，最终，虎口脱险的牛宝正及其家人被党组织暗中掩护送出了北平。在逃出北平后，牛宝正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三、“OX”传奇落下帷幕差点付出自己性命的牛宝正，在拯救了多达六十多名中共党员后，便从此消失匿迹。 当时被牛宝正救出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元勋始终忘不了当时从国民党监狱中救出自己的“OX”班长。这便出现了开头，多名开国元勋联名请求中央寻求救命恩人的情况。  在张学德找到牛宝正后，被证实身份的牛宝正得知当年拯救的共产党员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央领导时，即使面对严刑逼供也不屈服的牛宝正，当场就留下了热泪，接连感叹“好啊，好啊，好啊！” 1950年，山东省无棣县街上锣鼓喧天，就连县委都来欢送牛宝正一家赴京。 牛宝正这一64岁的山东老汉，在被接到北京后，被安排到了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感谢党，感谢领导们啊，俺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牛宝正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 1954年11月，68岁的牛宝正在北京去世，在临终前，牛宝正特地嘱咐儿子，落叶归根，自己要葬在老牛家的祖坟。在北京悼念会结束后，牛宝正的儿子就完成了他的遗愿，归了根。 流血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的心中没有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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