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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是魏文侯时期的宰相，他一手把魏国推上了“三晋”的首强之位。正是李悝，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变法时代”，奠基了魏国的百年霸业。  1、魏国局势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三卿”为诸侯。魏卿魏斯摇身一变，从晋国的执政大臣正卿一跃为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三卿分晋”时赵国最强，韩国最弱，魏国属于“老二”。魏国夹在赵国与韩国之间，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陕西东部、河北南部。魏国的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南面是楚国，东南是韩国，西部是秦国，典型的“四战之地”。 “四战之地”属于地缘政治上的“危局”，很容易遭受周边强国的“群殴”。因此魏国要想不被吞噬，就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要发展自身“拳头变硬”，二是要寻找盟友“避免被群殴”。“三卿分晋”之前，最强大的诸侯国是晋国，其次是楚国，然后是越国、齐国与秦国。晋国一分为三后，如果“三晋”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依旧可以像当初晋国那样“吊打”周边任何强国。但如果“三晋”出现内讧，则很容易被其他强国各个击破。这种联盟对于地处“四战之地”的魏国尤其重要，“三晋联盟”对魏国而言不是关系霸业而是关系生死。好在“三卿分晋”初期，“三晋”处于蜜月期，魏文侯也就可以心无旁骛“苦练内功”，这就有了变法图强的李悝变法。 李悝被魏文侯赏识，也是因为“贵人相助”，这位贵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卜子夏。 卜子夏，名商，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尊称卜子。这位“大牛”不仅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他还培养了知名弟子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也对卜子夏执弟子之礼。孔子一直想做“帝王师”而不可得，没想到他的弟子卜子夏竟然成了儒家第一位“帝王师”，而且是霸主魏文侯的“帝王师”。 有了李悝与卜子夏的这层关系，李悝当然被“学兄”魏文侯魏斯从抗击秦军的前线提拔起来，把整个国家政务托付给他。看来一个人再有本事，也需要人脉资源，这才能被赏识被信任。李悝也不负众望，开始魏国的“顶层设计”。 2、李悝变法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所谓“淫民”，就是指“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贵族及其子弟。李悝摆明了“论功行赏”，那些没有功劳的旧贵族要被剥夺爵位与俸禄，转而封赏给有功之臣，招揽天下贤能之士。这是我国最早的“绩效考核”制度，没有贡献就没有封赏，当然激发“有劳”与“有功”的人为国效力。魏国以功授禄、赏罚分明的用人之策，以吸引四方之士入魏出仕。这项改革举措推出之后，吴起、翟璜、乐羊、西门豹等等人才纷纷到来，奠定了魏国成了战国初期霸主的人才基础。 李悝压制了“世袭贵族”的地位，让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特权利益受到严重削弱。当初晋国“六卿”其实就是一大批“世袭贵族”垄断着军政要职，从而最后反噬国君。李悝变法从打击“世袭贵族”入手，也是为了巩固君权避免魏国重蹈晋国的覆辙。 李悝在经济上推广“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方针，鼓舞农人精耕细作，增强收入，国家在丰收年以平价采购余粮，欠收年以平价售出，稳定粮价；建议同时耕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李悝时代，铁器逐渐在东周普及，农业生产力水平也随之大大提高。此时，单个农户家庭已经能够独立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工作。因此，适应形势发展，李悝果断将魏国土地私有化到了单个农户家庭。《汉书·食货志》提及李悝变法，就有“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的记载。