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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道德·上帝与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迥然有别于一般的艺术小说，也有别于明确负载一种思想观点的“思想主题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为例，前一种艺术小说可以屠格涅夫为代表（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小说也属此类），后一种“思想主题小说”可以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为代表。前一种艺术小说确实可以说构成了小说（或至少传统小说）的主要类型，它们虽然潜含有某种思想观念，但这些思想观念并非强制的、直露的、甚至它们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愈为有利，作者也是尽量隐于作品的人物之后，对各种人物保持着某种距离和客观性（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各种思想保持了某种距离与客观性）；而后一种“思想主题小说“是相当直露的、单数的、甚至咄咄逼人的，它的流行往往与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有关。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文学中，前一种艺术作品的作者占大多数，后一种作者是很少数，而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者就更少而又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中就不仅是独特的，在他的时代就几乎还是唯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艺术家中极为罕见的一个思想家，并且我们在下面还将试图说明：他还是思想的艺术家中一个最伟大的提问者。 ▎思想者的孕育和诞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可明显地分为由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及兵役这一阶段隔开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1845-1859），跨度约十五年，但只有前四年多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随后的四年监狱苦役期间他完全无法写作，之后充当列兵及升为准尉的恢复写作期也是缓慢的。在这第一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和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如《穷人》、《孪生兄弟》、《女房东》、《白夜》、《涅朵奇卡》、《舅舅的梦》、《庄园风波》。第二个时期或者说“后西伯利亚时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最辉煌的时期，才是一个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意义的时期，也是一个使他不止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且成为一个思想艺术家的时期。这后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包括《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其间，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很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尝试了用印象、手记、《作家日记》（包括文论、政论、杂谈等）等各种形式写作。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对其中人物所直接和间接表述的思想的关心逐渐超过了对这些人物的命运的关心，“思想的人”真正鲜明地出现了，不再像在早期作品中那样只是一些隐隐约约的雏形。 我们下面要描述这种“思想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孕育和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开首所引作家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讽的话实际已经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写“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却爱把地底下一切埋藏着的东西翻将出来”；第二是引发和刺激读者思考：“读了这些东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禁止他们写作，干脆完全地禁止他们写作”，但即便人们暂时不被允许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于是人们终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动中爆发。 《穷人》中的主人公杰武什金已经在开始思考了，思考的一个契机是因为怜悯而产生的爱，也包括被怜爱。杰武什金是一个抄写文件的小官员，薪水微薄，受人欺侮，担任公职三十年来一直孤独地自己生活，后来住在一个从厨房里隔出的小间里，老是为自己的靴子、外套犯愁。但他即使这样生活，也可能一直不会去思考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不是突然强烈地爱上了一个同样贫困交加，比他年轻得多的弱女子瓦尔瓦拉，正是对她的怜爱引发了他的思考，他开始萌生起一种自我意识，知道自己并不低人一等；认识到“就算我外表上没有出众的地方，没有风度，没有气派，然而我毕竟是一个人，拿我的心灵和思想来说，我是一个人。” 他开始以一个人的身份思考社会公正的问题，过去司空见惯的事情突然一下子变得触目惊心，他说他整夜想到这些问题，睡不好觉。 除了怜爱的动力，思考的另一个契机则是文学，杰武什金在接触到一些文学作品之后说“文学是好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但他的文学鉴赏力开始并不是很高，直到普希金的《驿站长》与果戈理的《外套》等一流作品给了他第一次深深的震动。他发现书中详尽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事过去没想过，现在看了这样的书，一切都慢慢地记起来，对上号，看清了。然而，这同时又使他感到愤怒、悲哀和痛苦。