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将通过有关历史资料、回忆、研究等，向大家展示和说明云南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的有关情况，完整而真实地还原胜利堂的历史。 主要资料均来自于我父亲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和回忆、有关档案记载等，特别是1943年8月制作并保存的《昆明市中山纪念堂应征图案影集》，清晰地说明胜利堂的筹建过程。 让大家对这一国家级重点历史文物有全面、准确和更深的了解，并可纠正以往一些误传和错误说法。 我的父亲沈长泰，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南京，1933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蔡元培于1928年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先在图案系学习，后改为建筑系。艺专的教师都是特聘外国教授、留欧回国教授，如校长林风眠、中国画大家潘天寿、雕塑家刘开渠等，曾出过法国艺术院终生院士赵无极、朱德群，国内知名的有董希文、吴冠中等大家。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父亲随学校辗转迁徙来到昆明，于1939年6月在昆明毕业，经当时的校长腾固推荐，入职昆明市政府工务局，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城建管理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2月24日云南和平解放，3月2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成立，原昆明市公务局改名为昆明市建设局，我父亲作为旧政府起义人员留用，工作性质和内容不变。 之后，随着新中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我父亲虽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工作却始终没离开过城市规划、管理和建筑设计。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6年在他72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5岁时被昆明市委组织部任命为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高级建筑师。 至2000年5月满86岁逝世时，我父亲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昆明城市建设发展60年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说起胜利堂，昆明人并不陌生，现在全称为“抗战胜利纪念堂”，位于昆明市老城中心区，光华街中段北侧，云瑞东路和云瑞西路之间，占地28.12亩，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  该建筑修建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以砖木结构为主，并受到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营建司绘制的“中山堂制式图案”的规范要求影响，以传统中式琉璃瓦大屋顶风格为主，坐北朝南成工字形，白石围栏、彩画梁坊、斗拱飞檐，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格。 同时吸收西式建筑的门窗和弧形阳台等设计，结构新颖严谨，厅堂典雅。门厅后大礼堂，有楼厅及舞台和电影放映设备，1500余座位；礼堂门厅两侧楼上楼下是多种功能的会议室；舞台后面是一排二层楼房，分别是会议休息室、演出的化妆室、卫生间等用房。 在主建筑之后是一排工作人员宿舍及后勤设施用房。整体建筑庄严雄伟、美观实用，建成后当时的云南省临时参议会曾使用过。 解放以来又进行了多次修葺，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的2005年前后按全国重点文物进行的大修，在保留原设计外观的同时，以钢筋混泥土和钢梁架替代已腐朽的木梁柱，使建筑变得安全和利于长期维护。 改革开放后，胜利堂曾是云南省的政治中心，系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其礼堂前广场宽阔，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屹立。花园树木葱茏，四季常青，环境宜人。   胜利堂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地处昆明市老城中心地带，南临光华街，北靠人民中路，两侧为云瑞东路和云瑞西路，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占地面积28.12亩。原址为明代黔国公沐氏之国公府。 明时云南虽设巡抚，但各地土司只服从沐氏，政令皆自沐氏出。国公府前有甬道，即今甬道街，横街的光华街两端有东西二辕门。甬道街两廊各有36住所，云南全省72大姓土司子弟在此值班，实为人质暂住之地。 清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清政府在云南昆明兴建三大衙门，其中最大者为总督署，管辖云贵。总督署以沐氏之国公府改建而成，东邻文庙街海天阁巷，西接沙朗巷，南面光华巷，北抵民生街。 总督署内建有公堂、露台、花圃。嘉庆年间，总督阮元又建造石亭，其西则有演武场、碧鸡台等。清废土司子弟值班制度，而甬道、辕门仍旧保留。此时甬道街多有打制“羊皮金”（金箔）的作坊，还有“麻乡约”组织，承办全省邮政、轿夫、抬柩等。甬道街南有景星街，原为“粮道街”，与正义路和福照街相通，因清代政府粮道衙门的正门开在此街而得名。 相传“重九起义”时天空出现景星、瑞云等吉兆，为与原接正义路至护国路之间的“登仕街”改“庆云街”相对应，粮道街同时改名为“景星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昆革命党人在士兵中加紧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时任总督李经羲在总督署内外修筑工事，并下令逮捕革命党人。