可见，李悝变法已经把魏国土地私有化到单个农户家庭。李悝的“以沟恤为墟”，就顺应土地私有化的大势，废除了田地疆界限制，鼓励农民去积极开拓新土地，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鼓励农耕，甚至减轻农业赋税而增加商业赋税，刺激了魏国农业的发展。平抑物价的采购余粮政策与平价售粮政策，这其实是当初孔门弟子子贡致富的做法，李悝则是把这种低价购买评价倾销变成“国家经营”。此举不仅稳定了物价，也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手中有粮，心里不慌”，魏国有能力支撑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 李悝真正流传千古的，则是他颁布了《法经》。《法经》分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由魏文侯颁布实施，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法经》共有六篇，包含“盗法”、“贼法”、“囚法”、“扑法”、“杂法”、“具法”等等。所谓“盗法”，是惩诫盗取、抢劫财物行为的法律；“贼法”，是惩诫毁法叛乱、行凶杀人等等罪行的法律；“囚法”、“扑法”，是有关劾捕盗贼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其它犯罪行为的法律，包含淫禁（禁止夫有二妻及妻子出轨）、狡禁（禁止盗窃符玺及妄议国家法令）、城禁（禁止穿越城墙）、嬉禁（禁止博戏）、金禁（禁止官员贪污）、禁止逾制（禁止逾越礼制）等等；“具法”，是根据特殊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 《法经》涉及内容极其广泛，远胜于春秋时代列国之法。更为难得的是，在制定法律时李悝还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陋规，下至平民、上至卿大夫甚至是太子犯法都有相应的惩罚办法。比如，“杂法”中有规定禁止参与赌博，凡参与博戏之人要处以罚金。如果是太子参与博戏，则要处以笞刑（即竹鞭打）；如果再犯，则加重笞刑的力度；两次笞刑后如果还不改，就要改立太子了。这部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开山鼻祖，此后的《秦律》《汉律》乃至《大明律》《大清律》，都受到它的影响。如果说拿破仑因为法国《民法典》而不朽，李悝则因为《法经》而不朽。 李悝还在军事上提出了建立职业化军队，后来发展为魏国“武卒”制度，曾在马陵之战前令战国诸侯闻风丧胆。当然，真正把武卒制度发扬光大的，则是李悝的“学弟”吴起，创造了碾压列强的军事奇迹。既然魏国处于军事强国环绕之中，那么魏国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能够避免被其他军事强国入侵，还能不断对外扩张。 李悝变法的思想内容，后来成为各国变法效仿的对象。李悝变法直接推动了魏国的全面繁荣，短期内实现了富国强兵，在“三晋”中逐渐反超强大的赵国，成为“三晋”的“带头大哥”。只是魏文侯对这位魏国富强的“总设计师”没有太高的封赏，比起后来秦孝公封赏商鞅，似乎薄情寡义了一些。但也许正是这种“薄情寡义”，避免了李悝变法成功后成为旧贵族发泄不满的牺牲品，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3、文侯霸业最初赵国想联合魏国吞并韩国，两家平分韩国，结果被魏国拒绝。然后是韩国想联合魏国吞并赵国，两家平分赵国，也被魏国拒绝。魏文侯担心的是赵国与韩国联合进攻魏国，那才是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因此必须苦苦支撑保持着“三晋联盟”。赵国、韩国一开始对魏国的“不合作”极为怨恨，但后来听说魏国拒绝了联合另一家进攻自己，都对魏国表示感激。 当时赵国军事力量最强，魏国最富庶，韩国兵器最精良。如果“三晋”内讧，则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被周边强国趁机吞并。不要说赵国吞并不了魏国，魏国也消灭不了赵国，即使侥幸赵国吞并了魏国或者魏国吞并了赵国，那也是元气大伤，旁边虎视眈眈的秦国、齐国乃至楚国岂能坐视不管？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晋楚争霸就势同水火。公元前627年殽之战后，“秦晋之好”就成了“秦晋世仇”。公元前548年晋出公寻求齐国支援讨伐“四卿”后，齐国就与晋国战争不断。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威胁，赵魏韩“三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魏文侯向赵、韩说明了自己对三家发展的想法。