他读了《外套》之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自己外在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感到自己穷困的生活被暴露无遗，而这正是他竭力想向他人，也向自己隐瞒的。 然而，他的思考是表现得多么地谨小慎微，多么地胆小如鼠啊！他甚至就把自己比喻为一只老鼠。他刚一有世道不公的想法，就马上又觉得这是非分之想，是“不应有的念头”，是“自由放肆的思想”。那时候的穷人还很胆小，很安静，他承认自己就很胆小，而邻居戈尔什科夫“比我更胆小”，更安静，住在他们旁边，却简直听不见他们一家五口有什么声响。这是一种默默的绝望。杰武什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社会的层面，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他有时也会琢磨：“一个人有时是奇怪的，是很奇怪的。”说他猜不透“上帝的意旨”，但总的说，这些思想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不仅是因为缺少思想的才能，也是因为缺乏思想的勇气。一个大范围地刺激人们思考的时代也还没有来临。 《孪生兄弟》中的另一个小官员戈利亚德金虽然想闯进自己未被邀请的宴会，但他也承认：“我可是胆小得象只母鸡。胆小是我们的本分。”在他闯入被逐出之后，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戈利亚德金先生被杀害了──在道德上被杀害了。”于是在幻想中出现了另一个戈利亚德金，一个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的戈利亚德金，一个卑劣的、到处拍人马屁，最后也侮辱大戈利亚德金的小戈利亚德金，最后戈利亚德金终于被医生送入了疯人院。 如果说前两个人物被逼入边缘处境后会有种种思考和幻觉，却并未显示出思想者的特具才能，那么，《女房东》中的奥尔狄诺夫则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中最具思想者气质和能力的主人公，他拿到学位后领到一笔不大的遗产，可以供他节衣缩食维持两三年，于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住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两年之后，他简直成了个孤僻的怪物，完全脱离了人世间那种喧嚣、扰攘、激动人心和富于变化的生活，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治学，而这种治学又完全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不构成任何文化资本，这在他只是一种癖好。他闭门从事的研究没有什么条理和一定的体系，而只有类乎艺术家那样的欣喜、狂热、冲动。他自己为自己建立体系；这套体系在他头脑里酝酿多年，一个还模糊不清的、但妙不可言的思想雏型已在他心中徐徐升起，这思想体现为一种新的、明净的形式，在他心中折腾着，呼之欲出。尽管还没有充分把握，但他能感觉到此形式的特异性、正确性和独创性，因为他的力量已得到暗示：这是一项创造，它正在不断形成和充实。但具体化和成功为期尚远，也许很远很远，也许根本不可能！ 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因为要迁居而开始注意街上的一切，并愈来愈觉得有兴趣，于是破天荒头一次痛感把自己活活埋在斗室之中多么不值。他爱上了一位奇怪的女子卡捷琳娜，但这一爱情却遭到了失败：这一女子最终仍然选择了在精神上魔力般制约着她的专制老头穆林。在经历了这一变故之后他变得多思、烦躁、神经过敏，不知不觉陷入万念俱灰的恶性忧郁状态。他连接几个星期也不翻开他原先酷爱的书本。未来向他关了门，钱即将告罄，而他甚至不考虑前途。以往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那股干劲、那份热情、以往他自己创造的那些形象，有时也会从逝去的岁月中鲜明地重现在他的面前；然而，它们只会压迫、扼杀他的精力。思想并不转为行动，创造的过程停滞不前。所有这些形象仿佛在他想象中故意幻成庞然大物，为的是嘲笑他的无能。在郁悒的时刻，他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比作那个好吹牛的巫师学徒：他偷得了师父的一句咒语，命令扫帚担水，可是却把怎样说“停止”的诀窍忘了，结果几乎给水淹死。他本来也许会产生一套别出心裁的独特见解，本来也许会成为学术上的艺术家，出诸他笔端的好多见解充满热情，富有说服力。然而，现在一种类乎神秘主义、宿命观念和不可知论的思想却开始潜入他的心灵。这个不幸的人感觉到自己的痛楚，便祈求上帝医治。 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思想者的雏形，然而，我们对他的思想的内容尚不得而知，他没有明确表露过自己的思想，我们只是感到，如果他能顺利度过他这一次走向人间的感情与生命的重挫而仍活下来，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例如沙托夫、佐西马长老那样的思想者。我们目前还只是对他的思想的方法感到兴趣：这是一种呆在某种边缘、孤单的与世界为敌的处境中，通过形象来挤压、来呼之欲出而使思想诞生的方法：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忽然认识到自己孑然一身，与全世界毫无瓜葛，孤单单寄寓于别人家中，置身于神秘莫测、居心可疑的人们之间，仿佛有无数仇敌聚在他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交头接耳……他梦见自己所有的心思和理想，从儿时模糊的幻象起，包括他通过生活获得的、从书本上读到的、甚至早已忘怀的一切，无不活动起来，循序列次，现形具体，在他面前显示大得吓人的形相，在他周围走来走去，集结成群；他梦见一处处瑰丽如仙境的花园在他面前展现，眼看着一座座城市兴起又倾塌，一片片坟场把那里的死人纷纷送到他这里来重新开始生活，一个个部落和民族诞生又消亡；此刻，在病榻周围，他梦见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每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几乎刚一产生就具体成形；末了，他梦见自己的思维不是通过虚无缥缈的想法，而是通过触摸得到的世间万物来实现；他梦见自己象一粒尘埃飘游在这个无边无际、难以走遍的奇幻世界，而整个这种动荡无着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压力、负担和永无休止的讽剌；他感到自己在死亡、解体、化灰，万劫不复；他想逃，可是宇宙之大没有一个角落能容他藏身。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许正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白夜》中的“我”也是一个类似于奥尔狄诺夫的幻想家，虽然他满怀激情和善意，他的爱情也同样是一种失败。他们同样孤独，不会巧妙得体地说话，沉溺于冥思苦想，与周围人隔隔不入，却全力以赴地奔向一个对象。