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习中医，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六十多年的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情意最深的有两位前辈。他们是定边县两位名医：党淑和，苗子信两位先生。
党淑和先生，陕北米脂县人，与国军名将杜聿明为同乡同时代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系。文坛巨匠邓拓，吴含，廖沫沙均为其北大同学。苗子信先生，定边县姬塬乡人。书香门第，世代业医，行善济世，民望浮众。两位先生都是五十多岁的前辈，同在定边县医院中医科应诊。我和他们都在一间较大的门诊室上班。那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们一行数人都从西安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定边县工作。他们大部分被派到基层医院。只有我被留在了县医院工作。俩人都是中等身材，清瘦而有精神，和蔼可亲的面容，行止端庄大方，谈吐有儒家风雅。身边总有许多患者恭候应诊。人们称他们为：“党先生”，“苗先生。”党先生面前病人稍多一点。也有人私下议论道：“他们要是治不好了，我们就死而无怨了。”他们接诊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讲的医学术语也和我不一样。医风医术甚为感人。我和他们的言谈中知道了许多不同的概念。我听见的第一位古代医圣是：“张仲景。”和他的名著：“伤寒杂病论”。最先听见的几个古代汤头是：桂枝汤，大小青龙汤，归脾汤。第一次听见他们提到：“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这两部经典。还有什么丸，散，膏，丹，针灸，按摩，食疗，养生等中医术语，使我耳目一新。原来他们根本非同于一般“花儿匠”（即会种牛痘的先生）的水平。在学校时，我是全校的“三好学生”。可是现在身处塞外，缺医少药，信息闭塞的县城，把老师们教授的本领全都运用上了，还是力不从心。晚上在煤油灯下翻阅课堂笔记和参考书籍。忽然想起了语文老师（中医先生）张志益先生的教诲：“不懂中医的医生难长久”。我是个爱学习的人。面对现实，我绝心改弦更张再学中医。我向二位前辈表白了心迹。他们十分高兴几乎异口同声道：“我们这个医院里还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想学中医的青年人。”从此，在我心中把他们尊为导师。我经常向他们请教。我一直把他们称为：“党大夫，苗大夫”。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把西医称“大夫”却把中医叫“医生”。同室执业，为何两种对待。我很注意观察他们的医风。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不同看法：苗先生常说：“祖传”，“医圣”，“圣人的药方不可轻易改动。”一次，我和党老对话时，他言道：“难能可贵，没有什么祖传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科学无坦途。有志者，事竟成。”他反问道：“张仲景的祖先是什么名医？扁鹊，华佗的先人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从未听过的豪言壮语。令人振奋，发人深思。“要入门得几年？”我问道。党老语重心长的看着我，继续讲述道：“你已经有了西医的基础和功底，再学中医要比我当初容易多了。中西两道，异曲同工。西医来自实验室，有现代科技手段佐诊。但他们注重局部，依赖实验微观，认病有机械唯物论之偏激。而中医因历史条件所限，是一门实践经验集叠的学科，论病多注重宏观。所谓理，法，方，药。一线联贯。有人说中医不科学是错误的。科学不科学在医学界是依临床疗效和养生保健的效应来衡量的。”他又反问道：“不科学的东西能存在发展几千年吗？”他又问我：“你说说，什么叫病啊？” 他目光深邃，微笑的望着我。我没料到，面前这位前辈如此高深莫测，方觉自己浅薄。真有：开发童朦，仙人指路的幸运。中医学原来如此深奥。他们的水平决不亚于我的西医老师们。至于什么叫病，这一简单的问题着实把我给问住了。我的老师们谁也没有给“病”下过个定义。又过了三，四年，我终于在黄帝内经和名医李东桓的著作里找到了答案。“人之所苦谓之病”。这是东桓对内经理论的引申和发挥。往后的几十年里经常听到医生对患者说道：“你没病，因为各项检查，化验都是阴性。”而此等医生中未必没有教授，专家和中医。当我问到关于自学中医的具体步骤时，他说：“入门既不难，登堂入室皆在乎人。”他又说：“艺道无极，纵然穷毕生之精力也难以万全。入门之后可择其善者而潜心留意，亦够用一生矣。”当我问及怎么入门，先学什么时，老先生毫无保留的说道：“看来你是个有志之仕了。”他言道：“自学之道，不外两步。一是经方派；二是时方派（即验方派）。所谓经方派者，先自经典起步，选读经文，通晓医理。而后阅读伤寒杂病，本草汤液。再及临床科目。进一步明达师承流派，旁收杂录，博采众方，集思广益，方可运用自如。几十年之后自成一家，也未可知。“ “这样学习，以经典理论为基础指导临床。则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理，法，方，药一线连贯。根基稳思路清。你始终都是个“明医”。但是，这条路艰难而漫长，是一生中呕心沥血的事。所谓少壮功夫老始成。名医大家莫不如此。“当我问及第二路时，他说：“那就是时方派（验方派）之路。不读经书，从单方，验方入手，或投师于某人，或从杂志，医案中求取捷经，热蒸现卖，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实属旁门左道，终无发展前途。搞不好就是个“庸医”。有志者，不可取。正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二十多年之后我又去定边。遇见了一位当年的老同事，他自学中医26年多，言谈中他却不知道张仲景是何许人，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的预言。党先生一番高论使我心胸豁然开朗。我从未领教过如此高人指点。他一派学者风度，思路清晰，指点迷津，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在他的指点下我暗下决心，自学中医。他建议我不妨先读一读“中医学概论”。先对中医有个初步了解。于是我从其言，开始了这艰难的第一步。