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昆明革命党人首先在北校场起义，李经羲调马标团守城，士兵却反戈一击，参加起义。昆明城内陆军讲武堂的学生打开城门，迎接义军入城。接着，时为连长的朱德受命率部参加攻打总督署。总督李经羲夜晚挖墙洞，携家眷逃出藏匿，义军顺利攻下总督署。随后，五华山和军械局也先后被攻克，“重九起义”成功。 此后，云南都督府设于五华山，清总督署则改为优级师范学堂暨省立师范，后为云瑞中学，此地又称“云瑞公园”。取“云瑞”之名，皆因紧临正义路的“天开云瑞、地靖坤维”牌坊而得名，此牌坊又称“三牌坊”。 最早动议的说法。据陈秀峰考证，当时的云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发出动议：为“以申景仰，而资纪念”龙云之功绩，建议在风景优美的云瑞公园内（清代云贵总督衙门旧址）建一座“志公堂”（龙云字“志舟”）。 我父亲的回忆。据我父亲回忆：当时最初的动议是决定建一座“志公堂”，但在最终则改为了“中山纪念堂”，这其中原因还需要查证。从当时情况分析，因正值抗战艰难时期，云南既是后方，也是滇西抗战的前方。作为一省之主的龙云，此时如同意为自己建“志公堂”，且不说资金从何而来，蒋介石早就对他心存不满，可能引发的后果我想龙云是深知的，就是有建的想法也不会选择此时，且龙云此时深知滇西抗战正进入反攻阶段，为确保抗战胜利要做的事还多。而云南作为边疆省份，经济发展滞后，始终没有大型公共建筑作为集会场所。同时，云南的“重九起义”是较早拥护孙中山和保卫民国的省份之一，并在之后率先举旗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起了“护国运动”，功勋卓著。要想表现对共和的忠诚、对孙中山先生遗志的继承和缅怀之情，建中山纪念堂则顺理成章。 我父亲说：因当时“中山纪念堂”建在昆明，故具体工作落实在市政府工务局。为便于社会筹资，在公开的招标文件上改为了建“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募捐则更有号召力。 历史文件。下面是我父亲所保存胜利堂1943年面向全国招标文件中的文字内容。全文摘出，从中可了解当时政府筹建的意图： 昆明市政府新建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 征求工程图案办法 胜利堂招标原因和投标情况 据我父亲回忆：胜利堂的设计和招标方式，与1943年民国内政部颁布的“全国公私建筑制式图案”（由内政部管建司设计绘制）的规定有关，中标的李骅建筑师设计时也参考了“中山堂制式图”。内政部要求各地营建大型公共建筑应采取招标方式。 云南正好在此时决定兴建“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按内政部要求进行全国招标自然顺理成章，设计者还有可参照的制式图。 此时因抗战期间，大半个中国省市被日寇占领，大批建筑人才都流向国统区，云南通过招标方式可好中选优，何乐而不为！ 从公布标书到截止的35天内，我父亲在日记中回忆：“在限期内共收到了近二十个应征方案，其中很多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多数质量较高。经过多次公开展览与评议，选定并批准了按李华建筑师的方案。” 我父亲也参与了所在市工务局的投标，设计者是工务局长唐英（复旦建筑系毕业，后留学德国），绘图者是我父亲（设计图上有我父亲的签名），虽仅获第九名，但仍是投标的参与者。 事实证明，选定的方案不负众望，建成后确实成为昆明最大、最知名的近现代建筑，只是因受当时条件限制，建筑材料按招标要求“以能在本市就地采购者为限”，而本地则缺乏质量较高的钢材水泥，资金也紧，整个建筑不得不以砖木建材为主，导致以后的维护成本较高。
胜利堂什么时候开始动工 按昆明市政府招标公告的截止日期为1943年8月15日止，给投标人初步设计、测算、绘图的时间总共只有35天，时间非常紧。再经公开展示、反复评选、听取意见到最终决策，此过程最快也得一个半月，也就说要在当年11月以后才能确定用哪个方案。 确定方案后建设方需落实资金和承建商，建筑师则还需按要求进行修改并绘制鸟瞰图、透视图、立面图及大量施工图（约数百幅）；施工方也得进行大量前期备料等准备，正式开工时间最快也要在1944年一季度内。 胜利堂什么时候竣工 现在，许多记载都是1946年落成或1946年1月落成，我父亲在1980年填写技术干部履历表“担任过的主要技术工作”中明确写到“胜利堂在1946年内主体工程建成”，即大礼堂土建工程基本完工，但整个工程并未完工。如指竣工，即全部工程结束可开放使用，肯定不准确。 我父亲一直负有此项工程的监管职责，在施工期间常到现场了解情况，且当时我父亲就租住在离工地很近的正义路五华坊。 从我父亲保存离胜利堂建成最近时间的照片看（即我父母带大姐、二姐去尚未竣工的胜利堂时所拍，见前文），我父亲在照片上写明了拍摄于1947年，我二姐生于1946年11月12 日，此时年龄应约半岁，照片准确的拍摄时间应在1947年5月左右。从照片中还可看到，此时内部装修、特别是舞台、大厅、楼厅等还在施工，座椅尚未安装，室外园艺也待施工。 由此可见，胜利堂真正竣工并能使用最快也应在1947年下半年，南大门上“抗战胜利堂”名称的悬挂也应在此时。 1991年我父亲参与了胜利堂翻修加固改造工程，竣工后所获纪念册中由省人大常委会所写的工程简介第一句话“人民胜利堂1947年建成”已有明确界定。 我父亲在日记中还记录了1951年时请有关专家去研究安装胜利堂室内音响设备的事，可见此时后续工作还在完善中。 换言之，由于此项工程是当时我市最大的、也是抗战时全省最大的公共建筑工程，大量石材的雕刻不说，仅中式传统大屋顶的施工难度就很大，加上斗拱的彩绘、内部舞台和楼厅要满足演出、放映电影及灯光、音响、消防等的装修，标准要求高，压力大，困难多，如在1944年一季度内开工，按当时条件，无论如何也难以在1946年1月竣工，而要能投入使用，周围的道路、水电等配套设施还需同步完成才行，故在1947年下半年内竣工更符合实际。 为什么没建入门牌坊“中山门” 按当时市政府的招标公告，兴建的是“中央公园中山纪念堂”等建筑，招标公告的“设计范围”中第一条就明确要设计“中央公园进口牌坊”，而且选定李骅建筑师的方案中包括了两座可选择的牌坊式样。 我父亲回忆：“当时选定的牌坊图样是获得第二名的梁衍建筑师所设计的式样。”但是，胜利堂却无进门前的牌坊，为什么？ 