这后一种幻想性的思考者不同于杰武什金与戈利亚德金的地方在于：杰武什金与戈利亚德金是尊严受到伤害的小人物，思想仍囿于实际的、经常是物质的、名分的遭遇，而这种幻想家的类型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具体的个人境遇，更具有浪漫色彩，具有更高、更抽象的追求，而又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 不过，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还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形象，他们的思想还不具有深刻的时代和永恒的内容，他们的思想还是片断的，或者是内容不清楚的，他们还不是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都还是在独自行进，而没有与其他作为人物的思想展开对话和交锋。在此，思想还是单数而不是复数，甚至经常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他们身上一些和后来思想者形象类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动，不易合群，似乎总是在他人的视线之下局促不安，紧张而富于变化，不断转折，提出一种想法之后又加以反诘，不敢自信，自相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甚至达到了濒临人格分裂的疯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们身上，已经开始显示出一种思想的暧昧性和问题性。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为思想者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小说”类型，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和生长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深受果戈理风格的影响，并承继了他对小人物的怜悯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调只是怜悯，默默的、孤独的怜悯，后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与时代、永恒对话的渴望。早期小说中的人物感觉丰富、感情细腻、意识流动、心理变化多端，但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才智，他们大都是相当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心肠善良而又有时表现怪诞的小人物。他们有时也表达了一些思想，如《穷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述过自己一些关于社会正义、公民德性的思考，但这些思想总的说来是散漫的、不连贯的、转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倾诉自己的感情，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一种倾诉的风格，是向对方倾诉，而不是与对方争论和对话，也不是把思想的过程或思考的结果告诉对方，不是发表哲理的议论，而主要是谈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确实，一个他人、一个对方总是存在的，这或者是一个可倾诉自己感情的对象，或者是一种异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似乎总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总是要不断为自己辩解，不断说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试图掩盖。这些心理活动已经具有一些后来思想者的特点，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问题的层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标志着一种作者对自身的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他开始迈向新的更高台阶。他早期的处女作《穷人》出手不凡，使他一开始就可以跻身于当时（四十年代）俄国最好的作家之列；而这本书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则已开始使他进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是他第一个长篇，其中也第一次出现了由“单线”到“双轨”的情节，它还显示出作者比起中短篇来更能够驾御长篇，其中的人物也直接表述了一些思想，例如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所表露的一种对美和高尚的憎恨，对天真、田园牧歌和席勒的厌恶、对道德的基础在于利己主义、道德与使人舒适的礼仪没有什么区别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明显是反面的、是作者所不赞成的思想。对立一方的思想尚未直接出现，两种思想没有形成交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主要还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我们还是比关注思想更关心其中人物例如涅莉的命运。在《死屋手记》中，包含着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结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们是直接来自最底层应当说弥足珍贵。《死屋手记》的记述者“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个独白者，是一个叙说自己通过痛苦所认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个对话者，尚非一个叙说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诞生是在《地下室手记》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后来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点才充分淋漓地表现出来：例如思想的转折性，不断跳跃，不断地意识到他人在场（那怕在这里他人是采取“潜在的在场“的方式）；不断把问题推到极端，言辞激烈、充满挑衅性而有时又迅速、全盘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强调人的极其阴深的复杂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强调人的个性，向欧几米德的的理性挑战，向廉价的、蚁穴的幸福挑战。