晋地被山带河，比较封闭，身处其中的赵、魏、韩只有赵国向外伸出了代和邯郸两个触角，但由于身后韩、魏的威胁，赵国也无力通过这两个触角继续向外扩张。赵、魏、韩三国紧邻，必须要和平相处，如果内斗，就会被拖在三晋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谁都无法发展。赵、魏、韩只有联合起来向外扩张才有出路。 赵魏韩“三晋”开始“抱团取暖”，背靠背对外扩张。北方的赵国北上进攻中山国，南方的韩国南下进攻郑国，西面的魏国则向西进攻秦国。晋国当年一直采取保守政策，满足于维持中原地区的霸业。但“三晋”时代，赵魏韩却走向了“分向扩张”道路。可惜“三晋”不能集中力量例如先帮韩国消灭郑国，再帮赵国消灭中山，再帮魏国消灭秦国，而是“各自为战”，这也导致“三晋”的力量远不如当初的晋国，也就为后来“三晋”都被秦国所灭埋下了祸根。 早在“三卿分晋”前的公元前419年，魏军就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筑城，构筑进攻秦国的军事据点。秦军对魏军的入侵进行了反击。经过几番较量，渡河的魏军占住了少梁这个重要的军事据点。秦军一面围攻少梁的魏军，一面在黄河沿岸建造防御工事，阻止更多的魏军渡河。魏相翟璜向魏卿魏斯推荐了卫国人吴起，魏斯对吴起的指挥才能很欣赏，任命吴起为魏军攻击秦国的主将。吴起上任后，魏、秦在西河的僵持局面很快被打破，魏军节节胜利。 公元前413年，吴起率领魏军在西河战场战胜秦军，冲破秦军西河防线。吴起直扑秦国，进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郑（今陕西省华县），秦国举国震怖。如果吴起攻破郑，进入渭河平原，就等于控制了秦国的粮仓，而且渭河平原还是秦国的兵员基地。渭河平原无险可守，吴起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兵临秦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秦国就会有灭国的危险。吴起攻秦的目的是灭秦，这让秦人十分恐惧。秦简公一方面调集重兵防守郑，一方面派遣使者请齐、楚出兵攻击魏国，以减轻秦国的压力。齐宣公和楚简王见魏国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攻秦，便向魏国的几块飞地进攻，连连得手。魏文侯对于齐、楚对魏国东方飞地的进攻，没有理睬，督促吴起继续攻秦。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魏国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吴起指挥渡河的魏军对秦国在西河地区（今陕西洛河、黄河与渭河间的大片三角洲）的军事据点进行清除，陆续占领了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王城（今陕西大荔）、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等城。 公元前408年，魏军完全占据了西河地区，魏国的领土大大扩张。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斯在此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连河以北）。魏军又占领了函谷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控制了秦国与中原沟通的黄金通道。秦国被压迫在洛水以西，沿洛水西岸构筑防御工事。魏斯在洛水的东岸修筑了一条长城，南端越过渭水与阴晋相连，北端到达雕阴城（今陕西省甘泉县道镇）以西。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80年，使秦国不得与中原交通，魏国独擅关东之利，利用地理上的垄断地位，控制秦国同中原的交流，从中攫取暴利，秦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魏国却越来越富。 在得到西河这一大片土地后，魏军不仅解决了秦军的威胁，辖区人多地少的困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西河为魏斯提供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同时还为魏斯提供了兵员和粮食。西河得失，直接关系到后来秦国与魏国势力的此消彼长。直到商鞅变法后秦国才趁着魏国在马陵之战被齐国击败精兵损失殆尽，这才重新夺取西河地区。 赵国在赵献侯后期，国力开始衰败，中山对赵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赵献侯死后，赵烈侯即位，中山对赵国的攻势更猛了。