因云南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滇军在著名的台儿庄等战役中取得辉煌战绩；云南各族人民用血汗和生命修筑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期间外援物资运输的大动脉；修建了若干军用飞机场作为驼峰航线的飞机维修与培训基地和抗战时重要的空军基地；云南的兵工厂和其他工业，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支援前线；滇西抗战军队和人民的不屈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些，都是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故在中山纪念堂建成后，为缅怀抗战时牺牲的军民、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正式定名为“抗战胜利堂”。 1949年12月卢汉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3月初在胜利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南下干部与昆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解放军领导与云南地下党和边纵领导讲话核心是外来的和地方的干部要搞好关系，“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共同建设新中国。1950年12月经云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抗战胜利堂”正式改名为“人民胜利堂”。 胜利堂，1983年3月成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18日成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胜利堂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其原名'抗战胜利堂'更能准确地体现胜利堂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本身的真实内涵，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后经省委同意改回“抗战胜利堂”。 “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地下展厅 有的回忆文章说：“在胜利堂内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事解放初就有动议，云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原准备建在近日公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改建在人民胜利堂公园内，并在胜利堂内广场中央埋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石。” 在昆明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事，我父亲曾参与过多次研究，并曾绘制过多次设计草图，当时主要争议的是地点选择。胜利堂虽位置极佳，但不够开阔，大型的纪念活动伸展不开，候选的多个地点也因各种原因始终下不了决心而拖延下来。一直到1994年省委才下决心在胜利堂修建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决定在纪念碑下建云南革命历史展览馆，以弥补胜利堂平面空间的不足。 1995年2月24日，省里在胜利堂内举行了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从此抗战胜利纪念堂也成为纪念和缅怀云南为新中国诞生而做出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地方。 胜利堂历年的管理部门 由于涉及胜利堂的管理部门在不同文章中有不同的表述，有省有市、有政府部门也有人大常委会，现将各阶段的主管单位加以说明，避免误解。 解放前已无法考证，因实际建成时间是1947年，而此时内战正酣，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按当时情况应由市政府或下属部门管理，也有说由云南省参议会使用。 解放后的1950年12月改称“人民胜利堂”，由省人民委员会（即省政府）管理使用。 1979年按中央规定，各省成立人大常务委员会作为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为便于我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省委决定人民胜利堂交由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管理，并从此成为云南省的政治活动中心，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主要会议都在此举行。 由于“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设有地下展厅，省委党史研究室也负有对展出内容更新和维护的职责。2018年5月，根据云南省省级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安排，胜利堂的隶属关系划转到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胜利堂，1983年3月成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18日成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省文物局同时负有监管职能；2015年8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2019年3月经省文博管理部门认定并挂牌设点胜利纪念堂博物馆。 1997年4月省委、省政府公布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0年5月共青团中央公布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2005年1月省政府公布为云南省国防教育基地。 编后语
沈长泰老先生坚持记笔记，写了50年，留下60本工作生活日志，包括在参加胜利堂修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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