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爨宝子碑 东晋爨（cuàn）宝子的墓碑。立于晋安帝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 40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 30 余里的扬旗田。咸丰二年（1852）时，将碑移至城内诸葛武侯祠，1937 年再移至曲靖中学。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通高 1.83 米，宽 0.68 米，厚 0.21 米。碑首作半圆形，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5 行 15 字。碑文共 13 行，行 7～30 字，全碑共 400 字。除题名末行最后一字缺损外，其余都清晰可辨。碑文内容主要叙述爨宝子的家世及其治绩。爨氏是汉末至唐代中期著名的“南中大姓”之一，建宁（今曲靖地区）、晋宁（今滇池地区）两郡，是爨氏管辖的中心地区。碑称宝子为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县）人，以本郡人而官本郡太守，卒年 23 岁。碑文书体在隶楷之间，结字古朴峻峭，用笔方折，是研究中国书体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书法史上常将此碑称为小爨，与南朝爨龙颜碑并称为“二爨”。 （孙太初）   爨龙颜碑 南朝宋爨龙颜的墓碑。立于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相传碑旧在云南省河纳县西 30 里处，约在清嘉庆间迁到贞元堡，现存贞元堡小学内。1961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身高3.38 米，上宽 1.35 米，下宽 1.46 米，厚 0.25 米。碑首作半圆形，中刻“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6 行 24 字。上方浮雕朱雀、青龙、白虎，下方正中有穿，穿左右雕日、月，日中有乌，月中有蟾蜍。碑阳正书 24 行，行 45 字，全文共 904 字。碑阴刻职官题名 3列，共 313 字。 碑文叙述爨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后，受姓斑氏，汉末食邑于爨，因以为氏。远祖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子孙迁至四川，后又进入云南，为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县）人。爨氏为“南中大姓”之一，龙颜祖孙三代都在本州做官。龙颜历官建宁、晋宁二郡太守，宁州刺史，龙骧将军。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当时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机构组织的详细资料。题名官吏中，有许多宁州“大姓”，其籍贯为晋宁（今晋宁县）、朱提（今昭通县）、南广（今盐津县）、牂柯（今贵阳以东地区）、益宁（今昆明市）等郡，此外还有武昌（今湖北省夏口）、雁门（今山西省广武县）、弋阳（今河南省潢川县）、安上（今四川省屏山）等郡的人士，反映了南中地区和内陆的密切关系。碑文作者爨道庆。此碑书法雄强茂美，久为书法家所推重，书法史上称为“大爨”，与东晋的爨宝子碑并称为“二爨”。 （孙太初）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扩展： 爨龙颜碑周康林 原载 《中华书画家》 2013年第7期
碑阳：碑额23字，碑文共24行，行45字，全文共904字，漫漶不清者20余字。碑阴：官职题名3段，上段15行，中段37行，下段16行，行3至10字不等，共有313字，漫漶者9字。加监造和作文者署名的17字，全碑共计1234字。碑阳左边刻有清阮元、邱均恩、杨佩三跋及知州张浩建亭等字。 《爨龙颜碑》的全部文字，是叙述爨氏家族起源、发展及爨龙颜功绩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它弥补了正史的不足，特别是云南地方史，因而颇有研究的价值。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碑最早见于元李京《云南志略》（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六）。其后，明景泰《云南图经》有其传略—爨龙颜曾两次出仕中原朝廷，而且做过中央尚书省的机要官职，从举秀才，历主簿、治中、别驾，跻刺史之位。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下已著其目。据此，可知此碑在元明时已为人所知，但未大显于世。《爨龙颜碑》世有“阮元督滇始发现彰世”之说，正如前面所说，元代、明代均知有此碑，遗憾的是在云贵总督阮元之前，此碑没有得到识者的推重，也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故道光六年（1826）阮元赴陆良访碑，始发现此碑卧于荒阜上，他于是在碑后作跋，高度赞誉了大爨碑的价值。他写道：“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总督阮元。”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又于道光七年（1827），令知州建亭保护。阮文达公毕竟是个识者，并以其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在学术界的声望，经他提倡，许多学者文人竞相传拓考释，《爨龙颜碑》从此声名大振，确立了此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爨龙颜碑》碑文的记载上看得出，龙颜碑立于南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而龙颜实卒于立碑前12年，亦即刘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上推61年（碑文记述龙颜只活了61岁），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十一年（386）生。