这是一种“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种“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约数十页完全是表达地下室人那相当混乱、阴郁，但仍有一条主线和一种隐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夹雪”则在回顾自己过去与人的交往，一次聚会对一个妓女的始救终弃、始善终恶的故事中继续阐述“我”的感觉与思想。 但是，将地下室人的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个思想者虽然已经强烈地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类型的形式特征，也还没有说出这一类型所欲说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还是攻击性的、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它攻击工具理性、攻击功利主义，对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强调要超过对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强调，但正面的东西还没有在绝望的背景中显示出来。上帝的问题也还没有直接出现。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论，也可以引向无神论。这是夜的最深处，还看不见一点光亮，要看到光亮，还须再抬一点头。然而，无论如何，一种新型的思想者确实可以说就此诞生了，以后我们在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一些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作品中将不会对这种思考者类型（如局外人，恶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者的类型却是极其新颖的。考夫曼在其所编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这部作品列为首篇确实显示出他的洞见。 ▎思想者的特点  我们也许可以再仔细看一看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独特的一个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为提问者的主要思想者类型，这些思想者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特点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亚时期”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雏形，但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小说而构成另一种独特的类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经典的意义。富于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在妻子濒死的病床前写出了《地下室手记》，然后又失去了与之手足之情深厚并有共同事业的长兄米哈伊尔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后期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托马斯·曼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转折点，是他自身的一个突破。”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还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属于思想者类型的人物了。这些思想者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看来首先是他们的非功利性，他们不计算利害，不考虑得失，愿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愿为之受苦，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诚然，《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杀死女高利贷者的一个直接动因是金钱的压力，是想发财而且马上发财，而《少年》的主人公多尔戈鲁基的思想也是一种发财的思想，而且是要发大财，即要成为一个象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富。但那是怎样的一种发财的思想啊！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拿到杀人劫来的钱财后几乎立即就丢弃了，而且把自己的钱送给玛尔美拉陀夫一家；多尔戈鲁基在陈述了他的发财思想之后，在他后来的全部行动中不再见对如何实现他的发财梦有任何的实际举措。而在他的陈述中，他也声明他的要成为罗特希尔德决非是为了物质享受，说如果那样的话，“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将会消失，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他们实际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远比它们要给自己带来的效果、好处更为重要得多。拉思科里涅珂夫后来承认他实际上只是想“试一试”他的理论，他可能仍然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但却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自我主义者，他仍是为了自己，但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验证自己的思想，他说： “……我干那件事时，索尼亚，我想的并不是钱。我与其说是想钱，还不如说是想别的东西……现在我全晓得了……了解我吧！或许我决不会再犯谋杀罪了。我想弄清楚别的事情，正是别的事情在引诱我。那时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象别人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过障碍，究竟我敢不敢弯腰拾起来，究竟我是不是个发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没有权利……” “……听着：我那时往那个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试一试……你可以相信这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几乎全是如此，全是为了思想本身而并非是为了思想所带来的利益而思考，这里且不谈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诗金、阿辽沙、佐西马长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也是一样，甚至他们与其说是要为自己牟利，不如说是戕害自己。