这些议论引发了我的深思和忧虑。过了几天，我去找闫学孔院长(兼书记)。如实的反映了我的思想和自学中医的打算。他听了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爱学习，爱钻研，你的想法很对，要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不向老中医学向谁学？还要尊重师傅。他们的历史问题与你无关。你不必顾虑，好好学。“闫院长的话使我如释重负。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话都在激励我的信心。我在县医院里经常利用诊余时间聆听他的讲述。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那是1958年秋季在全院的业务学习会上听他讲述“黄帝内经“的经文。他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我听得入神，全神贯注的记录着笔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他说，这一段话就是阴阳学说的纲领。我听得似懂非懂。什么阴阳转化，邪正胜衰，寒暑更迭，物极必反。大至宇宙，小至耗末。远至春秋，近至身边，乃至万物生灵，生老病死，养生保健的大道理。把复杂的疾病诊治，演变及预后，用经文高度概括，又用通俗的语言，解析的生动活泼。我从未听过如此高雅，渊博的论述。我似乎感到中医的阴阳的五行学说，是在论证宇宙的起源，天体的运动，阴阳的普遍性，可分割性和现代的分子论，原子，电子科学理论之间有许多共同性。把一件看病的事从天说到地，从古谈到今。完全不同于西医的思维模式。在论及诊法，治则时他说：“不外四诊八钢，辩证论治两句话。“他进一步解释道：”四诊（望，闻，问，切）中，首重望诊（这一点和西医相通）。望诊中首重望神。讲到神，他说：“此神绝非鬼神之神，实乃正气也。”“心为神之主，目为神之窍，色为神之现。眼神及面色极其重要。神之存亡，决生断死。”故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即是指洞察神色于微乎之间。在讲述八纲的主要含意时他说：“简言之”，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临床表现。最后把复杂的病机概括为阴，阳两种属性。用于指导诊断，治疗。并特别强调了虚，实的概念。经云：“精气夺则虚，邪气盛则实。” 在讲到治疗时他说：“要先明白治疗的大纲大法原则，次辩具体治法。中医治病的法则无非是扶正，祛邪两个方面。在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中均有论述。经云：“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 “虚则補之，实则泻之，寒则热之，热则寒之，坚者削之，不胜攻伐者，中州取之。““权衡主次，灵活掌握。最终目的是：平衡阴阳，恢复或重建脏腑功能。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目的。具体运用时，应切合病人的病情，人情，参以天时，地理，运势，境遇等因素，并兼顾标本缓急情况而后遣方用药，以观后效。遣方用药就是开处方。一张处方就是一个医生全部知识（经验）的体现。以上这一系列的检查，思维，处治就叫做辩证论治。或理，法，方，药一线连贯。党先生讲课时思维清晰，逻辑严谨，不看讲稿。他的目光时时扫视着我。因为我是全场唯一记录笔记的人。他的演讲措词十分精炼，含意高度概括。我把他的讲话笔录保存了十几年。后来我在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都找到了原文。多是一字不差。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我第一次见到针灸治疗也是党先生在1958年门诊工作中，他见我看的很用心，便微微一笑道：“毫针微微刺，针下有神功”。党，苗二位恩师都是经方派名医。只是党先生学历出众。他的古文，哲学，历史的功底非常人所比。所以他思路宽广，临机多变，不守陈规。在“伤寒”领域里游刃有余，在“杂病”治疗中得心应手。他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在书法，诗词，棋艺等方面也颇有特色。有一年，省卫生厅厅长李锦伦来陕北访问，一天他在定边路过时，听见党先生给县卫校学生讲课，甚为惊奇。当即表示，要把此人带到西安给省中医学院讲课。当他听到身边的人说到他的政治历史背景时，长叹一声：“可惜这人才了。”又一次，欧洲国家一个代表团路过定边时参观了一些景观，党先生被推荐前去充当翻译。事后，那些外国人十分惊讶“你们这里竟然有这么好的外语翻译”。当他们知道他是一名中医时，一再称赞他：“了不起。”在书法诗词方面，当时县上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很少，党先生和照相馆的两人的书法最为人们称道。他老家在定边城南乡村里，业医三世，自承家技。我后来在他的家门口工作过。多听前辈们评说：苗家是清末大户人家，出过武举，参与过镇压回民造反的战争。苗先生是弟兄三人中的老三。人称“苗三先生。“他们弟兄都是当地久负名望的名医。以行善而得人心。苗先生经历坎坷，自由刻苦钻研岐黄之道。他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陈修园的汤头歌诀等背的烂熟。对仲景言必称”圣人。“也最崇拜陈修园。临床医疗中最擅长妇科杂病。我最早听见他提到的一些汤头是在1958年。如归脾汤，四物汤，六味地黄汤，桂枝汤，建中汤，甘麦大枣汤等等。不过和党先生不同的是他比较拘泥，用药较少变通。他说：“圣人的方子不可轻变。“ 这也和他的政治背景有极大关系。他的学术只是家传。在那个年代这也是很不容易了。又因为家庭出身诸多因素，使他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又体弱多病。后来回乡休养，不久就病逝了。
作者简介：李自安，西安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西安医学院后支援大西北，先后在我县人民院，白泥井，姬塬，杨井医院工作。八十年代初调回西安。六十余年中医临床工作中诊疗患者三十万人次。深受国外友人赞赏。现为西安培华大学中医药研究院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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