此碑自道光六年发现后，阮福收释文于《滇南古金石录》中，并大为赞扬：“……可叹刘宋、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竟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为刘宋以来录碑诸家所未见……”此论一出，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爨龙颜碑》在晚清书法界极受推崇。除阮元、阮福父子赞扬外，清嘉庆、道光年间，桂馥、张春田、陆耀、包世臣等题跋考释传拓，始流布海内，尔后考释题跋者凡30余家。大爨比小爨更接近楷书，这完全符合汉字演变递嬗的规律，也因大爨比小爨的时代晚50多年，由隶变楷的演化又进了一步。《爨龙颜碑》书法雄强茂美、参差有致、笔力遒劲、气势宏伟，就像刀斧击凿而成，方笔中兼用圆笔，仍有隶书笔意，其方笔又比64年后的《张猛龙碑》浑厚大方，其圆笔又比53年后的《郑文公碑》凝重挺拔。《爨龙颜碑》方圆兼备，交相为用。碑中的各种尖、圆、方平之“点”，有如高山坠石，千姿百态；勾趯含蓄丰满，横竖中截坚实如铁，两端方圆姿肆；撇捺在末端忍蓄出锋后又急收，峻利爽洒、洁净明快；横弯转角，方圆互成，正奇相济。总之，《爨龙颜碑》既“有天马腾空之劲”，也“有老僧补衲之沉静”。阮福认为“字体文采正，在楷隶之间，毕肖北魏各碑，实为六朝碑版之冠”；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并作诗赞曰：“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熟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康氏形容大爨风格时说：“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此乃对龙颜碑书法艺术的确评。清人范寿铭跋称：“龙颜碑立于大明二年，与后魏大安二年《嵩高灵庙碑》同时所立，南北两碑遥相耸峙。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盖由分入隶之始，开六朝唐宋无数法门。魏晋以还，此两碑实书法家之鼻祖矣。”由此可知，《爨龙颜碑》亦是研究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学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爨龙颜碑》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其文体性质属骈体文范畴。其叙事骈散结合，以散为主，骈句不少，用典精辟，完全秉承汉魏风韵。赵式铭跋：“班虽化爨，然故家文物犹有存者，《爨宝子碑》不知为谁手笔，《爨龙颜碑》则撰自爨道庆。犹想见班嗣伯之遗风，可想见班氏之南来，大有造于滇之文教也。”（《新篡云南通志·卷八十四·金石考四》）班氏在历史上以文史传家，汉季班氏食邑于“爨”地而改姓爨，其后人爨道庆作《爨龙颜碑》，大得班嗣伯嫡传，堪称滇文上品，碑墓文之绝唱。 《爨龙颜碑》除在书法和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史实： 第一，它是云南少数民族形成的实物见证。说明爨氏当时的显赫地位，几代人都是滇东和滇池地区的最大统治者，是在西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屯戍的汉族移民中发展起来，经过世代定居，基本上“夷化”了的豪族大姓（可见汉夷民族相互融合历史久远）。
《爨龙颜碑》碑石 第二，它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实物见证。说明爨氏的家世：爨出于班，班源于郢楚，而楚、班、爨都是颛顼、祝融一系的后裔。爨先是迁入四川，又流入云南，证明大姓中汉人成份居多，而且是由中原地区迁入的，不是本地的土著民族。
《爨龙颜碑》碑石局部 第三，它是云南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关系的实物见证。爨氏家族虽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委任，但又不受制于中央王朝的管辖。正如《南齐书》中所说：“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形成了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统治格局。 第四，它是云南地方文化形成的实物见证。爨氏族群从它的渊源关系可以看出它遗传基因优良、血统高贵，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作为文化传播的活动载体，从中原来到云南把优秀的中华汉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进行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吸取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由多种文化元素高度融合而成的共同体—爨文化。由此可见在将近二千年前，云南部分地区的文化水平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闭塞落后。中原文化与云南地域环境的长期融和，产生了《爨龙颜碑》这样的书法丰碑，当在情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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