欧洲的评论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类人物与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根本区别，茨威格曾经写道：在欧洲每年要出五万部的书，都是教人怎样发财，怎样成功，怎样得到快乐，怎样赢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全不类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质是他们的反资产阶级，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思想者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败者。他们是罪人、囚犯、自杀者、发疯者、病人、白痴……甚至连几被视作圣人的佐西马长老的尸体也没有出现奇迹，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烂发臭。 巴赫金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作为思想者的人物的“绝对无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非利己的，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这种无私，不是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个性特点，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外在评价；这种无私表现出他们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领域，“思想性”和“无私”在此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个意义上，杀死并抢掠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绝对无私的；妓女索尼娅是绝对无私的；杀父的同谋者伊凡是绝对无私的。还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为罗特希里德的思想，也是绝对无私的。 不过，我们也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者的这个特征，亦即一种不计个人私利，不计成败地渴望获取思想、追求真理、愿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同时代作家的思想者形象之中，反映了处在十九世纪转变时代的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个共同特点，从而也是一个最一般的特征。所以，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笔下的思想者，也大致分享着同样的特点。 屠格涅夫说，他的六部写于19世纪50-60年代的长篇小说，就是“力图把莎士比亚称之为时代的具象和印记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人物迅速变化着的面貌认真和公正地描绘出来。” 他展示了一幅从罗亭、列日尼奥夫到拉夫列茨基、舒宾、伯尔森涅夫、英沙罗夫、巴札罗夫、李特维诺夫、涅日达诺夫、索洛明这样急剧变化的思想者的系列群像。罗亭敏于言辞，弱于行动，到处流浪，碌碌无为，他不善经营，充满孩子气，依靠别人生活，但并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具有献身于真理的热情，这种热切地追求真理、不计功利的精神也是后来的新知识分子的特征：英沙罗夫献身于祖国的独立，巴札罗夫投身科学，冷静的索多明献身于他的事业，软弱的涅日达诺夫也想献身革命。客观地说，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谈到追求进步的俄罗斯青年的宝贵献身精神，《群魔》中的革命者形象却不够全面、丰满，尤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有些被漫画似地丑化了，这大概是引起民主派阵营愤怒的一个原因。而屠格涅夫则补足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相当客观准确地展示了一种勇于行动、急于变革的思想者形象，这种形象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则表现得更充分，也更为理想化。重要的是，无论他们的思想倾向如何，这些思想者确实与那些卑鄙的钻营者和浑噩的苟活者截然不同，他们为了思想和真理可以不惜利，也不惜命。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包含有许多深刻感人的思想探索者的形象，并且比屠格涅夫笔下的思想者更集中于生命与永恒的问题，而不止是时代、社会与爱情的问题。彼埃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以及列文、聂赫留朵夫等人物都是第一等的思想者形象。这些人物都极其珍视思想，珍视真理而不计较个人私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1877年《作家日记》中评论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意义，他引小说中一个打猎的夏夜列文和另一位贵族斯梯瓦·奥勃朗斯基的一次谈话为例：奥勃朗斯基是个人主义者，享乐的行家，是机智的、生活舒适的，愉快的个人主义者。这类人一般都对妻子和孩子和蔼，但很少想她们，他们喜欢轻浮的女人，但又喜欢一点优雅，喜欢海阔天空的谈话。他们很能适应时潮而为自己谋利。他们实际并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从农奴制改革开始以来，这位贵族奥勃朗斯基马上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他作了计算和考虑，由于铁路家和银行家已成为一种力量，他马上便和他们发展关系和友谊。而列文则是另一种人，他也是一个贵族地主，他深为农民与地主的收入悬殊感到不安，竭力思考应该怎样做才算公正，在他未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觉得自己不能安心享受自己的特权。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具有这后一特点的人焦急不安地、几乎是病态地力图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们有坚定的希望，热烈的信仰，虽然几乎什么问题都不会解决。