此时魏国国力已经超过赵国，赵国向魏国求救。魏文侯虽同意帮助赵国消灭中山，但是要赵国以智地（今山西省永济市虞乡西北）作为魏国攻打中山的回报，赵烈侯同意了。智地位于魏国本土的北部，是赵襄子当年压在魏国头顶上的一块大石头。经过不断的努力，魏文侯终于解决了这块多年的心病。 韩国在向南发展攻击郑国的进程并不顺利，郑国在楚国和宋国的帮助下，屡次击败韩国。韩景侯也开始寻求魏国的帮助。公元前408年，魏斯在解决了西河战事后，便开始进攻中山。应韩景侯的请求，魏国帮助韩国攻击宋国，以便于韩国向东发展。魏国的势力延伸到了黄河以南。 中山与魏国并不搭界，中间隔着赵国。在名将乐羊的率领下，魏军越过赵国攻击中山。中山是白狄族后裔建立的国家，此前由于赵襄子夺取了代郡，代郡与邯郸对中山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中山很紧张。赵襄子死后，赵献侯没有保持住对中山的压力，被中山反击得手。赵烈侯接手赵国时，正是中山在对赵战争中节节胜利之际。在乐羊的出色指挥下，训练有素的魏军苦战三年，在公元前406年终于攻破了中山国，解除了中山国对赵国的威胁。 中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国，但中山国人不服，叛乱时有发生，中山的局势仍然很动荡。魏文侯让能力超群的太子击来治理中山国。魏文侯把中山国的灵寿（今河北平山）封给了攻破中山国的功臣乐羊，派乐羊率部驻守中山国。魏文侯任命李悝为中山国相，辅佐太子击治理中山国。在太子击、李悝、乐羊的努力下，中山国的局势逐渐稳定了。 公元前405年，齐相田悼子去世，执掌齐国政权的田氏家族发生内乱。田会占据廪丘（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北），请求赵国收留，赵烈侯同意了。廪丘与赵国并不相连，中间隔着卫国。在田会投赵前，齐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卫国，并已经控制了以廪丘为据点的这一大片土地。田会投赵，并不是以廪丘这一个城池，还包括廪丘附近为齐国控制的这一大片卫国的土地。这一片土地，与濮阳和馆陶都很近，商业价值极大。结果，赵国收留田会、占据廪丘的行为，引起了田悼子的接班人田和的强烈不满，田和命田布率军进攻赵国，赵军不利。于是，赵烈侯便请魏文侯和韩景侯出兵相助。赵、魏、韩联军与齐军大战一场，杀死齐军3万人，并且获取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公元前404年，赵、魏、韩联军大举进攻齐国，一直攻到了齐国的长城，田和被迫割地求和。赵、魏、韩在与齐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大片的土地。魏文侯为了使新得到的齐国土地与此前占领的河内陆区相连，便攻占了卫国朝歌附近的几座城市。 由于赵、魏、韩向黄河南岸发展，进攻郑国和宋国，与一直想要控制郑国和宋国的楚国发生了利益冲突。于是，三晋与楚国发生多次激战，楚国被三晋连续击败，中原土地连丧，魏国则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魏国占领的齐地与朝歌地区相连后，魏国在漳水与黄河之间就有了一大片土地，对突入卫地的赵国都城中牟（今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一带）威胁极大。赵烈侯虽然对魏文侯对赵国的压迫很不满，但由于此时魏国十分强大，魏文侯又巧言令色，打着三晋联合发展的旗号，因此赵烈侯还没有与魏国决裂的勇气。魏文侯的三晋联合实际上是以魏国为中心，拉拢韩国，借着联合发展的机会削弱赵国。 魏文侯打着驱逐齐国在卫国势力的旗号，将齐、赵一直争夺的漳水南岸地划入魏国的势力范围，赵国在漳南经营多年的辛苦白费了。魏文侯顶在漳水向南最突出的部位，设立了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邺县的设立，使赵国南进中原的战略构想遭到了迎头一击。赵都中牟的前方是朝歌，东方是汤阴，都是魏国的重要军事据点。中牟的西方是太行山，无发展的空间。邺设在中牟的身后，使本来就突入卫地的中牟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孤立，十分危险，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邺顶在了赵国南进中原的战略基地邯郸的正南方，迎头拦住了邯郸的南进去路。 魏文侯的发展，一方面巩固了魏国的霸业，魏国俨然是晋国的“国际法”继承者；另一方面则得罪了周边的秦国、楚国、齐国，甚至与赵国的矛盾也在滋生。一旦魏国外交政策出现失误，魏国就很容易陷入“群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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