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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办的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第五届Attending医师大会上，著名颌面整形外科专家、台湾长庚纪念医院决策委员会名誉主委陈昱瑞教授，著名血液病学家、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医师领导者的风范、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医学人文与医患关系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本期，我们将这些专家演讲的精彩内容分享给读者。 很多人问我，什么是医学人文，我想用韩启德院士的一句话来解释：医学人文就是医学这辆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片。如果一辆汽车的安全性有保障，它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制动系统和方向控制系统，否则发动机的马力越强劲，对人类的破坏力越强。 医学人文与医患关系有密切的关联。每个医务人员要以弱者的最大利益来做出决策，病人至上是医学伦理学的金标准。 这几年，我一直在给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规培医生讲授医学人文课程。我曾给他们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你是一个外科医生，你今天心脏很不舒服，眼前这台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绝大多数人说不做，我说不对，其实回答做与不做都是错的。 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说，医学的第一特质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是可能性的艺术，所以做医生，所有决策的前提是看病人的情况。 如果是一个急诊病人，你今晚值夜班，必须冲进手术室，因为病人至上。但如果是一个择期手术病人，你应该取消今天的手术，同样因为病人至上。没有一个病人会说，没事，您坚持一下做了吧，质量差点无所谓。 我把医院分成两类，一类医院手术室晚上6点就关闭，不再做择期手术；还有一些医院手术室晚上10点还在做择期手术。我相信，如果我们给自己的父母安排择期手术，绝不会安排到晚上10点。如果这样给病人做手术，很明显违反了传统价值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很喜欢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你能做到不做什么。医学推崇保守主义，反对激进，少做就是多做。但是，这些年，大家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越做越多，以至于容易出现问题。 2017年，《日内瓦宣言》进行了第八次修改。这是全世界医学界的圣经。在无影灯下，谁可以监督医生的手？只有医生自己。医生必须要有自省的能力，如果医生整天认为自己很好，是容易犯错误的。自省要省什么？ 我从《日内瓦宣言》里选出了两句话。 第一句：“我将给予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应有的尊重和感激之情。”宣言通篇没有病人这个单词，通篇都用“我的老师”来指代病人，怀揣感恩之心。 我们的年轻医生出门诊时还从椅子上站起来吗？还会像令我们尊敬的医学界前辈般把病人送到诊室门口吗？我在北大医学部当了整整20年老师，从没有坐着讲过一节课，因为我得尊重我的职业，尊重学生。 第二句：“我将重视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能力，以提供最高水平的医疗。”医生累了，要学会说不，要学会让别人帮助自己。 奥斯勒说，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往往因为三个敌人给搞砸：第一个是傲慢。傲慢会让你和病人的关系非常糟糕。 我想送给医生三句话，请在临床工作中当口头禅使用。 第一句就是：谢谢。医生告别病人，不要再说再见，应该发自内心地说一句，谢谢。我们不应该只向捐献器官的病人鞠躬，而要对所有逝去的病人，深深地鞠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老师。 张孝骞先生的听诊器被他自己截短了一段，越短听得越清楚，但是医生却很不方便，给病人听诊，需要俯下身子。这就叫病人至上。 我去很多医院调研，问他们病床间为什么不装隔帘，装了的为什么不拉上？护士说，拉什么，还得走过去掀开看。护士在以谁的最大利益来做出决策？不是病人，是自己。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伟大的医生Patch Adams（帕奇·亚当斯）改变了整个美国医学的走向，让欧美医学从生物医学快速迭代到现代医学，也叫全人医学。西方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医生，在1989年拍了部电影叫《心灵点滴》。 影片的最后提出了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医务人员行医的目的是什么？医务人员最大的敌人是谁？医务人员最重要的本领是什么？正是这三个问题带来了西方医学范式的革命。 我们需要理解病人的需求，不仅仅是医疗的需求，还包括社会、心理的需求。 ★ 当我们把帮助病人作为行医的目的，我们就可以战胜奥斯勒说的医患关系的第二个敌人——冷漠。如果你整天看血液科的病人，就容易漠视病人的痛苦。请大家战胜冷漠，见到病人，别老问哪里不舒服，多说有什么我能帮您。这是我想对医生说的第二句话。 每年有上万名儿童因抗生素使用不当而失聪。我好朋友的女儿因为过度使用抗菌药物双目失明。如果这是你的女儿，你认为赔偿多少钱可以解决？我做医疗律师十几年，不再做了，因为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无论官司是什么结果，医患都是受害者。我在北医常说，我不想培养出能打赢官司的医生，我要培养出永远不当被告的医生。 奥斯特说，医患关系的第三个敌人是贪婪。医学伦理学有一个原则叫不伤害。医生滥用权力，就会给病人造成伤害。知识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可能会被滥用、被寻租。 ★ 我想对医生说的第三句话：病人好，我才好。我们可能终有一天会沦为病床上的病人。 西方有一句法谚：帮助和保护那些弱者，就是在帮助和保护今后的自己。 谈到医生的职业精神，很多人就谈收入，这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提出辞职，立刻有人替代他的工作岗位。严格地讲，这个人的收入是不低的。在我国，真正不好招到医生的是全科医生所在的医院。所以，中国医院最弱的是全科。我们的改革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障体系，英国、德国、法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障体制。1个美国医生的收入相当于3个法国医生、2个德国医生、2.3个英国医生、13个墨西哥医生的收入。 现在，北京的人均工资水平刚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和美国医生比较收入，是不对的。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收入，是医生找到幸福感必须想通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未来的医师节，医生和病人一起过。正如原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所说：没有病人，医生将一无所有。 作者：王岳，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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