这一特点在列文对斯梯瓦的回答中充分表现出来了：“不，如果这是不合理的，你就不能尽情享受这些特权，至少我办不到，我最要紧的是做到问心无愧。”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指出： 请注意，我又要重复并急于重复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多数，一个当代特殊的、这类新人──俄国人的新的根──的多数，他们需要真理，惟有真理，排斥任何相对的虚伪，他们为了获得真理而不惜献出一切，……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还表现在：他们非常不成熟，暂时来自各个阶层和属于各种信念：这里既有贵族，也有无产者，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不信教的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姑娘，既有斯拉夫派，也有西欧派。信念上的分歧十分巨大，但对忠诚和真理的追求是坚定的，不可摧毁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为真理的言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财产。 这揭示出当时俄罗斯知识阶层多数人共有的一个特点，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具有“社会良心”含义的“知识分子”一词产生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确实不是偶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有关《群魔》的写作笔记中，也指出了这一特属于俄罗斯，尤其属于俄罗斯青年的特点：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临终前说：“俄罗斯万岁！它有思想。他们，虚无主义者们，也有思想。” 他们的思想处于隐蔽状态。我们也是有思想的人。俄罗斯这种永远渴望获取思想的愿望，实在太好了。 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己和一切──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愿上帝保佑他们并赐予他们平静的真理吧！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珍视真理。这部小说就是为此而写的。 除了这个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一般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又还有一些自己另外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些特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经常被置身于一种极具悲剧性的情节之中，浮沉于一个凶险的世界中，处在一种边缘处中接受考验。伊万诺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之为“悲剧小说”，格罗斯曼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惊险小说的联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体裁与古代狂欢式的梅尼普体的渊源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往往都导向一个大灾难，导向一个悲惨的结局，导向凶杀或者自杀。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就决不从容，决不诗情画意，而是常常被逼着尖锐、坦率地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是在濒临罪恶、疯狂或死亡的边缘说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危机，隐含杀气，气氛凶险，随时有可能发生最不可预测、最残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这种罪孽、悲剧的气氛中也就有了一种深深的痛苦、紧张和不安。他们深深地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里涅珂夫为自己杀人感到痛苦，伊凡则为一种“思想的弑父罪”感到痛苦，梅诗金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马预感到可能发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这里尤其深重的是一种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恶感到的绝望和悲伤。这种极度紧张不安的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已见端倪，而在他后期小说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有一种生长性，或者说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种永远的未完成性。有时好象达到了一个终点，但这终点很快又变为新的起点。这一特点甚至具体表现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龄上，他们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点孩子气，连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气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队伍里，还有特别的一个亚类：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痴》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亚，《少年》的主角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亚、丽莎。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颖悟而早熟，内心世界丰富多变，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经常动摇不定，他们也不计功利，不计牺牲，极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些“问题少年”，当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为上的“问题少年”。他们也都极其珍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虽然这些思想有的只是听来的流行意见。这类“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见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者还常常把思想的逻辑推到极端，最显着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纯粹是为了一种思想，为了一个问题而自杀的，他的自杀经过了长久的、甚至十分冷静的思考，他觉得不能够同时存有两种不相容的思想，为了思想逻辑的彻底性，他必须自杀，这里容不得半点的妥协、怯懦、温情和留恋。 这些思想者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他们的反省性，是他们与活动家形成的鲜明对照。他们不是那种一往无前的人，不是那种看准了就直奔目标、一无反顾的人，活动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将这种思考迅速变为结论，又用这种结论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或者事后解释自己行动的籍口。他们要把思想作为行动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为制胜的法宝，实际上，他们更喜欢理论、主义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总要不断停下来思考：疑惑、犹豫、惶惑、忏悔、自责、反省……他们常常不仅为思想痛苦，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们的思想变成理论，可能会成为别人手里杀人的利器，如波费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论能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则径直运用了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理论来杀人，而他们自己却杀不了人，他们或者下不了手，或相当偶然地杀了人立刻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会因这些思想伤害或杀死自己。 而且，这些思想者有时不仅似乎失去了行动或者说坚持行动的能力，糟糕的是他们似乎还是有意地无所事事。当然，这里的一个现成理由是他们要腾出时间来进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们唯一值得尝试的事业，而不管其成败利害。他们中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其生活来源，有些坦然接受别人的施惠，有些无疑是在穷困中，却仍然在饿着肚子思考。他们似乎只是靠思想活着，生计及其发达问题对他们不是重要的，发财成为他们思想的内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时代的一个印迹，提供给他们思考的材料，如若换一个时代，换一些问题，他们也仍然会紧张地思考，会通过这些问题直溯根本。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思想者，少年多尔戈鲁基如此说到思想对于他的意义，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时把他拖入恶行，并且肯定会拖入孤独：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着一些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愿让任何人去解决它们。最近两年来我甚至不再看书，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会使我感到震惊的篇幅。…… ……不，我是不能与人交往的；我现在也这么想；四十年以后我会讲的。我的思想需要一个隐藏之所。 他又说： 简单说来，我可以直言不讳，一个人头脑里有了一个凝固不变的、持久的、不可抗拒的、并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东西，那他仿佛因此就会脱离整个世界，隐遁到旷野里去了，一切所发生的，除了最重要的以外，都会被遗忘。甚至留下的也是不正确的印象。除此之外，主要的是总是有个借口。当时我使母亲那么痛苦，我又多么可耻地抛弃了妹妹：“唉，我有一种'思想’，而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对自己似乎是这么说的。我本人受了侮辱，受了极大的侮辱，──我受到侮辱，一气走了，接着忽然对自己说：“唉，我出身微贱，可是我到底还有'思想’，他们都不知道这点。” 思想差不多总是要在隐蔽与孤独状态中成长，尽管它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诉说和对话，但它们必须先在孤独中孕育。在思想者看来，思想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意义。同样是这位抱有发财梦的少年说：“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钱，光有金钱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会是会崩溃的。”51思想常常带来苦恼，也带来匮乏，那不是给个人带来物质利益，使人在尘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们眼里仍然至为重要，它高于快乐，高于温饱。但伟大的思想却使人苦恼了。“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恼，而没有思想的人却活得始终很愉快。”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类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族。他们一是区别于不去想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区别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动家。与第一种人的区别可形象地见之于女仆那思泰莎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一段对话： “她是傻瓜不错，正象我一样。但是倘若你是个聪明人，你为什么象一只口袋样在这里躺着，一点也显不出聪明来呢？有一个时期你常常出去，你说是教小孩子。但是，你为什么现在什么事也不干呢？” “我在干……”拉思科里涅珂夫愁眉不展地勉强开口道。 “你在干什么？” “干工作……” “什么工作？” “我在思想。”他停了一会严肃地答道。 那思泰莎听了笑得直不起腰。她爱笑，只要有什么事情使她开心，她便可笑到出不了声，浑身又是颤又是抖，直到她觉得有些作呕了为止。 “你的思想使你赚了许多钱吗？”她终于能说出话来。 他们与第二种活动家的区别则可见之于一个一心只想往上爬，到处活动的神学生拉基金与阿辽沙的对话，拉斯金以自己的心思度量卡尔马佐夫兄弟：“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在这方面，米钦卡也有他的长处；他没有钱，却能娶她。是的，会娶她的！他会抛弃未婚妻，高贵有钱，上校的女儿，美貌无双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去娶那个市场议长、淫荡的粗人、老商人萨姆索诺夫以前的姘妇格鲁申卡。从这团乱麻里，真的会弄出刑事纠纷来的。你的胞兄伊凡就等着这个机会，好吃到甜头：得到他苦苦思慕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同时又弄到她的六万卢布嫁资。”而阿辽沙的回答则是：“伊凡的眼光要比这远大些。伊凡不会为了几万卢布受诱惑。伊凡追求的不是金钱，不是安静。他也许是在寻求苦难。……他的脑子着了迷。他有重大的思想问题没能解决。他是不需要百万家私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 拉基金只能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他人的动机，他只能想到这些，只能这样解释，而这种解释也不全错，问题是还有些更高的东西是他没有看到的，而如果始终没有一种思考的反省精神进入其心，他将永远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他也因此就难于预料和理解后来米卡的甘愿含冤受罚和伊凡的自首和发疯。总之，与安于其分的普通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思想者就已经是少数了，如果再把那些确有坚强意志和巨大才能，不安其分、不择手段的活动者或野心家剔除出去，他们就更其是少数了。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虽然普希金笔下的阿乐哥是少数，奥涅金是少数，“只要有些'优秀分子’，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安的人，就足以使其余的绝大多数因为他们而不得安宁了。”他们都暗暗怀着某种伟大的孤独的痛苦，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他们，而他们自身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他们甚至不断地在和自己争论，毫不计较功利和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不会在社会上产生效果，包括产生负面的后果。 这些思想不仅不能给思想者带来好处，甚至可说是极其伤人的。常常还是致人死命的。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看见死亡，总是看见谋杀和自杀，思想真是要命的东西。《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情节上都是围绕着几个谋杀的刑事案件展开，《白痴》的最后结局也是死亡，也是一个谋杀案件。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几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与永恒、道德与上帝的问题上苦斗，令人感觉就像是一种垂死的挣扎。他们在难以破晓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诱使他们自己去杀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诱使他人去杀人（伊凡），然而，他们在伤人的时候也伤到了自己。拉思科里涅珂夫与米卡接受了不仅刑事的惩罚，更受到自己心灵的惩罚；梅诗金重新回到“白痴”状态；沙托夫被杀；斯塔夫罗金自杀；伊凡·卡拉马佐夫精神失常。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自杀者的名单：《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连《罪与罚》中的司维特里喀罗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也自杀了，他们的自杀并不止是畏惧刑事的惩罚；《白痴》中的伊波利特、《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荒唐人”也试图自杀。 这样一种只求真理、不计功利，不计成败、不惜性命的气质似乎更多地为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人所具有。其它在俄罗斯西方或者东方的民族，当时或者因为过于发展，或者因为不够发展，似乎都没有以强烈的民族性表现出这种气质。而这样一种思想者的气质又特别地为一部分俄罗斯贵族的后胄所具有，《少年》的主人公如此谈论作为贵族私生子自己的及其父亲的思想： 评论这样的人应该有别于其他的人，让他们永远这样过日子吧；这决不是不象样；相反地，假如他们安份守己，或者一般地说，变得和普通的人一样，那倒是不象样了。他对贵族的赞美，还有他“我要死为贵族”这句话一点儿没有使我发窘，我知道他是个怎样的贵族；他是个这样的人，愿意献出一切，做个争取人人享有政治权利和起着主导作用、主张“思想调和”的俄罗斯思想的提倡者，虽然这一切，也就是“思想调和”，甚至是无稽之谈（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有一点毕竟是好的，那就是他一生崇拜思想，而不崇拜愚蠢的小金牛。天哪！我在构思我的“思想”的时候，我，我本人难道崇拜过小金牛，难道我当时是以金钱为目的的吗？我敢发誓，我需要的只是思想！ 当然，贵族已成余孽，从其他阶层中涌现的思考和反省型知识分子也马上要被精英中的活动家挤到一边，这种境况是相当令人绝望的。即便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渴望思想和真理的民族中，这些思想者在人群中也仍然是处于极少数。精英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少数，而思想的精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而由于他们的无力、无暇，或者不屑于行动，他们还可能常常是处在这少数居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中的下层，是“统治者阶层中的被统治者”。他们也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从普希金起就开始愈来愈多地见诸形象的“多余人”范畴，他们在日后急剧转变的年代将更加显得“多余”，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时代数量也就会愈来愈少，以至他们常常自称为“最后的莫希干人”，就象《罗亭》中列日尼奥夫对罗亭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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